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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科举从隋唐起。但是却是在明朝发扬光大。科举制度是一项如何选拔人、选拔怎样的人的制度，以其自身的相对公正性和开放性，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选官制度，是明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且在社会身份相对固定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实现了社会成员流动的渠道，可以说为普通百姓开放了一条去往上层的通道，并且此举措与前代相比更趋于公平，也更大程度地维护了当权者的统治地位。 明代作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通过这一制度从社会各行各业广泛吸纳能人志士参与国家治理事务后，使得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天下人的求学热忱。如果能够回到明朝奔赴那场全民盛事，今天的我们又会经历怎样的人生之旅呢？  一、生员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吏的正途，生员（也就是秀才）是科举考试的起点。考生员的考试叫小考，寅、巳、申、亥之年为小考之年，小考分三次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全部合格，就成为生员。生员作为最低级的功名，标志着具有生员的士子开始正式成为“士”一阶层，开始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明代海瑞就写道：“见以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曰此某斋长也。人情重士如此，岂畏其畏力哉？” 州、府、县学的生员，虽然是最低等的功名，算不上有权势的人，由于“公论出于学校”的共识，同时以后会有身居高位的可能，因此具有不少特权。例如可以给官员直接写禀贴；见到官员可以不用下跪；犯罪，在革去功名之前，不会受刑，即使在有小过的时候，知县也没有惩罚的权力，只能交由教官；生员还可以免户内二丁差役。 对于大多数生员来说，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在地方上，生员可以去坐馆教书，廪膳生员国家还会每月发放补助，明初每人每月是米六斗至一石，在明代中后期，是一百二十两。生员在民间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最高的地位，在乡间常见有顶戴之人，多是生员，大家对他们的称呼，总是“先生”二字。有许多事情，必须要用秀才，例如结婚时候之伴郎，有钱的人家总会请两位生员。知县有公事下乡，陪县官起座之人，必须是生员，因为生员有顶戴。生员居家，可以改换门闾，这叫改换门庭，因为普通家庭房屋门是七尺，而生员家的是七尺三寸。  二、举人考取举人的考试称为乡试，乡试分省考试，以子、卯、午、酉年考试之年。中央派两名主考到每省监督考试。一共考三场，第一场三篇文章一首诗，第二场五经，第三场策中举之后，要拜师，会同年，会同门，还有刻朱卷。生员只要考中举人，便身价百倍，衣食无忧，亲戚朋友找上门来认亲。举人同生员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可以授官。 在明代前期，由于选拔人才的需要，举人一般都能有好的出路，授予的官职也较高，随之科举制的开展，应试的人的增多，加上社会上重视进士的风气，使得举人地位下降，最多授予教官。举人虽说不是正式的官员，但可以说是国家的人才了，因为乡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第一步。生员虽然是程序上的第一步，但是举人中举后，需要在保和殿复试，可以说是皇帝亲身选拔的考试，是国家储备的人才。一般来说，举人最大的荣耀是可以参加会试，举人以下有许多功名，参加乡试的有各式的人，但是参加会试则是举人的特权，所以说举人是一命之荣。  三、进士举人参加会试中第后，通过殿试就是进士了，殿试一般不黜落，所以只要会试及第，就可以高枕无忧。作为最重要的科名，重要官职“非进士不畀”，士子一中进士，便成了地方名士，在社会上备受推崇。李绍文在《云间杂记》中记载：“明代有一个叫吴平坡的生员，平生有三大愿，一为‘榷税芜湖’；二为买某官员的豪宅；三为要买一小妾。结果这些奢求在他中了进士统统实现了 ”。“有空筒的举人，没有空筒的进士”，表示在社会中进士比举人的地位高，因为中了举人之后，倘若不能中进士，则只能授予小官或者教职，但是进士就都会授予官职，也就是进士都是官员。 进士有一个生员和举人都没有的特殊的荣誉，就是去世后能到谥法，如文正、文达、文襄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科举功名，由于其本身所带有的种种利益，才使得广大士子们，穷极一生，孜孜中国古代国家设立科举制度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的吸收社会的精英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瓦解了自汉时期产生的士族阶层，加强了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牢牢把握住了选拔官员的权力，而科举功名制度在明代实行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基层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士绅阶层。 在明代，朝廷给与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当优越，举人、生员是一种终身的功名，即使没有在官僚机构工作的任何经历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特权，而明代能够成为官员的人是极少的，因此使得拥有功名身份的士绅人数大大增加。这些拥有各种特权的士绅，加上辞官居乡的退休官吏，以其自身在政治、经济、化等方面的种种优势建立起与基层人民的密切联系，对维护国家政权对社会边缘区域的控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明代，士绅的出身来源于科举，而科举的考试内容则是儒家思想，因此相应的，士绅大多通晓儒家思想。儒家的教化思想、国家教化权力的赋予、社会对其教化的认同使士绅阶层承担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士绅的经济贡献：地方建设与经济转型;不仅士绅承担着教育教化的责任，由于他们有着深厚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也都操诸士绅手中，例如修路造桥、开河筑堤和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都有士绅们的身影。 公共设施的修建往往是劳民伤财，因为人们不仅要有徭役，更要有赋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官员大多发动“邑中耆老、闾右以及下吏共同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而且“官员士绅参与到公共设施的修建，最终赢得民心，得了声望。”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酝酿着重大的变化，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增强，手工业空前繁荣。在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人民转变了商业为末的观念，开始崇尚货财，以继承传统的士绅们也纷纷“下海”。“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六郭开行债典，其术备克于齐民。”经商的士绅中，既有离职或致仕的官员，也有屡试不中的生员、举人。他们利用通过功名所取得的经济实力和知识，有着平民所不具备的经商便利，使得他们在商海中无往不利。士绅们投身工商业，有利于加快明代经济的转型，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四、总结明代士子不管及第与否，很多人都会通过小说来反映自己几十年的求学历程，在内容上或写怀才不遇，或金榜题名。有的是描写自己的真是遭遇，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通过小说来直面士人的人生责任与道义理想矛盾，抒发自己期待读书人能够保持“道”的承担者的高贵与自尊。通过科举，读书人不仅有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底层人民也看到通过功成名就来实现除恶扬善的希望，因此，在小说中，进入仕途后便锄奸铲恶的举动不胜枚举，如《警世恒言》 、《醒世恒言》都有这种类型的描写，所以不少科举或仕途不顺者选择拿起笔杆，用另一种方式来达成心中的辉煌，笔墨纸砚未尝不可造就成名垂青史的佳话。 明朝读书人在经历过一场场残酷激烈的科考后，个人的收获绝不止功名加身、人脉广罗等现实层面的收益，更可贵的是在寒窗苦读后内心沉淀出的宁静致远与对人生理想更澄澈的认知。无论是步入朝堂成为谋划民生国计的权臣，还是回归平凡成为市井平民的倚仗，亦或是不问尘世只愿落笔绘出千头万绪的墨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竭尽所能为国民寻求福祉，用积累的知识点滴来创造出更大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若梅. 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作用及负面影响[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7(1):54-56. [2] 常建华.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J]. 古代文明, 2015(2):81-90. [3] 陈宝良. 明代士大夫的节义观念及其行为抉择[C]// 2014. [4] 黄俊官, 黄明光. 关于明代科学考试试卷的探讨[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3(2):47-51. [5] 陈文新, 付一冰. 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述评[J]. 教育与考试, 2015(1):4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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