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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青年：上海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其中扯上猪的段子,“垃圾分类靠猪”更是走红网络，姑且不谈垃圾分类靠不靠猪，其实垃圾分类与猪关系不大，一直以来，猪的形象不是很好，但在我国广大人群的餐桌上，猪肉出现的概率最大，而且有了猪，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才得以良性循环，因此猪不只是提供肉而已。 生物学中的猪包括了野猪和家猪，野猪自不必说，家猪就是野猪被人类驯化、选育之后的猪科亚种，正因为如此，家猪往往成了“脏臭、懒散、蠢笨”的代名词，其实要深究到底，猪也不想如此，而是条件实在不允许，被关在一个小圈子中，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方，想对生活有讲究也不可能。 猪的形象虽然不太好，但在我国，猪是五畜之一，也是十二生肖之一，可见，猪在传统农耕文化中有一席之位，况且很多人都无法拒绝腊肉、红烧肉、酱汁肘子、红烧排骨、卤猪蹄、烤乳猪……，下面就以地理的视角，辅以人文历史，聊聊猪对中华数千年定居农耕及5000年农业文明有何意义。 猪与地理环境 根据出土的化石推测，野猪在三四千万年前就出没于森林和沼泽中了，它们可以在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上的生存，并不介意是森林，还是草地，它们对地理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但有一点，它们不会选择及干旱、极高海拔和极寒冷地区，这是由于它们的体征决定的。 在欧亚大陆上，从热带到寒温带，曾经都有猪的活动，今天的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但由于气候、环境变化，并不是所有地方后来都有猪（野猪、家猪），如北欧、北亚、中东，以及我国西北沙漠地区和青藏高原部分地区，其中以极干旱的沙漠地区最为显著。 西亚至少在亚述王朝及以前，两河流域也吃猪肉，然而信风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下的西亚在气候、环境变迁后，常年炎热干燥，荒漠化一发不可收拾，人的粮食供给出了问题，已然无法养猪，沙漠地带也不能牧猪，猪就在西亚餐桌上消失了，最终被引入宗教约束，而且猪的汗腺不发达，不止家猪，野猪也无法在中东沙漠地区生存。 我国东部季风区就很好，猪在我国东部季风区根本不担心没有食物，无论是森林，还是草地，拱拱就能寻觅到食物，夏季有充足的水源，它们可以尽情在泥塘中打滚，冬季的气温也不至于极寒，靠那皮毛也可以度过冬天，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确实是猪生存的乐土。 从头部大到臀部大 数千年前，人类成功驯化了野猪，后续选育，才有如今的家猪。正因为远古野猪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所以人们认为野猪在欧洲和亚洲被人类驯化，考古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人类不约而同地对野猪进行驯化（即多中心学说）。 曾经，西方考古专家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原始家猪骨头，因此，土耳其一度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家猪出现地。后来，我国考古专家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原始家猪骨头，由此证明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野猪的地区之一。 人类用何种方式对野猪进行驯化？目前还存在争议，对于我国的野猪驯化，不妨做个猜测，至少在9000年前，先民捕获了待产仔的母猪，这时候食物充足，人们并没有立即杀死母猪，而把它关起来（或栓起来），不久后母猪产下了一窝猪仔，人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对母猪及猪仔进行拘禁、投食喂养，待到小猪长大，终于成了先民的口中的肉食。 这样的过程进行多次，野猪也得变成家猪，可以说野猪变为家猪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驯化后还会经过很长时间的选育，才有后来真正的家猪，这类头部大臀部小的野生动物，有一部分成员在人类多轮次的捕获、喂养、选育后，逐渐成了头部小臀部大的家畜。 猪在农耕中的意义 我国东部季风区缺乏辽阔的草原，人口又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游牧生产，定居的农耕才是首选。从距今9000年前，到距今7000年前，足足两千年，原始家猪已经广布中国先民聚居的黄河、长江流域，围绕猪，立足于农耕社会的先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发挥，河姆渡先民制作了陶猪，还在陶器上纹上猪的形象。 河姆渡猪纹陶器 半坡先民在陶壶上纹上猪头；龙虬庄先民制作猪形陶罐；大汶口先民制作猪形酒壶；良渚先民在玉璧上刻着后腿系有绳索的猪；红山先民更是把玉石制作成了玉猪龙（有争议）。从头部大的野猪，到头部和臀部同等的原始家猪，再到臀部大的家猪，在农耕社会中，猪注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国东部季风区不适合长草，到了冬季草会枯黄，但这样的气候却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可是在年年耕种下土地的肥力就会下降，气候制约下，我国无法采用西欧轮作方法，以长草来维持土地肥力，只能施肥料。 在没有化肥的历史早期，来源于牲畜的粪肥即为最好肥料，猪吃得多，但产生的粪肥多，结果出现了粪肥多了产粮多、粮食多了猪多、猪多了粪肥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是良性的完美循环，由此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农业文明中的猪 猪对农耕持续循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几千年来沿袭了农耕文化，以此为形态，农业文明持续数千年而不中断。从河姆渡、半坡聚落时代，到良渚、红山、大汶口、仰韶文化时代，再到王朝时代，猪都经历了什么呢？ 河姆渡、半坡聚落时代有猪形陶器，或在陶器上纹以猪的形象，虽然此时的猪可能处于驯化过程，但想必有一定的地位；良渚、红山、大汶口、仰韶文化时代猪形制品和猪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了，猪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仰韶文化猪纹陶器 对于当时的先民来说，猪是不可缺少的，它们还被引进了祖先崇拜的祭祀仪式中，人们把上好的猪给宰了，敬献给祖先，至少在四千年前（进入夏朝），祭祀用的动物中，猪占了八成，这就不得了了，猪不仅用来祭祀，而且还用来随葬。
商朝人造甲骨文时，不管是家猪还是野猪，猪即为“豕（shǐ）”，此时猎野猪是商人的贵族活动，跟随野猪的脚印追之即为“逐”，追近后手持叉去制服野猪即为“敢”，屋子下养猪就有了“家”，以上这些，往浅的说是商人的想象力丰富，往深了说即是猪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性，屋子下有人还不是家，屋子下面有人养猪才是家。
周朝时期，猪与牛羊并列，是“太牢（周天子或诸侯王祭祀江山社稷）”所用的家畜，周天子在祭祀宗庙、社稷后，把祭肉分给群臣，称“周天子赐胙”，当时是极大的荣幸，胙肉便是猪肉。 地位每况日下 秦汉时期猪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当猪正盼着人类再给它们升级时，事情却出乎猪们的预料，秦始皇出巡时，警告私通的人“夫为寄猳，杀之无罪”，公猪被戴上了“随意交配”的帽子。
汉代猪陶俑 鸿门宴上，樊哙冲入军帐，项羽赏了他一条猪前腿；汉朝时期，王侯将相用猪来展现财富，司马迁才在《史记·货殖传》中说“羊彘千双”“比千乘之国”，他们的随葬品种有数量不一的猪陶俑。即便如此，猪的地位却每况日下，被关在狭小的猪圈中，更有甚者，猪圈与茅厕建在一起，猪除了用来产肉，还用来践踏人和猪的粪便，产出了充足的农家肥。
汉代绿釉猪圈 从魏晋开始，因为游牧民族迁入中原，一直到宋朝，羊肉取代猪肉900年，《洛阳伽蓝记》才说“羊者是陆产之最”、“羊比齐鲁大邦”，这一时期，马用来打仗、出行，牛用来犁地，羊肉成为主要肉食，猪似乎很失落了，连人们在解释“十二生肖中猪为何居末位”时都是负面之辞，实则谬矣。 再次成为主肉食 到了北宋，多少疏远了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需求、土地需求增加，没有多余的土地进行大规模地牧羊，猪又发挥了它们的优势，它们才是定居农耕的标配，不需要太大空间、不挑食，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数只猪仔，产的肉多，产的粪肥也多。
东坡肉 让猪肉逐渐成为主肉食的，还有猪肉烹饪方法上的变化，猪肉烹饪方式更加多样化，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还有苏东坡为猪肉赋诗词？）；元取代宋，曾有传言称要把南宋之地变为牧场，这显然不可能，事实也证明游牧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取代农耕；到了明清，猪肉再次、正式成为中国东部季风区的主肉食，羊也不再是陆产之最，而是“猪，天下畜之”。
建国后“猪为六畜之首”，猪肉、猪粪、猪鬃、猪皮皆有大用，但猪的地位却没有随之上升，即使世界上五成以上的猪肉被中国吃掉，即使中国年产猪肉量等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猪依然是“蠢猪、脏猪、臭猪、笨猪、懒猪”，人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各种猪肉做成的美食，一边看不起猪。
猪在农耕文化、农业文明上，陪伴中国9000年，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文化上，猪被用来发挥想象力，被用来祭祀、陪葬，进入多项仪典之中，它们是五畜之一，是十二生肖之一，十二生肖把以鼠为首、以猪为末，其寓意应该是让人们从精明开始，最后收获一头肥硕的猪。
而今，猪肉是我们日常饮食的必需品，姑且不说那些琳琅满目的猪肉美食，猪肉的价格是日常物价的晴雨表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外来物种的病毒威胁本土原生物种已经很常见，启发着中国一定要保护好本土原生的猪种，这不仅是维持本土物种多样性、保护本土猪种延续性的举措，也是留住中华猪肉原本味道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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