 王莽（剧照） 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举措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关联，王莽经济法制改革也不例外。自汉文帝以来，汉代的商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商业资本就进入活跃期。商人兼并农民而使农民流亡的现象开始日益增多，当时豪族大贾经营工商业，采矿、煮盐、冶铁，大都使用奴隶劳动。到了武帝时，商业资本更为发达，土地兼并之风，也随朝代推进而日甚。 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地现象突出，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选择离开居住地，或者沦为地主的奴婢，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由于劳动力不足的原因，而使治下土地大量闲置，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从而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各地起义活动频频爆发，社会处于不稳定之中。人心思变，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王莽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开始推进经济法制改革。  汉代农民耕作图（画像石） 一、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内容及命运 关于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原因和内容，见《汉书·王莽传中》的一段记 载。始建国元年，王莽下诏曰：
这就是著名的“王田诏”。“王田诏”的核心内容是禁止买卖田宅奴婢，其灵魂是均贫富，抑兼并。“王田诏”的出台，不是偶然的。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抑制兼并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武帝时董仲舒提议“限民名田”，未被采纳；主父偃则建议“徙天下豪杰并兼之家茂陵”，被朝廷落实。之后，昭、宣、成帝时都有徙富豪于皇陵的记载。到哀帝时，曾有限田宅奴婢之议，遭到搁置。“王田诏”中“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的出台，是“限民名田”、限田宅奴婢的继续；而禁止买卖田宅，则是前朝土地兼并屡抑而不可得后，王莽采取的最彻底的措施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王田诏”之前，王莽就对土地过度兼并引起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出过反应。据《汉书·平帝纪》载：
 汉代渔猎图（画像砖） 安汉公即是王莽。又据《汉书·王莽传上》：“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公卿皆慕效焉。”由此可知，元始二年向贫民捐献田宅的活动，是王莽带的头。这是王莽对于土地兼并采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显然，这种措施不可能有大的作用。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可见，王莽对于土地兼并采取的第二次行动，是“令天下公田口井”。其内容是什么，则不得而知。 “王田诏”是王莽对于土地兼并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动，显示出王莽是真诚地想彻底解决土地过度兼并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禁止买卖土地，不能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交给伟大的时间去解决了。汉哀帝时曾议限奴婢，而王莽的“王田诏”禁止买卖奴婢。按王莽的理念，称卖人妻子为“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有进步意义的。尤其是当时能这样做，更是难能可贵。它深刻影响了东汉初年的法律制度，至汉光武帝时屡诏免奴。 “王田诏”颁布后，在实践中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坐买卖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于是三年后，始建国四年，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弊......”  新莽：金匮直万（金） 王莽知道民众怨恨他的土地改革，所以作出退让，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这样，禁止买卖田宅奴婢的法律改革彻底失败。然而王莽并不甘心失败，天凤四年，“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惩罚拥有奴婢的富豪。钱穆先生在评价王莽的“王田诏”时说：“今世所倡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诸说，莽已见及，此诏用意甚是。”而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则给了八个字的评价：“动欲慕古，不度时宜。”班固的评价在当时是中肯的，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评价则过于简单了。 二、货币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及命运 王莽在位的十余年间，总共进行了四次货币制度变革，可谓频繁。第一次货币制度的改革在王莽居摄二年五月，内容是铸造大钱、契刀和错刀，与五铢钱四品并行。史称：“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所谓“一直五千”、“一直五百”、“一直五十”，指的都是值五铢钱的数额。至于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有两个版本。据《汉书·食货志下》，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乃更造货币”。而据《汉书·王莽传中》，王莽曰：
从王莽的自白可以看出，王莽自己认为，这次币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行金刀之利，以辅汉安刘。在改革货币的同时，“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这是对民众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两年以后，始建国元年，王莽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法律制度的改革，罢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史称：“乃更作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为二品并行。”为了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对于此次货币改革的原因，见《汉书·王莽传中》，王莽曰：
原来，王莽认为“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给他以天下，而汉王朝气数已尽，罢错刀、契刀可以顺应天心，快百姓意。在这次币制改革中，王莽政府碰到极大的阻力，史称：
 新莽：契刀五百 王莽于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下诏：“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王莽的第二次货币法律制度的改革，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民众在改革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仅仅一年以后，王莽又进行了第三次货币法律制度的改革。始建国二年，王莽政府造宝货五品，实行宝货制。为什么又要改呢？据《汉书·王莽传中》，王莽下诏曰：“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原来王莽认为，宝货制的推行可以“用便而民乐”。 宝货制实行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众私下里则以五铢钱交易，王莽下诏：“敢非井田、携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夷以御魑魅。”宝货制实行后，盗铸钱者不可禁，王莽加大了打击盗铸钱的力度，“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以连坐法打击盗铸金钱，必然伤及无辜，打击面过宽了。而没入为奴婢，则违背了王莽自己“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信念。 虽然王莽采取了不少措施推行其宝货制度，但是难以改变它的失败命运。因为宝货制过于复杂，所以百姓不愿遵行宝货。王莽无奈，只好下令“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始建国五年，由于犯挟铜者多，始建国元年颁布的禁民不得挟铜炭的法律也被废除。  新莽：一刀平五千 第四次币制改革的内容，是改大小钱为货泉、货布二品并行。货布一枚值货泉二十五枚，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原来的大钱五十与货泉等值。六年以后，停止使用。同时，“复审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但结果非常清楚，“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国家从中掠夺了大量的民财。这次币制改革，将第三次币制改革时“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的规定，改为“伍人知不发举者，与同罪，没入为官奴婢”。《汉书·食货志下》对盗铸钱的法律制裁及其执行情况作了概括：“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由于犯法者多，罚不胜罚，法律制裁被迫减轻：
执行情况又如何呢？据《汉书·王莽传下》载：
真是一幅生动而悲惨的人间活剧。钱穆先生评价王莽的币制改革为“始终扰民一大端也”在人们深信汉五铢钱的形势下，王莽八年间四改货币，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王莽频繁的币制改革，在实践中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三、工商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及命运 王莽工商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六筦制度。关于六筦的立法目的，体现于王莽的两次诏令。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曰：
这个诏令说得很明确，六筦的目的在于“齐众庶，抑并兼”。天凤四年，王莽再次下诏：
 新莽青铜衡杆 此次诏令解释，国家实施六筦，可以使普通百姓免于富商大贾之剥削，减轻贫苦百姓的负担，从而达到“齐众庶，抑并兼”的目的。根据天凤四年诏令，“六筦”是指由国家垄断，经营管理盐、铁、酒、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布铜冶。筦盐、酒、铁、名山大泽、钱布铜冶，与汉武帝时相同，只不过武帝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王莽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 什么是五均赊贷制度呢？五均之名，见于《周书·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王莽对它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始建国二年，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实行五均。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称京市，西市称畿市；称洛阳中市，其余四城市分别为东、西、南、北市。各城市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司市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市场，据《汉书·食货志下》：
 河北邢台龙华村“王莽陵”碑头 可见，司市的主要职责，第一是评定物价，称为“市平”；第二是收滞货；第三是物价上涨过市平一钱时，平价卖出商品。五均制度的设计，是通过平抑物价而“齐众庶，抑并兼”，是有利于百姓的。 五均制度里有钱府的设置，钱府的主要职责是赊贷。据《汉书·食货志下》：
除六筦制度外，王莽还实行了一些奇特的税收制度。据《汉书·食货志下》：
对田不耕、宅不树艺、浮游无事之人进行征税，寓禁于征。王莽的六筦制度，实际执行的又如何呢？史称：“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可见，六筦制度由于所用非人，奸吏猾民交相侵民，因而成为扰民之政。  刘秀（剧照） 天凤五年，大司马司允费兴谓王莽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王莽怒，免兴官。王莽一再拒谏饰非，使他坐失纠正六筦制度弊端的时机。地皇三年，王莽看见天下溃叛，感觉镇压力不从心，“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然而已经太晚了，由于各地造反风起云涌，这次议论并未得到实施。地皇四年，王莽政权覆灭。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秦汉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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