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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190cm×710cm 2019年 三、正本清源：碑帖相融的书学观念中国书法在近代以来的一大变革即是从精英阶层向大众阶层的转变。近几十年来书法艺术更是伴随参与人群的日益广泛而迅速普及，加之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与之带来艺术表现形式形形色色、繁杂多样，由此也突显了当代书法价值评判标准模糊，书学观念混乱等诸多问题，因此当代书学观念的厘清迫在眉睫。通过篆书《诗经·大雅·绵》，我们即能看到言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观此作全篇打通碑学和帖学之审美，兼顾浑厚苍雄的宽博气势与生动精妙的经典法度于一体，用笔在沉涩厚重之中寓以灵动劲秀；结体于宽博厚重之间又去其粗犷，涨墨、浓墨、渴墨，淡墨交相辉映、浑然天成，苍润之间赋予书卷气。此即言恭达先生碑帖相融的书学观念的具体体现，而这一观念是基于对书法历史问题和当代书坛现状的深刻反思后所形成的学术主张，对当代书法发展具有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回顾中国书法史会发现，自汉晋以来传承书法的途径主要都是通过临摹名家法帖进行的，其具有鲜明的师承关系和承接性。比如汉晋以来的曹喜、杜操、崔瑗、张芝、蔡邕到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众多名家，又至唐人推“二王”为正统，宋人又承接唐人法度进而“尚意”，元明各家又继而接前朝笔法终成正果。然自明清之际书法艺术在审美和创作中逐步发生转变，即伴随金石学、考据学成熟发展而日益兴起的碑学书法观念逐渐受到世人关注，直至清代中期这一观念成熟并盛行开来，结束了帖学书法一统天下的历史局面，碑学书法观念将师法对象扩大到名家谱系和法帖之外，使中国书法向更为宽广和开放的视野发展，书坛自此也开始出现因对碑和帖的关系问题和主张的不同，所形成的各类不同的书法流派和审美观念，各类思潮与流派汇聚起新的书法历史长河，影响直至今天。因此当代书坛产生创作审美多元化和价值评判差异化的核心因素即是如何认知碑和帖的关系问题。此件力作即让我们看到了言恭达先生碑帖相融观念所赋有的深层内涵及其辩证特征，概述如下： 其一，碑帖相融观念坚持以中国文化视角为基础。 “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度物化，在最简约的层面上浓缩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书法家的艺术实践与探索，不仅仅是创作作品本身，更是对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的传承。”言恭达先生这一论述是将书法艺术放置于文化立场的高度给予观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当代中国书法艺术也与世界文化广泛交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日本前卫派书法等国外的艺术思想对中国书法艺术审美和观念得到巨大冲击。当代书坛顿时出现诸多形式多样、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成为有别于传统书法体系而闪耀眼球的“新书法”。这类艺术的倡导者，其思想渊源都是建立在国外文化背景下，借鉴中国传统书法的某些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即使某些作品涉及历史经典碑刻或法帖，但其所诠释的艺术本质却是与中国书法艺术截然不同的。就此现象言先生批评道：四十年来书坛多种思潮概念混淆，狂怪离奇，无度夸张的“新解构主义”宣泄个性张扬，追求“形式至上”，其核心是违背了中国艺术创作的内质与秩理。它背离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本土意识、审美习惯和约定俗成的书法艺术本体的“质”与“文”，漠视民族国情去侈谈“新变”。因此，对于碑和帖的关系问题，言先生主张必须建立在中国文化视角给予诠释和认知，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观念的基础，是中国书法艺术本质问题的核心所在，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立场的体现。 其二，继承帖学精华，明辨碑学优劣。明晰历史，学不偏废，持以辩证思维。 一方面，需要继承帖学精华，又要能开拓视野、扩大师法对象，终出古人藩篱。复观历史长河中的帖学，承担着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主脉，一直传承有序沿袭着名家法帖的经典技艺，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原本深藏于皇家宫廷内府的法帖通过印刷出版、展览、网络等渠道，使得学书者有机会一睹真容，并能长期深入研习，这为当代帖学的大发展提供史无前例的机遇，继承名家法帖精神，研习翰墨笔迹精髓是学书者的基本路径。但当代亦有学书者认为用心于某家某帖，日夜钻研能达形神兼备者，直可入书法圣殿。实则我们梳理近代书学史会发现，和碑学毫无关系的纯帖学成功书家似乎已不多见，因此又不能将自我视野局限在有限的历史法帖之中，需旁涉文史、考古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以此扩大师法对象，博学而慎思，从而探索新的笔墨形式语言，方为学书之大道。 另一方面，需要明辨碑学之优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言先生在《抱云堂艺思录》中认为：“碑学对书法发展史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纠帖学‘软弱’之疾。帖学发展至明末清初，其审美特质日渐孱弱、萎靡、‘馆阁化’，缺少碑学的阳刚、古朴之美与勃勃生气；二是丰富了书法的审美类型，扩大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空间。碑学的兴起，不仅使我们认识隋唐之碑版、南北之碑刻、两汉之碑额、更使我们追索到三代钟彝、甲骨，呈现出一个完全有别于帖学的丰富、崭新的碑学世界；三是证明了中国几千年的书法文 化，有着自我的发展体系。书法的实用和审美并存，碑学的兴起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当时的历史存在相呼应的。四是随着碑学的发展，清代乾嘉年间直至当代，不但碑学和整个书法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金石学、朴学、版本学、考古学甚至中国画也受其影响，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开始向现代转型。”但碑学从清中期发展到当代的过程中，也出现诸多极端思想和糟粕现象，言先生指出当代书法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典笔法的缺失、人文气格的下降，而这些现象即与碑学末流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有关，需要给予辩证的思维和认知。亦如其在《抱云堂艺思录》中所论：“应该说帖学的发展主要肇启于‘二王’的尺牍，其用笔的方法随着千余年帖学的发展而被承传。碑学虽然只到清代中叶才昌盛，但其对取法对象极为丰富。帖学和碑学在具体用笔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尺牍一般字形较小，笔锋的使转范围也小，就‘中锋运笔’来说，帖学更注重‘笔尖’的中锋。而碑学的取法对象有很多字形较大，其笔锋的使转空间就大，所以它的中锋是相对于整个笔的中锋。帖派擅长小字，其典雅、秀逸是其主要的审美特质。碑学更强化笔法的‘涩行’，强调线条的厚重和遒劲。其用笔的不同反映出用力也有很大的差异。帖派多用指和腕，而碑派多用肘带动其臂力，所以，创作的结果使两派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象与价值。” 其三，建立碑帖相融的现代书学观念。 受碑学末流极端思想和帖学复兴中存在的偏颇问题，当代书坛评判标准模糊，核心价值缺失，审美观念多样，致使当下书坛风云变幻、乱象丛生。基于这一现状，言先生认为必须重新审视书法历史中的碑帖认知，构建碑帖相融的现代书学观念。 首先，碑帖相融是书法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碑学书法观念自清中期盛行以来，碑学和帖学这两大学派之间固然有认知差异和相互竞争，但自清代中期以来碑和帖这两大书学观念共同进入文人的视野确是史实，并且两者一直以来在相互磨合和消融中发展的趋势也的确是书法历史演变的主流。时至今日经典墨迹法帖、碑刻、摩崖刻石、钟鼎文、甲骨文及诸多新出土的文字遗迹均被书家视为学习的对象，并一起成为创造新的笔墨形式语言的源泉。 其次，碑帖相融的书学观念是弘扬中国书法核心价值体系，厘清书法审美观念，引领书坛向时代经典高度发展的理论依据。言恭达先生认为“目前书坛已呈现出多元的艺术发展格局，对碑、帖的一隅之偏，已是迂腐之论。由于帖学从理论、创作、技法等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积淀，自成体系。碑学在清代中叶的兴盛，对其系统的研究、总结和批判还告阙如。近现代随着书法资源的日益丰富，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碑帖艺术的独特审美价值。我们要视碑与帖为鸟之双翼，既独立又互融，这才是书法艺术的科学发展观。” 另外，碑帖相融的书学观念其呈现形式，应该是碑学审美观念和帖学技艺通过作者深刻地精神感悟后再度创作所呈现的笔墨效果。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表面形式，不是通常所说的南北朝碑刻的笔法和经典帖学墨迹笔法的生硬结合，而是指历经千年的青铜器皿、金石碑刻、摩崖刻石、甲骨砖瓦等文字遗 迹，所具有的雄沉朴茂、斑驳苍茫而独特地审美感受，这种审美与个人阅历、知识、情感等因素密切相关，书写者通过这种碑学书法观念所带来的高层次审美情感，融通帖学艺术语言，再度创作出兼顾碑帖审美和观念的书作。这种融通是打通碑学和帖学之间的形式壁垒后，从审美和观念上的有机统一与高度结合。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一）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二）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三）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四）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五）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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