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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豫北地区学校、书院等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当地文风得以兴盛，逐渐涌现出以大儒孙奇峰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礼仪秩序的中坚力量。而在豫北士绅群体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受孙奇峰宗族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当地的士绅群体也不断的进行着本宗族的构建与完善。关键词：明清；豫北地区；士绅群体；宗族构建 目前，学术界对于士绅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殊而重要群体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以区域为单位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士绅的具体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对士绅的研究，使得对士绅的研究更为的深化与细化。然而，就既有的士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还存在着空间上的不平衡。具体而言，当前的士绅研究还大多是对中国江南地区士绅与东南地区士绅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北方广大地区士绅的研究则寥若晨星。因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以豫北地区为研究区域，结合明清正史资料与豫北地方文献，对明清时期豫北士绅群体的兴起以及当地士绅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构建宗族的情况做一深入具体的研究，以期将对士绅阶层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一、豫北士绅群体的兴起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豫北地区学校、书院建设数量不断取得增长。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不仅使得当地文风兴盛，更重要的是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科举中第的文化精英。这批科举精英大多崛起于农家，经过从明初到明末本族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在当地成为书香门第，具备了家学渊源，这就为本族出现科举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末清初之际，由于皇权的鼎革，政权的交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动乱、经济萧条之后，当地新的文化精英，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迅速成长起来，完成了从效忠明王朝到效忠清王朝的转变，继续依靠科举考试，获取清王朝赋予的科举功名，使地方社会与新的王朝的关系得到建立，政治认同得以表达。明末清初时大儒孙奇逢在豫北百泉书院的讲学，大大促进了当地儒学的兴盛与传播。而豫北士绅群体的形成更是与孙奇峰的倡导与引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清初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定居，故世称夏峰先生，明末清初，朝廷曾11次征召其入仕为官，当其皆托辞不就，据此，世人又称其为“征君”。孙奇逢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北方学界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曾与黄宗羲齐名，时称“南黄北孙”。同时又在王夫之蛰居猺洞并不为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清初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定居，故世称夏峰先生，明末清初，朝廷曾11次征召其入仕为官，当其皆托辞不就，据此，世人又称其为“征君”。孙奇逢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北方学界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曾与黄宗羲齐名，时称“南黄北孙”。同时又在王夫之蛰居猺洞并不为世人所熟知时，孙奇逢与当时学者黄宗羲、李颙并称为“三大儒”。《清史稿·儒林传》中首列其传，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其独立列传，足见其在明清儒学史中的地位之高。当时豫北地区有不少儒家得以与孙奇逢探讨理学，增进学问。如据史料记载，新乡邑人刘源洁，为顺治辛丑（1661年）进士，潜心理学，“与孙征君钟元究谈性命之旨，后授富阳令，引疾致仕，一意教授生徒，前后出其门者数百人”。此外，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新乡邑人任文晔致仕后也与奇逢探讨学问，史载文晔“归里端方自持，与征君钟元孙公讲论河洛奥旨，主文坛”。奇逢还与新乡望族郭氏宗族族人关系密切。其与郭湸之子士标为莫逆之交，二人谈道论学，互为欣赏。在李振裕撰写的《中水郭公墓志铭》中记载道：“公素志圣贤之学。自从参政公（即其父郭湸，笔者注）在陕，虽军旅倥偬，时暇则相与议论经史，质疑问难不少休。既绝意进取，乃益肆力于学问。家居日取五经诸子，下逮宋儒语录，沉潜反复，究厥指归，择其纯粹者，纂而录之，都为一集。会容城孙征君奇逢侨寓苏门。公出所学相正。征君一见倾服，议论往复，多所符契。始共虽力学不倦，犹自以无所师承，未敢坚信不疑。及是乃益涣然无所惑。”从文中可知，士标通过与奇逢的交流请教，不仅增进了学问，而且加深了二人的友谊。明朝中后期以来，豫北地区不仅学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友谊的培养，还有更为突出的是，当地学者们通过师承、同窗关系而将彼此联系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士人势力。据史载，卫辉府邑人武资文，“万历间以岁贡任阳武训导，历许州学正、凤阳府教授，老于经师，学行醇笃”，因此“一时从游者多所成就”，新乡郭氏的郭淐就出其门；还有邑人赵时英，也因其学问“方正温醇”，“慕从游如周一栋、张缙彦，皆得其传”。而郭淐、张缙彦、周一栋等人在明末皆参加科举并高中进士，誉满当地。豫北地区，在授徒育人方面最有成就者当属清初讲学于辉县百泉的大儒孙奇逢。由于近水楼台的缘故，清初豫北地区有名气的士人举子大多出其门。其中新乡紧邻辉县，其受奇逢理学影响也最深。蓬池吴宪儒在为新邑郭遇熙著《粤归日记》所作序言当中言道：“郭夫子（即遇熙）为古鄘世家，于书无所不读，而又从夏峰孙征君先生游，于身心性命之旨有深契焉，其积也厚，其流也光。”其中就豫北地区，在授徒育人方面最有成就者当属清初讲学于辉县百泉的大儒孙奇逢。由于近水楼台的缘故，清初豫北地区有名气的士人举子大多出其门。其中新乡紧邻辉县，其受奇逢理学影响也最深。蓬池吴宪儒在为新邑郭遇熙著《粤归日记》所作序言当中言道：“郭夫子（即遇熙）为古鄘世家，于书无所不读，而又从夏峰孙征君先生游，于身心性命之旨有深契焉，其积也厚，其流也光。”其中就谈到了遇熙以奇逢为师，在学问上深有所得。在郭遇熙之弟迓熙去世后，崇明黄振风为其撰写的《郭愚谷墓表》中也专门追忆了迓熙当年追随夏峰征君求学之事，其文曰：“（迓熙）粹精性理之学，努探经史，手自纂述以藏名山。容城孙征君先生卜居夏峰，先生首师事焉。与同门汤潜庵、崔定斋、耿逸庵朝夕讲学，以五伦为实地而体验于服食器用之间。”文中详细记述了迓熙师从奇逢同各同窗讲学论道的情况。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安阳邑人张凤台，对明末清初时新乡士人求学于征君奇逢的盛况曾有专门的描述，其言曰：“新乡向多儒宿。明清之际，孙夏峰讲学苏门，中州士大夫负笈而从学者，以新乡为最，如七郭（骙臣、骏臣、治化、景晖、承休、景旸、琰）、三张（琰、璘、欲翕）、二段（廷琯、四知）、二刘（若武、慈云）以及尚威如、杜晋卿、杨泰征、孙瓒绪诸公，皆先后执贽于夏峰之门。以故阰鄘之间，历数十年而絃诵不绝，犹自乡贤之遗风焉。”从张的言论中可以知道，新乡县当时有名的文人士大夫，如新乡郭氏的骏臣（即遇熙，骏臣乃其字）、骙臣（即迓熙）以及张氏的欲翕均曾拜奇逢为师，他们不仅以此增进学问，更会因此使得自己的交游面大大扩展，对扩大自己在当地的影响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新乡县如此，豫北其它各县情况也与之类似。在汲县，清初当地有拔贡生名麻实茂，就曾拜奇逢为师。据记载其“敦孝友，睦宗族”，“尝从夏峰孙征君，讲求洛闽之学”。在获嘉县，获嘉望族族人贺仲轼之孙振能也曾位列奇逢师门，在振能所著文集《窥园稿》中，振能在与同窗好友遇熙、迓熙以及其他学友的信函之中，曾屡次追忆到其求学于征君先生的往事。从中可以看出，振能不仅在性理之学中造诣大增，而且同新乡郭氏之遇熙、迓熙以及奇逢之子望雅等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豫北士人除了凭借同窗、师承相互结交外，通过缔结两姓婚姻、形成姻戚关系，也是密切士人之间关系、扩大名声的绝好选择。孙奇逢就曾与新乡郭氏缔结了“百年之好”。郭遇熙长子培祉，“读书别有领会，孙夏峰一见器之，曰：此克家向贤也”，因此奇逢决定与之“爰结姻焉”，将孙氏之女许之。新乡望族张氏与郭氏也曾结为姻亲。明末清初，张氏张缙彦之女曾许配给郭氏郭士标之子迓熙，虽然最终由于缙彦之女早殇，两姓婚姻未能结成，但从中仍可看出，张、郭两姓为扩大相互影响而作出的努力。从明朝后期开始，豫北文人之间结社立会现象普遍。这为当地士人之间的交流、唱和提供了一个相当便捷的平台。学者何宗美对明朝文人结社现象有专题研究。根据何的研究，明朝文人结社在有明一代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明末的天启、崇祯时期的文人结社达到了至高峰，从地域上看，明朝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及沿海地区文人结社最为活跃。豫北地区地处中部，直到明末时期文人结社才普遍兴起，但当地文人结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明末新乡张氏张缙彦之兄缝彦就曾结社，以结交当地文友，谈诗论文。刘正宗在《文学张公暨配合葬墓志铭》中言道：“缝彦卜居茹岗，构啸风亭，放情诗酒。与邑中文学数人结莲社相倡和，为诗法少陵，风格遒上。”很显然，缝彦立莲社，根据何宗美在其研究中按结社宗旨和活动内容来分类，属于谈诗论文类型的结社。明末新乡张氏张缙彦之兄缝彦就曾结社，以结交当地文友，谈诗论文。刘正宗在《文学张公暨配合葬墓志铭》中言道：“缝彦卜居茹岗，构啸风亭，放情诗酒。与邑中文学数人结莲社相倡和，为诗法少陵，风格遒上。”很显然，缝彦立莲社，根据何宗美在其研究中按结社宗旨和活动内容来分类，属于谈诗论文类型的结社。到了清初大儒孙奇逢讲学苏门时期，奇逢凭借其名气与影响力，在当地创立了苏门会，以此与当地文人士大夫进行切磋交流。奇逢还为此专门撰写了《苏门会约》一文，以之规范与会成员的行为。为详细了解其苏门会的宗旨、活动等内容，兹将会约全文详于下：卫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灵而聚，地以人聚益灵。吾尝数人，地分两省，偶来借闲于境，遂而讬契于心。或素嗜烟霞，而鸿冥不下；或身经仕路，而鹤性难驯；或冷署优游，而－默探乎禅理；或灯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一觞一咏，聊适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岂难并驾，我辈猛自交修。非敢素食，用申盟好，会约四条，附列于后：友列五伦之一，以其辅仁也。所关甚重，夫岂容滥？与其交而后择，孰若择而后交？吾齐数人，虽日寻盟方始，然相闻相信已有素矣。今仿昔贤洛社、香山之意，为苏门之会，思善其乡，以先细民。为之约定交。礼与其奢也，宁俭。当此时，民穷财尽，到处皆然，况我辈离家失业者乎？五人一席，荤素六器，饭二，酒随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侬居常与亲友以此为则，事求可继，道贵相安。为之约崇俭。拒谏饰非，举世通病。试思大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是何等心肠。由衷达外，一毫无所矫饰。非告人以善与过之为难，而有以来人告之为难也。一分谦冲，一分长进；一分倨傲，一分堕落。为之约受善。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挟贵、挟长、挟贤以至于辞气颜色，必欲较量，故交甫合而旋离。侬自愧无闻，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诸公各有己，定不沾沾自多也。为之约忘己。交之鲜终，由于始焉不戒，我辈不可不慎之。每月两会，疏则情不洽，数则力难继，来不速，迟不候。亭午即集，烛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闻之主会者，或远宾初至暂尔入会，交从某人起，某宜亦先一日相闻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会不可轻合，既入会不可轻离，风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关，前说未竟，复为之跋。由以上会约观之，设立苏门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诗酒唱和、怡情自娱为主，是当地文人追求闲适、随意自如生活情趣的反映。但从奇逢制定了苏门会约来看，苏门会在当地属于规范性较强的社团组织。而由当时著名学者孙奇逢召集与主持苏门会，一方面会对豫北的结社立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孙奇逢以及当地入会文人，可以借助团体的氛围，更加有效的宣传其观念，传播其思由以上会约观之，设立苏门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诗酒唱和、怡情自娱为主，是当地文人追求闲适、随意自如生活情趣的反映。但从奇逢制定了苏门会约来看，苏门会在当地属于规范性较强的社团组织。而由当时著名学者孙奇逢召集与主持苏门会，一方面会对豫北的结社立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孙奇逢以及当地入会文人，可以借助团体的氛围，更加有效的宣传其观念，传播其思想，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与会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可增进相互交流，加强情感沟通，相互声援、援引，使自己在当地赢得崇高声誉。为进一步增进豫北地区文化精英之间的联系和扩大其在当地的影响，他们还经常凭借其在当地获得的政治、经济资源以及巨大声望，邀请当地其他名人，或为他人撰写传记、为其作品撰写序言以及为亲友们撰写墓志铭等文章。明末清初时，此种风气在当地异常盛行。最为突出的就是当地大儒孙奇逢，由于其在当地的特殊地位以及文坛中的巨大影响，他为豫北各县的许多名门望族的士人及其亲属撰写过传记。如奇逢为新乡郭氏中郭淐之继配撰写《贞靖夫人序》，以赞颂郭夫人守节五十余年的节烈之事。明末崇祯时期，逢甲申之变，闯王农民军攻至获嘉，获嘉贺氏之贺仲轼（字景瞻）率其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张氏共同殉死。奇逢闻之，撰文《贺公景瞻传》，以赞颂其“仗节殉义”。奇逢在当地利用其文章，以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兴仁倡义，推崇忠孝节义，化民导俗。而对于其他士人，甚至普通百姓而言，也以获得奇逢的推崇与赞颂为荣。当其时，豫北其他的文人士绅之间也互为凭借，相互为对方作品作序或为对方亲人撰写墓志铭。此类现象，在当地比比皆是，兹不赘言。二、豫北士绅宗族的构建上文所述豫北士绅群体在成为地方社会中礼仪秩序维护的中坚力量的同时，亦成为当地宗族构建的核心。科举是文人结交的重要纽带，尤其是尤其是由科举产生的进士群体在地域中的影响更是深远。学者王兴亚曾对河南各县进士数量进行过细致统计。根据其统计，仅就明清时期进士数量而言，本文所关注的豫北九县数量为：新乡县43人，汲县54人，辉县26人，获嘉县19人，封丘县21人，延津县28人，滑县38人，淇县7人，浚县29人。从王的统计结果看，明清时期豫北地区进士的出现有两个特点：其一，从时间段来看，豫北各县进士的大量产生时间大多出现在明朝中后期；其二，从豫北进士的构成来看，在豫北各县进士当中，有许多是出于同一宗族之中，即家学渊源对进士的产生影响很大。为了更好的说明以上两个特点，本文仅以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将本论文所知的明清时期具有亲缘关系、出于同一宗族的豫北各县进士作一具体考证，详列于下：表1 明清豫北卫辉府各县具有亲缘关系进士一览表有关上表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本文所关注的豫北九县当中，应当还会有其他来源于同一宗族的进士，但本文因暂无资料可查，故不录；第二，豫北地区，出于同一宗族的科举人才不仅只有取得进士功名者，更多的是获得低于进士功名的举人、贡生等，但由于这些人数量众多，几乎每个宗族都可制成一个表格，因篇幅有限，故仅录获取科举最高功名进士的士人。从上表可以看出，获取进士功名的士人大多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且在同族之中会连续出现。这些士人，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实现社会地位晋升的途径――科举制度，获取了封建国家的功名与身份，既表达了对朝廷的认同，又可以从国家中有效的获得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最大限度的提升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当地获得较高的权势与威望。科举的成功，为豫北地方社会造就了一批文人士大夫从上表可以看出，获取进士功名的士人大多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且在同族之中会连续出现。这些士人，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实现社会地位晋升的途径――科举制度，获取了封建国家的功名与身份，既表达了对朝廷的认同，又可以从国家中有效的获得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最大限度的提升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当地获得较高的权势与威望。科举的成功，为豫北地方社会造就了一批文人士大夫，他们迫切需要依照某种方式，既世代维系书香门第，维护自己与其后世的身份与地位不堕，又能够实现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对地方社会秩序进行符合儒家礼仪的整合与维护。宗族组织的适时出现，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文人士绅们的这种需要。上表中源于同一宗族的科举功名之士的连续出现正好可以说明此点。事实上，从笔者收集到的豫北族谱资料来看，在豫北地区，若宗族中出现有功名之士的时候，正是其开始修谱之时。如新乡郭氏，其第一次修谱是在明万历年间，由郭淐修撰的。获嘉贺氏也是类似，其第一次修谱是由万历年间的贺仲轼完成的。豫北地区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构建宗族，此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上文所提到的当地由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化精英们通过各种形式，相互唱和、交流进而感染密不可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豫北文人士大夫的相互交流达到了高潮，这成为了豫北宗族构建的文化基础。当然，不仅在上文所提到的增进学问方面，士子们在构建本族的宗族方面，也深受其师孙奇逢的影响，有的士子甚至是在孙奇逢的直接影响和指导下，得以进行本族的宗族建设。例如上文提到的新乡士子张琰、张璘兄弟，他们就是受到其师孙奇逢的影响，开始进行本族的宗族建设。在构建宗族的过程中，又直接得到的孙奇逢的赞扬与支持。康熙九年（1670年），张琰在《张氏世系记》中记载，张氏由于近来书香渐起，因此致力于修撰谱牒，但在“世系槁本粗成”后，“纂序之法，茫然莫宗”，于是在是年冬，“谒夏峰，孙夫子具以修谱是训，且出家谱规例以示大略。仿其谱而次第之”。张璘在《张氏世系序》中更为详细的讲述了张氏修谱过程：“迩因从游夏峰。孙夫子具以修谱请训。孙夫子云，谱法世系修明祀典，为人生第一急务。余所云十百千万之化，盖不在余，而在孙夫子矣。孙夫子一堂五世，祖孙父子兄弟，同爨者七十余口。一家之中，友爱至情，有既具既翕之风，有且儒且湛之乐。八十有九之叟，享齐顺之福，近世罕有。行将以谱一家者谱一国，进而谱天下谱万世。只在此一念，婉转而曲致之，宁有余蕴哉！”从张氏两兄弟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两兄弟所受孙奇逢影响之大，孙奇逢在张氏修谱中所起作用之大。在张氏谱牒修成之后，孙奇逢还专为《张氏族谱》撰写序文。为详细阐明孙奇逢在宗族构建方面对豫北地区的影响，兹记载全文如下：士大夫之家有谱，犹郡邑之有志，朝代之有史，万不可废也。记述先德君子，以为大报本之义焉，聊属后人君子以为垂燕翼之谋焉。修谱一事，仁人孝子，第一急务莫切于此。仁义知礼乐之实，总不外于事亲从兄，人人亲亲、长长而天下平。故语天德孝弟之外，无天德也；语王道孝弟之外，无王道也。尧舜唐虞时，一孝子悌弟而已矣。孔子春秋时，一孝子悌弟而已矣。尧舜可为孔子之心，至今在谓次孝弟之良，人不容泯耳。仲昭兄弟从子游，既翕之意，蔼然可掬，自述其先世山右之洪洞人，自明初号九老者，迁实中土，遂隶籍新乡之西南三十五里杏庄堡家焉。世业农桑，虽乏闻人而多隐德。近代以来，始业儒，一时在学宫者十五人。以闇而章用，晦而明天道，且然而况于人乎？予平生尝劝人修谱，故乐为之序。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季春 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季春 八十七叟孙奇逢书于苏门之兼山堂从文中可看出，当时大儒孙奇逢对在当地提倡儒家伦理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族谱的修撰，达到恢复儒家礼仪的目的。而孙奇逢为《张氏族谱》所作的序言以及其对张氏修谱所进行的支持，也必会起到榜样作用，极大的激励到豫北地区更大范围内士子们修撰谱牒，进行宗族构建活动。奇逢也曾专门为上文所提到与其交情莫逆的新乡郭氏第一次修撰的《郭氏族谱》撰写序言，文中既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字里行间中又显现出奇逢的宗族观，因而在此不惮其烦，将全文记录如下：余忆壬子与二同人读书，京师每搆一书，东君潜令记室录，公送所知参阅。已而知有苏门先生评，因往谒之，侧闻绪论。不意四十年后，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公望，称莫逆焉。乙未夏，留多景楼十日，读先生《绿竹园诗文》，悉其伟略，触目手泽。凡贻厥孙谋者，虑固深远也。故子若孙彬，郁英秀觉，四十年见面未罄之旨，犹可追溯德音懿范于四十年之后，复悉孟诸先生清贞亮节，为当世名贤。仁者有后，岂待问耶？公望虑先辈世系或湮，子孙枝繁有紊，且欲汇从前遗文教泽，而归于一，以寄如在之思。急思修明族谱，与余商定其规模次第。此可知公望矣。谱之义，事关仁孝，自道丧教衰，斯义不明，而兴孝兴弟，所以难耳。是举也，苏门先生旧有一编，公望继述其意而增益其未，备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关而善，此实启之君子，曰：公望所知重矣。百泉钓客孙奇逢题于鄘南之多景楼序言中，奇逢一方面表达了与新乡郭氏之间的深厚情谊，另一方面，也对郭氏创修族谱，“兴孝兴弟”恢复儒家礼仪，表示肯定与赞扬。 豫北士人之间的结交以及友谊的建立，除了扩大了士人群体的影响外，还会在宗族构建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例如新乡士人郭遇熙在给本邑王孟和所撰《王氏宗谱》所撰写的跋中，因看到王孟和所撰宗谱世系清晰、条例完备，而本族谱牒却并未续写，不禁感叹道：“因念人各有祖，祖各有宗。余家鄘邑，垂三百余年，历世数十，生聚数百，旧有小谱而不能续。今读王氏之谱，不禁汗浃焉。”在王孟和的感召和影响下，遇熙开始着手修纂本族族谱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族建设，并最终得以如愿完成。豫北士人群体之间的交游，对于豫北宗族的构建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最后还需一提的是，豫北地方文化精英们的大量诗文作品，也被积淀成为构建强宗大族的社会权势和地位声望的文化资源，使得他们获得了极高的个人学术声望。从表面上看，诗文集表现的只是纯学术的个人志趣，但在中国乡土社会，出于对文化的景仰与崇敬，这些诗文作品本身就是在积淀着建构地域社会声望权势的重要文化手段。豫北当地文人士大夫还专门撰写了一些关于指导宗族建设的书籍最后还需一提的是，豫北地方文化精英们的大量诗文作品，也被积淀成为构建强宗大族的社会权势和地位声望的文化资源，使得他们获得了极高的个人学术声望。从表面上看，诗文集表现的只是纯学术的个人志趣，但在中国乡土社会，出于对文化的景仰与崇敬，这些诗文作品本身就是在积淀着建构地域社会声望权势的重要文化手段。豫北当地文人士大夫还专门撰写了一些关于指导宗族建设的书籍与文章，例如，获嘉贺氏的贺仲轼就曾撰写《祠堂四世位次议》一书，用以对本族的祠堂祭祀等礼仪进行指导。三、结语自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豫北地区书院的兴盛，在豫北地区，凭借着师承、同门、姻亲以及科举同年等多种形式，豫北文人士绅之间频繁进行着交流与联系，并相互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豫北文人士绅们在当地的联系交往，如同在当地构建出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这标志着以孙奇峰为首的豫北士绅群体的崛起。与此同时，豫北地方社会文人士绅从事的学术研究以及围绕着学术研究而展开如文人结社等社交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在豫北地方社会中的声望地位，从而为构建地方宗族书香门第、名门望族的社会形象，积淀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本。一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豫北士绅群体在产生之后，在当地大儒孙奇逢的影响之下，为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向王朝政府表达认同，纷纷以宋代二程、朱熹的宗族理论为指导，开始在乡村中推行儒家礼仪，并构建其本人所属的宗族。同时，他们也会积极教化乡里，将宗族理论推行到民间社会，进而影响到普通大众，使宗族理论得以在民间传播并附诸实践。如此一来，豫北宗族的构建成为可能并逐渐转为现实，并在豫北地区日益发展，直至出现高潮。在过往的士绅研究中，学者们过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以黄宗羲、赵翼、戴震等为首的南方士绅上，对北方士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江南考据学知识群体异军突起，在“现代性”历史叙述方式下，以孙奇逢为首的夏峰北学受到了漠视、淡忘，丰富多彩的北方士绅场景更是淹没于广袤的历史原野之中，不复显现。通过本文对于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方士绅群体的论述可知，在中国区域社会史日益兴盛的今天，我们应从中国各地域不同的历史情境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当地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地方文献资料，在注意到各地域历史发展共性的同时，还应更加细致的注意到“地方性”历史的差异与不同，即关注到中国各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唯如此，才可能对处于宏观层面的中国大历史有着更加深刻的洞察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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