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胡新圆、韩铭、郑潇
关键词 清代书法、碑学、帖学、碑帖相融 一、清代初期的帖学书风说到帖学，不妨先从帖的本意入手，《说文解字》中言：“帖，帛书署也。”经过历朝历代的变迁，帖可以分为“法帖”“刻帖”。从隋唐起，凡是写字的小件篇统幅称为“帖”。到了宋代，为了推广书法，帛、纸上的名家墨迹、摹刻上石的册页成为“刻帖”。到了清代，阮元则把帖概括为真、行、草书体存在的历代墨迹或刻帖。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第一次提出了“帖学”的概念，现如今我们所指的“帖”为历代墨迹装订成册的法书，用来临习的范本。从古至今，由于各地的审美差异，南北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从唐代到清初，帖学独占了整个书坛。沿袭明代书风，清代初期的书法沿着明代帖学优雅自然一脉继续向前发展，在清初恢复的科举考试中，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成为风尚，被大加赞扬。由于董其昌、赵孟頫在晚明的影响，清初的康熙、乾隆对其喜爱和推崇，一时朝廷上下开始盛行崇董书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基础。如康熙年间的“帖学四大家”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也都开始纷纷临习董其昌书法，整体形成了秀丽工整的书风。 此后，金石考据学兴起，访碑热潮开始出现，如傅山是碑学思想最早的推崇者，同时其也用毕生的时间临写《淳化阁帖》，傅山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论书标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与赵孟頫巧媚的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独到的审美为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晚明遗民傅山去世之后，清初书坛开始衰败，走向迷惘阶段，直至部分书家开始进行书法创新，把目光投向了隶书创作，但在创新过程中还是以清雅秀丽的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为主。由于长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导致作品风格千篇一律，缺失活力，朝廷上下多使用工整呆板、死气沉沉的馆阁体。之后，馆阁体书法的影响增大，从官场蔓延到考场，也随即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傅山《杂书册》局部 乾、嘉时期出现碑帖并行的趋势，访碑热潮的兴起导致前碑派出现。所谓的前碑派就是清代碑派的前身，以擅长写篆、隶书为主，以阮元、包世臣、何绍基为代表开辟了碑学的新风尚。帖学一脉继续向前发展，帖学家的热情依然高涨，如梁同书、翁方纲在临习《淳化阁帖》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竭力发扬帖学传统中的优秀思想。 二、清代中后期碑学的涌起清代三百年的历史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活跃的中兴时期，不仅继承了宋元明的帖学的传统，也迎来了碑学的繁荣。清代的碑学思想源起于傅山，他提出“四宁四毋”的论书标准，主张追本溯源学习篆隶，崇尚学古，虽未有明显的尊碑，但从学习的热潮上看是早已倾向碑学一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使得碑学进一步壮大，邓石如、包世臣等开始提倡学习北碑，并逐渐形成了尊碑一脉，再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的问世，总结了前人对碑学与帖学的理解并将碑学推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到“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所以以上碑学中的“碑”所指的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的碑刻刻石，也涉及秦汉之前的篆隶刻石。 清初金石学的出现和访碑的热潮汹涌而起，顾炎武、朱彝尊等书家通过访碑来收集金石拓片，翁方纲曾说：“不为书法而考金石，诚欺人也。”从清初傅山论书标准的提出为碑学的兴盛埋下了伏笔，到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已明确展示出了厚碑薄帖的观点，标志着碑学理论的正式确立。阮元认为，中国古代书法分为南北两派，为我们描绘出了碑与帖在宋以前的发展状况，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可知，阮元“二论”对碑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包世臣极力推崇自己的老师邓石如的篆隶，并将其誉为“神品”，邓石如集众多大家书法之大成，广泛汲取秦、汉碑刻的艺术特点，使得篆书更加具有自己的艺术风范，邓石如对于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包世臣在其书论中体现了尊碑精神，在他看来必须尊崇北碑，来扭转书坛目前的局面，他对北碑的审美和技法也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观点，核心观点是“逆入平出”“万毫齐力”，进而也更加丰富了碑学的意义，后来他将自己的书论观点收录到《艺舟双楫》中。如果说阮元“二论”是碑学形成的标志的话，那《艺舟双楫》的问世则是碑学理论完全意义上的完善，对清代碑学的兴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包世臣《草书节临书谱》扇页 步入清代末年，碑学逐步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到了光绪时期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便是此运动的领袖人物，由于他在变法中屡遭挫折，不受朝廷重视，他所有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便把精力放到书法上，精心钻研，最终写出了《广艺舟双楫》，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曾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在书中，他大力提倡改革书法艺术，并对馆阁体进行猛烈的抨击，对碑学的发生、发展、流派、审美风格做出了一套更为完整也更为偏激的理论，他将阮元、包世臣的“扬碑抑帖”发展为“尊碑贬帖”，他认为应注重汉魏六朝的碑刻，特别要尊崇北碑，且后人都应学习其书写风格。康有为极力贬斥、否定帖学，在他看来唐代以后的碑帖，大都是翻刻之本，都已丧失了王羲之、王献之笔法的原本面貌，都已面目全非，所以学帖的人往往都不会有所成就。这使得崇尚碑板成为书法学习的主流，最终导致许多书家不去思考只是盲目地模仿，使得碑学变得粗糙，丧失原本质朴的面貌，从而使碑学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康有为到了晚年，他明显感到碑派开通不畅，在他看来，“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 三、碑帖融合的新趋势（以沈曾植为例）清代帖学的衰微并不预示着帖学本身的消亡，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体系，并不会因为在某段时间的衰微而降低其自身价值。当然清代碑学在书法史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后期众多书家开始提倡碑帖结合，单独地学习碑或帖都将使发展道路越走越窄最终步入死胡同，无法取得长期的进步。取碑之长，弥帖学之短，融会贯通才能有所发展。 沈曾植为碑帖融合的代表人物，在他探求书学的过程中，对传统书法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并没有摒弃碑帖任何一方。他在碑帖融合、书法思想、书法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博学多才、苦心钻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找到了碑帖二者的共同点，开始提倡碑帖融合的书学观。沈曾植从小饱读各类书籍，并能把各科知识进行融会贯通，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在其理论和技法上都有所体现，他精于帖学，深入研究了晋人的行书、唐人的楷书以及钟繇的书法。在他任职期间，身边的许多人喜欢珍藏碑刻拓片。受大环境的影响，沈曾植的书法创作研究也从帖学转向碑学，他在继承包世臣笔法的基础上，广泛取法，融帖意、碑法于一体，使书法作品不仅具有帖学的飘逸潇洒，也融汇了碑学的雄伟气魄。 沈曾植作为一名清末民初的书家，处于碑学鼎盛时期，依然敢于质疑当时的学术思潮，他反对将碑和帖分离开，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尊卑之分，他所提出的“碑帖融合”观点为当时的书坛开辟出了继续向前发展的新思路。在阮元看来，“北碑”和“南帖”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沈曾植也开始从南北两派出发，但他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二者的相同之处，并没有像阮元、何绍基那样夸大北碑与南帖的理论，夸张地赞扬北碑，而是从书法理论的事实出发，探索书法的真理，秉承他的“中和”观念。在他看来，书体之间都有相互融合的地方，应该取长补短，在他的《海日楼题跋》中充分地展示了“碑帖融合”的观点。沈曾植在书法的创作中，取汉魏碑板中雄厚宽博的气势，不仅注重古代书家的内在特性，还主张结合书法发展的规律，将汉隶、北碑、章草融为一体，不断探索新的“碑帖融合”的方法，有意识地将传统帖学与西周金文、汉代简牍、唐代写经体等文字相结合，使其气势宏大而又不失丰富内涵，既有碑板的古朴又有法帖的笔断意连。  沈曾植《自作诗稿》 沈曾植一直秉承“中和”的儒家思想，认真钻研古代书家的笔墨遗存，将其作为书法的研究对象，从而也为“碑帖融合”的书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方向，也丰富了书家的视野。碑学和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大理论体系，都不会因为在一段时期内的衰落而消亡，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都是在研究书法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一味地去弘扬或贬低其中一方都将使前进的道路越来越窄。对待传统，要以儒家思想中的“中和”思想为主体，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观点，既要继承传统又要不断创新。“碑帖融合”并不单纯指用碑写帖或以帖入碑，而是将二者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碑为帖学，帖为碑用”的发展趋势不仅成为清代末年的一股清流，也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创新思路。 【文章摘自：《美与时代（中）》2020年1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