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胡渭：精研《禹贡》，明辨《易图》（下）

真友书屋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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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图》、《洛书》，历史文献早有记载，比如《周易·系辞上》中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尚书·顾命》中也说：“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中亦载有孔子的所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

虽然有这么多的记载，但《河图》、《洛书》究竟长什么样，其实人们并不了解。然而到了北宋年间，却出现了此图，该图最早见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而后朱熹与蔡元定用关朗的《易传》和邵雍的“方圆之说”来修订刘牧的说法。因为刘牧认为五十五数为《洛书》，而关朗在《易传》中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雍在《观物外篇》中则说：“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故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朱熹和蔡元定根据这两种说法，认定刘牧把《河图》与《洛书》弄反了，因此朱熹认为五十五数是《河图》，四十五数才是《洛书》。从此之后，《河图》与《洛书》的概念成为了《易》学上的经典，一直流传到了清初。而胡渭经过一番考证，他认为《河图》、《洛书》根本与儒学经典《易经》没什么关系，这两图乃是道家的产物。对于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胡渭在《易图明辨·题辞》中说道：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圆之体，复、姤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

胡渭首先认为，古代“图书”二字不可分离，有书就应该有图，因为图乃是文字的辅助说明，所以他认为《六经》都有图，可是后世却看不到《易经》的图，而胡渭则称《易经》中的卦就是图，但是后世却制造出了另外的图。这些图是怎么回事呢？胡渭在《题辞》中做了如下的说明：

图，可也，安得有先天、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就邵子四图论之，则横图义不可通，而圆图别有至理，何则？以其为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虽出于《易》不过依仿而托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故吾谓：“先天之图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伊川不列于经首，固所以尊圣人，亦所以全陈、邵也。观吾书者，如以为西山之戎首、紫阳之罪人，则五百年来有先我而当之者矣，吾其可末减也夫。”

他认为《河图》、《洛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刘牧和蔡元定的依据其实都是伪书。对于后世流传的“八卦图”掺入《易经》之中，胡渭认为朱熹正是这件事的罪人，因为朱熹把老、庄观念掺进了儒学经典之中，因此他在《易图明辨》卷十中批判说：“老庄之徒，掊击仁义，故厌薄周孔之辞，以为不足道。儒者不能辞而辟之，反为之推波助澜，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圣阐幽之辞，岂不悖哉！”

而对于陈抟，胡渭则明确地点明他是道家中的人物：“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玄篇》，言导养还丹之事。……先天图于造化阴阳之妙，不无所窥见，要之，为道家之易，而非圣人之易，其可以乱吾经耶？”所以，陈抟所传之图乃是道家之《易》，而不是儒家之《易》。

对于胡渭如此指斥的动机，路新生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中说：“在清初那样一个学风转轨的时代，辟‘二氏’而严守儒学藩篱成为学界的普遍倾向。胡渭批判宋代图书派，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剔除羼入儒学中的道家之论。”

由此可知，胡渭的《易图明辨》，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他要将非儒学成分从儒学经典中剔除出去，而他的这些观念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比如万斯同在给《易图明辨》所作的序言中夸赞说：“读先生此书，一一为之剖析，洵大畅予怀。而其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精如此！”而阮元亦认为该书：“引经据典，原原本本，于易学深为有功。”

对于该书的价值所在，《四库全书总目》予以了这样的总结：

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辨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有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

对于胡渭的《禹贡锥指》，虽然有着如此的重要价值，但也有人认为该书也有其瑕疵在，因为胡渭不是地理学家，他在引用一些史料时不知道裁剪，同时他也没有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故而发生了一些错误。而书中的插图也被人指出有抄袭之嫌，洪湛侯在《徽派朴学》中称：“《禹贡锥指》书首有图四十七幅，据近人考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明艾南英《禹贡图经》的翻版，但未注明出处。”

胡渭撰《禹贡锥指》二十卷，清康熙四十四年序漱六轩刻本，卷首

而李慈铭则不喜欢胡渭的行文风格，他在评价《禹贡锥指》时称：“是书精博固可取，而武断者亦多……又矜已自夸，动涉措大口吻，亦非著书之体。”李慈铭为什么这样来批评《禹贡锥指》一书的文风呢？《越缦堂读书记》中载有他的评价：

而朏明自撰略例，谓李公称其书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尤是腐儒妄言。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也。朏明与阎百诗、顾景范诸君，皆久据徐键庵尚书幕，同佐修《一统志》，故于地理皆为名家，而识隘语俚，亦略相似。予尝谓当时有三大书：顾氏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阎氏之《尚书古文疏证》、胡氏之《锥指》，皆独出千古，有功经学，门径亦略同，而皆无经师家法，有学究习气。江氏藩辑《国朝经师经义》，皆弃而不录。全氏祖望力诋《锥指》，谓其葛藤反过于程大昌，皆非平情之论。

但无论怎样，《禹贡锥指》乃是胡渭的精心力作。胡渭写完此书后，将书稿带到了北京，江藩在《师承记》中写道：

康熙己卯，因再从姪会恩官京师，乃复游日下，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皆以为当代儒宗。未几，以老病归。昇供奉内廷，暇日以《禹贡锥指》进呈，上览而嘉之。问年籍，对曰：“浙江人，六十余岁，礼部侍郎会恩之叔也。”四十二年，法驾南巡，渭撰《平成颂》一篇，献诸行在，有诏嘉奖，召至南书房直庐，赐馔及书扇，又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禁直诸臣咸谓一时之旷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于家，年八十有二。

胡渭的从侄胡会恩在京为官，胡渭到京后就住在了从侄那里，而后他通过从侄找到了礼部尚书李振裕，请李给这部书写了序言。胡渭返回家乡后，朝臣查昇把《禹贡锥指》进献给了康熙皇帝，皇帝翻看该书后，认为写得不错，就向查昇简要地了解了作者情况。

康熙四十四年，玄烨南巡，胡渭写了一篇《平成颂》进献给了皇帝，皇帝看后颇为赞许，于是找人把胡渭叫来，赐他吃饭，同时又赠给他书法作品。这样的恩典让很多人大感羡慕。对于这件事，李振裕在《禹贡锥指》序言中也有描绘：

今乙酉首春，振裕校书内廷，与禁直诸臣从容言天子崇经，搜求遗逸，若是书者，岂可令伏而不见。查学士昇尤重其典核，乃以其书奏呈，上览而善之。三月南巡狩，驻跸吴郡。渭亲赍是书，并所撰《平成颂》一篇，恭诣行宫以献。上复称善，且令宣至南书房赐馔，赐御诗及扇额。

显然，这个恩典乃是胡家引以为荣的大事，因此胡会恩在《记恩》中详细记录了此事的本末：

上方表章《六经》，内廷燕闲，问当世有潜心经学、著述可传者否？侍讲学士臣查昇，以《禹贡锥指》进，上览而善之。问年籍，对曰：“浙江人，六十余岁，礼部侍郎胡会恩之叔也。”及法驾南巡，叔感九重特达之知，恭诣行宫，献《平成颂》一篇。臣昇取以奏御，上赏其文，许赐匾额，且命宣臣与叔同至行在南书房。臣跪奏：“臣叔胡渭，系臣受业之师，潜心经学二十年。所著有《禹贡锥指》一部，已经奏御，蒙恩宣至。”上悦，中使传旨云：“渭所教出者人才如此，其学固可知也。”有顷，中使捧数扇以出，皆宸翰。一赐臣，乃御制《西湖诗》一首，宣谕云：“此扇与赐徐潮者同。”复举一授臣叔曰：“皇上以此赐汝。”恩出望外，惊喜交并，同叩头谢讫。日亭午，上撤御馔一筵，宣赐大学士掌院学士查昇、臣会恩，而叔亦与赐焉。久之，内出“耆年笃学”四大字宣赐渭，天语亲褒，奎章灿烂，禁直诸臣，谓一时旷典，登之起居簿。薄暮捧出，道旁观者，皆以为荣云。

当时胡会恩陪同胡渭一并到南书房去见皇帝，而胡会恩还有跟玄烨的一番对话，可见这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关于胡渭见到玄烨的时间，江藩说是“康熙四十二年”，而漆永祥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认为江藩搞错了，因为胡渭见到康熙帝的时间是第五次南巡，而此次南巡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二年则是玄烨第四次南巡的时间。

且不管胡渭见到康熙帝的时间是其哪次南巡，但这件事却使得《禹贡锥指》一书扬名于天下，而他也就成为了清初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王思冶、李鸿彬所撰《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中评价他说：“清初著名经学家，尤擅长于儒家经典中的历史地理学与考据学，与阎若璩齐名，有‘一代儒宗’之称，乃乾嘉考据学派的先驱。”

胡渭墓位于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大友村。从杭州乘长途车来到了德清汽车总站，而后我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在出站口打上一辆出租车前往大友村去寻找胡渭墓。

出租车司机是本地人，但他却没有听说过胡渭这个人，他建议我到村内问问老人。然而在村中问过多人，还是无人知道，但有一人告诉我说：本村有一座四百年前的古墓，只是不知是否姓胡。

从时间上推论，我估计有可能是我所找的胡渭。然而村民却说此人以前做过很大的官，这似乎又跟胡渭的生平不相符。村民还告诉我，该村附近的几个村内大多都姓胡，但他们是否跟胡渭有关系，村民却不知。

既然来到了本地，我还是决定先到那座古墓去一看。然村民却告诉我，此墓虽然不远，但却很难上去。而后有人指着旁边的一个汽车维修站说：那座古墓就在这个房屋后面的山上。

我来到后面观看，这里果真没有路，山坡上长着很多杂树，上面密布着蜘蛛网，然以我的理解，可能这里不是上山之路，但总应当有路能够攀爬上去，于是沿着山脚向另一侧行走，果真看到了一条小路。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穿过一片树林，眼前是一片广阔的农田，看来这条小路并不通向胡渭之墓。无奈，沿此路返回村中，在村内看到一家小店。进内视之，里面有四个人正在打麻烦，我向其中一位面目较善者询问，他果真知道如何能够找到古墓。然其所言的路径我却不能听明白，于是希望他能够带路前往。

此人说自己正在忙，没有时间陪我寻墓。而我站在那里不走，这种行为令其无法专心致志的打麻将，恰好此时又有一人走了进来，打麻将者立即跟这人说：“你带他去找古墓吧。”说完他又瞥了我一眼，而后称：“你这个样子上不去的，山上都是刺。”他起身走进内屋，而后拿出了像迷彩服一样的长袖衣服，直接扔给了我，而后转身又坐在了麻将桌前盯着自己牌，他对我的道谢完全没有了反应。

这位村民又把我带到了汽车维修处，而此时从里面走出了两人，其中一位说这样的走法不容易上去，此人回屋后，拿出了一把铁锨递给了那位带路者。之后带路者把这把铁锨在前面开路，将眼前的荆棘与蜘蛛网一一铲除，我跟在后面很庆幸自己穿上了那件迷彩服，否则这里的荆棘肯定刮得双臂都是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