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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记载宋英宗与神宗的一段对话谈及了宋代驸马的升行问题，英宗说：“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 这里说的“升行”就是指驸马升行，即公主出嫁时，将驸马辈分升高一格，改用父亲的行辈，和父亲平辈，这样做的目的是“避舅姑之尊”，以免公主向公婆行跪拜礼。关于这一制度，宋人常有记述，如刘攽记载：“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不过到了北宋中期，人们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其中宋英宗就“以为废人伦，不可为天下法，思所以厘正之”，认为这样做“屈人伦长幼之序”，违背人伦道德，“义甚无谓”，此后这一制度遂被废止。
公主出嫁，看似皇室内部的事情，但从政治的高度看却事关社会伦理。公主的婚姻及举动，在社会上会起到垂范作用，对伦理礼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巨大，因此从实行这一制度到后来废除这一制度，必有当时特殊的原因和理由。本文试对这一制度实行的时间、原因及实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驸马升行制度的出现
驸马升行制度始何时目前没有见到明确的诏令制敕。《宋会要辑稿》详细记录了公主们的婚姻状况，此书帝系八之四六也载有宋太祖及太宗几位驸马的情况，如：宋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以王审琦子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以石守信子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勒马，自是尚公主者赐奉如例，后又加赐绒毛暖座”。开宝五年七月十三日，以魏仁甫子魏咸信“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承庆公主”。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八月十一日，以吴廷祚次子吴元扆“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蔡国公主”。
宋太祖几位女儿和宋太宗女儿蔡国公主出嫁时，皆没有驸马升行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尚不存在这个问题。然至《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四七记载到宋太宗另几位女儿的婚姻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十九日，以柴禹锡孙柴宗庆“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鲁国长公主。宗庆，禹锡之孙，太子中舍宗亮之子，及尚主，令称禹锡子”。
咸平六年正月十一日，以故太师王溥子王贻永“为右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懿贤长公主。贻永以祖为父，如柴宗庆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故千牛卫上将军李崇矩子遵勖为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选尚万寿长公主。遵勖以祖为父，如王贻永例。
在上面的记载中，宋太祖驸马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等都是赐一个较高的官职，但没有谈及辈分上的升行问题，宋太宗在位时只为女儿蔡国公主选过驸马吴元扆，也没有说到驸马升行，而到了宋真宗年间，宋太宗的其他几位公主选尚的驸马柴宗庆、王贻永、李遵勖则特别强调了升行问题。而且明确指出王贻永以祖为父，是依据了柴宗庆例，李遵勖以祖为父，是沿用王贻永例。宋人做事非常看重先例，先皇创例，后继者多奉为法，如《辑稿》中提到石保吉选尚昭庆公主时，太祖“赐袭衣玉带涂金勒马”，此事前所未有，以后“尚公主者赐奉如例”。升行制度虽然没有说开始于何时，但史书记载显示柴宗庆应是第一位，后来的驸马都是以他作为先例的，因此柴宗庆选尚太宗鲁国长公主而升行，应该是宋代驸马升行的创例。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一些笔记、文集的相关记载其实也能说明驸马升行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开始于柴宗庆、王贻永、李遵勖三人。如《宋史》尽管称驸马升行为“国家旧制”，但明确记载升行的驸马只有上述三人。《宋史》卷463《外戚传上》云：“柴宗庆，字天佑，大名人，祖禹锡，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升其行为禹锡子。”同书卷249《王溥传》云：“贻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卷464《外戚传中》云：“李遵勖字公武，崇矩孙，继昌子也。……尚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
《东都事略》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吴元扆和李遵勖二人事迹均载于卷25，分别附在吴廷祚和李崇矩传后，且上下相接，王偁在叙述吴元扆事迹时，没谈到其娶公主时有升行问题，而在叙述李遵勖事迹时则明确指出：“继昌之子勖，尚太宗女万寿公主，……旧制尚主者升居诸父之列，真宗特于其名上益‘遵’字，升为崇矩之子焉。” 后代人在谈及宋代驸马升行时，称“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说明驸马除了在自己家里辈分要升一格外，还必须改名，使自己与上一辈排名相符。如王贻永原名克明，其父为王贻正，尚主后升行改名，俨然与其父成了兄弟俩；柴宗庆也是尚主后改名升行为其祖父柴禹锡的儿子，与其父柴宗亮成了同辈人。李崇矩之子李继昌最初不愿娶宋太祖的女儿，但崇矩之孙李勖却娶了宋太宗的女儿，并改名李遵勖升行成为李崇矩的儿子。元人陶宗仪《说郛》中谈到了驸马改名的事情，不过评价较低，并不赞同：“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这一做法直到清代，人们都颇有微词，如阎若璩说：“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太宗之王贻永、李遵朂是也。”
从上面这些记载可以推断，“驸马升行”虽被宋人称作“旧制”、“国朝旧制”、“本朝旧制”，实际开始于宋真宗时期，柴宗庆尚鲁国公主开启先例，为了使升行做得比较贴切，驸马们又都改了名。
二 、驸马升行制度与宋代政治
关于宋朝实行“驸马升行”的目的，一般文献都声称是为“避舅姑之尊”或“废舅姑之礼”，似乎仅是从礼节上考虑的。
所谓“舅姑之礼”，即女子出嫁后拜见公婆及其他家人的仪式，主要包括“见舅姑礼”、“盥馈舅姑礼”等程序，这在《礼经》中早有记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而言，帝王的公主自然也应遵守这种礼节。《通典》卷129详细记录了唐代公主出降时的各种礼仪，其中谈到了公主见舅姑和盥馈舅姑的礼节。按照这种礼俗，公主下嫁时要拜见公婆，而且要行跪拜礼，要“盥馈舅姑”，为公婆斟酒、端饭、盥洗饮酒饮食器皿等，这种历代相传的礼仪主要想凸显新妇的恭顺和对公婆的尊崇，这对出身高贵的公主来说确有折尊之嫌，然而公主下嫁，天下瞩目，公主行舅姑之礼，“不以天子女至贵而紊居室之大伦”，在厚人伦、正风俗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唐朝皇家十分重视公主拜见舅姑之礼。《唐会要》卷6《公主·杂录》记唐太宗长女襄城公主出嫁，为避免以公主之尊向驸马父母跪拜，曾想“别为营第”，遭襄城公主拒绝，她说：“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但文献中没有见到襄城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的记载。唐太宗南平公主下嫁王珪儿子王敬直时，令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珪“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王珪认为“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公主“行舅姑之礼”，并不仅仅是舅姑的荣耀，实质是社会人伦秩序肃整的反映。唐高宗以前公主下嫁，王妃作嫔，驸马的父母要对公主和王嫔“降礼答拜”，唐高宗将这一旧制“明加禁断”，他认为“天地之尊，人伦巳极，舅姑之敬，《礼经》攸重”，若家庭长幼秩序混乱，国家秩序不整，“子道攸替，妇德不修”，则无以“式序家邦，仪型列阃”！ 至中唐，社会秩序混乱，许多礼仪没有很好遵守。德宗建中元年，“旧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礼，率由典训。”德宗认为：“礼教陵替，公主、郡主法度僭差，……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有愧古人！”终唐之世，此类诏令频频，或许说明“公主出嫁，无王姬执妇道之风，莫不庸奴其夫，虽尚主者极有才名，而势屈于崇贵，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一些驸马因为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父母遂无法与公主共居一室，以至于“母子离析，家事流落”。但上述至少说明唐朝帝王对公主“行舅姑之礼”的作用和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力求从制度层面上予以加强，尽管一些凶蛮的公主凭藉皇家背景并不能很好地执行礼仪。
宋初，在礼仪方面承继唐代，仍然强调公主“行舅姑之礼”。《宋史》卷115《礼十八》谈到公主下降时说：“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财之数，倍于亲王聘礼。出降，赐甲第。余如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烛笼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礼。”即使是帝王的女儿，后辈也要对前辈表示出足够的尊重。宋太宗时吴元扆选尚蔡国公主，此时吴元扆父吴廷祚已经去世，太宗命公主拜吴元扆之兄吴元载。以长兄代表父辈接受公主跪拜，反映出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以前与历代帝王一样，认为公主应该遵守礼仪的约束，不能违反社会伦理。
但是，宋真宗时期却一反宋太宗以前重“行舅姑之礼”的做法，公然要“避舅姑之尊”，并通过驸马升行的方式来达到“避舅姑之尊”的目的，因为驸马升行后父为兄母为嫂，公主就可以避免以皇女之尊行屈膝跪拜的礼仪，这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唐朝和宋初帝王为什么倡导公主“行舅姑之礼”以便不“有愧古人”，而宋真宗却反其道而行之，敢于挑战传统礼节？这一点其实宋人早就提出了质疑：“为治而使人伦悖于上，风俗坏于下，又岂所以为治也？”显然，宋真宗不可能认识不到驸马升行会造成伦理混乱。事实上，他与宋太宗等前代皇帝一样是鼓励公主“行舅姑之礼”的。《宋史》卷268《柴禹锡传》载：“景德初，子宗庆选尚，召禹锡归阙，令公主就第谒见，行舅姑礼。”同书卷248《公主传》载：“主（荆国大长公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闻，密以兼衣、宝带、器模式币助其为寿。”景德元年四月三日，蔡国公主去世，驸马吴元扆三次上表请求为公主守茔城，宋真宗均诏“不许”。由此可见，“以避舅姑之尊”并非驸马升行的真实目的，只是一种托词而已。
既然如此，真宗令驸马升行“以祖为父，以父为兄”，必然有另外的考虑，其原因必然与当时其他的背景有关。
南宋马和之《孝经图》之《后妃章》，宋代后妃服饰。
南宋佚名《女孝经图卷》之《后妃章》，宋代后妃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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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佚名《女孝经图卷》之《贤明章》，宋代帝后及内侍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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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根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七和帝系八列出宋太祖和宋太宗公主婚姻两表，特别注意驸马的家世情况。
宋太祖公主出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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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 |
出降时间 |
驸马 |
驸马家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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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庆公主 |
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 |
王承衍 |
故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审琦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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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公主 |
太祖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 |
石保吉 |
故镇安军节度使、中书令石守信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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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庆公主 |
太祖开宝五年七月十三日 |
魏咸信 |
尚书左仆射魏仁甫之子 |
宋太宗公主出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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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 |
出降时间 |
驸马 |
驸马家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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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公主 |
太平兴国八年八月十一日 |
吴元扆 |
故永兴节度使吴廷祚之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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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公主 |
咸平五年五月十九日 |
柴宗庆 |
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之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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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贤公主 |
咸平六年正月十一日 |
王贻永 |
故太师王溥之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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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公主 |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李遵勖 |
故千牛卫上将军李崇矩之孙 |
北宋前期，常常“选勋贤之后尚主”，王审琦、石守信、魏仁甫、柴禹锡、王溥、李崇矩等人，皆为北宋开国功臣，属北宋“勋贤之家”第一代。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宋太祖的驸马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及太宗驸马吴元扆等开国勋贤之子，属于北宋第二代，而宋太宗的驸马柴宗庆、王贻永、李遵勖三人，则属于北宋开国勋贤之孙辈，是勋贤家的第三代。这里特别要注意到，宋太宗的驸马除吴元扆之外，其实都是宋太祖驸马的晚辈。这主要应归结于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的年龄差距。公主们的年龄虽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但从出降时间大致可以推断。
由于年龄的差距，皇室同一代人却与大臣家不同辈分的人构结婚姻。《宋史》卷244《宗室》载：“太平兴国三年二月，（德昭）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韩国夫人。”宋太祖的儿子德昭娶了王溥女儿，而作为德昭同代人的太宗公主却下嫁王溥孙子王贻永。《宋史》卷257《李崇矩传》载：“建隆三年，（继昌）荫补西头供奉官。太祖欲选尚公主，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即宋太祖曾打算将公主下嫁李崇矩之子李继昌未果，而太宗公主却下嫁给李继昌儿子李遵勖。由此可见，宋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是同辈人但年龄差距较大，公主选尚的驸马当然是和公主年龄相仿者，所以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选尚的驸马就成了不同辈分者。当然，宋太祖死后如果不是其弟赵光义继位，那么太祖驸马与赵光义女婿之间辈分的比较就失去了意义，但恰恰因为宋太祖和太宗的皇位是兄终弟及，这使得伦理辈分平等、身份地位同样尊贵的公主们却嫁给了两辈人，宋太宗公主伦理地位相对于太祖公主伦理地位的下降显得格外敏感和引人注目。为了弥补这一伦理辈分上的差距，继太宗上台的真宗皇帝不得不通过驸马升行的方式来维持太宗公主和太祖公主在伦理地位上的平等。因此，真宗时期驸马升行应该主要是针对公主辈分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让同一辈的公主不至于因为驸马家的原因发生辈分的混乱，“避舅姑之尊”只是一种对外的说法，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其次，驸马升行还和帝王与大臣的关系紧密关连。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方面通过几次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重要将领的军权，赐予他们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为了笼络他们，宋太祖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将长女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嫁给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因此皇族婚姻，尤其是公主的婚姻实质都是政治婚姻，公主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家族中物色下嫁对象，这就很难保证伦理辈分方面的平衡。太宗兄弟与王溥、李崇矩等是同辈人，他的女儿所嫁驸马却是王、李等的孙辈，若不提高驸马的辈分，必然会造成皇室姻亲伦理的混乱。当然，对驸马家族而言，祖孙、父子之类的血缘关系是确定不能更改的，但因为尚主，孙子成了儿子，父子成了弟兄，人为地改变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但是对皇家而言，驸马升行却理顺了皇室姻亲的伦理秩序，维护婚姻双方辈分的平衡。不可改变的血缘名分，在皇帝的命令下被迫作了改变，皇权的威力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驸马升行还与宋朝对宗室、外戚采取的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宋朝廷对待宗室的基本方针是“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公主们普遍“志向冲淡”，不关心朝政。学者认为，“宋代起于外戚姻亲夺位，从此对于外戚加意防范。”[12]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5《帝系门·外戚下》也谈到宋朝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宋初戒于前朝后戚宦官干政，对于驸马之类的姻亲绝少赋予重任。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李永和“推远权势”，被人赞为“得外戚体”。政治上的压抑政策，在其他方面要得到补偿，驸马与父辈同行，实际上提高了驸马在宗族中的地位。驸马和公主结婚后，在生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改变，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驸马升行表面上是为了让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避舅姑之尊”，实质上是为了解决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的辈分不一致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维护了皇家与大臣之间在辈分上的平衡，又显示了皇家权威的无处不在，还可以使公主和驸马在家族里的地位得到有效保证。
三 、驸马升行制度的废止
宋真宗两位公主，一位早夭，一位出家，加之仁宗皇帝即位时年纪尚小，因而从大中祥符元年到仁宗庆历七年约四十年间没有公主出降。庆历七年五月三日，宋仁宗以章懿太后之弟李用和之子李玮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仁宗爱女福康公主。章懿太后是仁宗生母，李玮姑妈，以表弟李玮为驸马，在辈分上发生了混乱，这一婚姻仁宗是否命令驸马升行，因缺乏文献记载我们不敢轻易断言。
至宋英宗和神宗时期，驸马升行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治平二年，宋英宗为女儿徳宁公主访婚，驸马升行因出于先皇创例而具备了制度的效力，是否遵照执行成为英宗君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没有了宋真宗时期那种驸马辈分和公主伦理地位比较的需要，政治上帝王专制统治局面比较稳固，驸马升行完全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因此宋英宗斥之为“义甚无谓”，相反，驸马升行带来的伦理混乱此时遭到了众人的强烈非议。御史中丞贾黯向英宗建议：“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臣常惜之。臣愿陛下诏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备礼，于以厚人伦，正风俗，无大于此矣！” [2]（卷34《贾公行状》，P338）同时被宋英宗称作“真国器”的邵亢也说：“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今皇子授室，愿于古婚礼不可废，公主下嫁不可杀舅姑之尊，以屈人伦之序。” [13]（卷37《邵安简公亢墓志铭》，P490）对此宋英宗深表赞同。
事实上，对驸马升行最系统、深刻的检讨就来自英宗和神宗本身。《宋史》卷13《英宗纪》记载了宋英宗对驸马升行的批评，他说：“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该制度时常让他感到“寤寐不平”。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在人伦长幼秩序和富贵之间，前者无疑是最根本的，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甚至是权力都无法改变的，但“驸马升行”强行“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所导致的不仅是伦理秩序的混乱，而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原则的颠覆。但就在他准备“诏有司革之”时，却“婴疾疹，其议中寝”。治平四年二月，神宗颁布了《公主行舅姑礼诏》，诏令从制度渊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古代圣贤制“公主行舅姑礼”的意义在于“造端乎夫妇，所以正人伦”，而驸马升行造成了“乱昭穆之序，废长幼之节”，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决心“躬承遗旨，……发扬先帝盛德”，“肇服休命，……令有司案典礼奉行” [14]（卷40《公主行舅姑礼诏》，P214）。《宋史》卷115《礼十八》记录神宗最后下决心“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而且“著为令”，作为法律，坚决废除了这一制度。他“仍令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升行制度至此终被废止，“公主见舅姑礼自此始”，王师约成为第一个明确规定不再升行的驸马。
四、 结语
驸马升行在最初实行的时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宋初公主的辈分得到了平衡，避免皇室辈分上的混乱，同时作为宋初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巩固了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提高了驸马在宗族中的地位。但是这一制度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真宗本人及当时的士大夫如寇准、李沆、王旦、杨亿等人，其见识绝不亚于英宗、神宗等君臣，并非认识不到其“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秩序”的负面影响。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实行，主要是在具体执行时具有特别的针对性，且与宋朝前期的政治紧密相关。到英宗时这项制度除了背负伦理方面的非议之外，完全丧失了实用的环境和存在的基础，故被英宗斥之为“义甚无谓”，因而遭到废止。在先皇定制即为祖宗之法的宋代，驸马升行由于其使用上的特殊性并没有成为祖宗家法的一部分为后继者所认同。（周绍华） 北宋时，驸马尚主后会有一个奇怪的变动，就是会将驸马本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拔高一个辈分，变成和自己亲生父亲的同辈人。即《宋史·公主传》所述，“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宋史·外戚传上》就曾记载，“柴宗庆，......祖禹锡，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太宗第四女】，升其行为禹锡子。”《宋史·王溥传》亦载，“（王）贻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太宗第五女】，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宋史·外戚传中》也有，“李遵勖字公武，崇矩孙，继昌子也。……尚万寿长公主【太宗第九女】。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
驸马们除了在家中升辈外，还须将自己的名字改得和父辈排名相符，后世称为“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如王贻永原名克明，其父为王贻正，尚主升行改名，名义上与其父成了兄弟；柴宗庆也是尚主后改名，与其父柴宗亮同有一个“宗”字，父子成了同辈。而李勖也因娶了公主，被赐名李遵勖，升行成为其祖父李崇矩的儿子。
至于北宋实行驸马“尚主升行”的目的，《宋史·英宗本纪》记载英皇语录，是因为“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即将驸马辈分人为升高，使和父亲平辈，以避免以公主的皇女之尊向臣下身份的公婆行跪拜礼。北宋刘攽《彭城集·贾公行状》亦载：“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
但查看《宋史·公主传》，在礼仪的实际操作中，北宋皇室其实还是很重视公主“行舅姑之礼”的，认为公主应遵守礼仪约束，不能因皇室之尊违反社会伦理。像《公主传》中记载有，“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但万寿长公主【太宗第九女】却在公公李继昌生日时，“以舅礼谒之。“真宗听说公主肯屈尊以儿媳的身份给“同辈”的公公拜寿，很是高兴，私下给她衣物、宝带等用品“助其为寿。”可见北宋皇室还是重视家庭尊卑礼仪维护伦理道德秩序的。宋真宗之所以升高驸马的辈分，主要原因其实是为保持皇室在姻亲中的相应地位，所谓“避舅姑之尊”不过寻得的借口而已。
北宋初年，为了维护官家统治的稳定，北宋皇室常“选勋贤之后尚主。”像北宋开国功臣王审琦、石守信、魏仁甫、柴禹锡、王溥、李崇矩等人，都陆续与北宋皇室结了亲家。因为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之间的年龄差异（13岁），两人驸马的年龄出现隔代的现象。像宋太祖驸马王承衍【王审琦子】、石保吉【石守信子】、魏咸信【魏仁甫子】三人，都是开国勋贤之子，而宋太宗的驸马柴宗庆【柴禹锡孙】、王贻永【王溥孙】、李遵勖【李崇矩孙】三人，却都是开国勋贤的孙辈。这使得本来同辈的太祖公主和太宗公主在辈分上被割裂为两代，同理相推，在伦理辈分上，太宗之子当朝皇帝宋真宗反而成了王贻正、李继昌等同辈臣下的晚辈子弟。为了避免皇室地位的下降以及辈分混乱，真宗只好提高驸马的辈分来维护堂姐妹们辈分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皇家与大臣之间在辈分上的平衡。
驸马与父辈同行，提高了其在宗族中的地位，进而连公主所生子女也乱了辈分。像王承衍的儿子世隆，“性骄恣，每坐诸叔之上，人皆嗤之。”但亦无可奈何。及至北宋中期，这一颠倒伦理的制度愈发为人诟病。英宗朝，有御史中丞贾黯建言：“国朝公主出降，皆以祖为父，以父为兄，遂废公主事舅姑之礼，臣常惜之。臣愿陛下诏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备礼，于以厚人伦，正风俗，无大于此矣！” 对此英宗深表赞同。“以为废人伦，不可为天下法，思所以厘正之，”但就在他准备“诏有司革之”时，却“婴疾疹，其议中寝。”延至治平四年，【英宗年号，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刚一即位，宋廷就以遵从英宗遗念为由，【昔侍先帝，恭闻德音，曾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命将驸马“尚主升行”制度“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当年，神宗在英宗长女陈国长公主出嫁时，命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礼自此始。”运行数十年的“尚主升行”制度至此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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