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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闻鼓 上访就是越级表达诉求。自古以来，每当人们遭遇不公或蒙受冤屈时，如果在基层维权受阻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上访就会成为不二选择。可以说，上访是中国人传统的权利救济方式。 历代统治者为表明自身的公正性，通常会对上访者提供一些便利。比如，早在西周时期，就曾设立过“路鼓”——也就是在宫门外的路边设立一面鼓，由太仆掌管。如有百姓上访，可击鼓鸣冤。太仆听到鼓声后，便马上派人去接待上访者。魏晋以后，“路鼓”改称“登闻鼓”，并逐步完善了相关制度。如《隋书·刑法志》中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意思是，凡有冤屈者，若县衙不受理，可以依次往上反映。若地方各级衙门都不受理，可以进京上访。若通过中央省部衙门仍无法伸冤，可以敲登闻鼓告御状。主管官员应当将上访者的诉求记录在案，上奏皇帝。此外，《唐律疏议》中还规定：“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意思是，主管官员若压制登闻鼓案件，可以定罪。 到了明初，上访更有保障。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饱受贪官污吏之害，因而当上皇帝后铁腕反腐。为加强对官吏的监管，朱元璋鼓励百姓越级上访。当时的百姓，据说只需带一本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刑典《大诰》，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京上访。对于阻扰百姓上访的官吏，朱元璋处罚起来毫不手软。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嘉定县百姓郭某等二人进京上访，淳化镇巡检何某故意刁难二人，派弓兵马某索要钱财。这事被朱元璋知道后，弓兵马某被处以死刑，将首级悬挂示众；巡检何某被砍掉双脚，枷号示众。可以说，朱元璋在位时期，是历史上进京上访最自由、最痛快的年代。 拦驾喊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访最自由的年代，却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尸谏”上访事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五月初一，来自常德府龙阳县（今湖南汉寿）的上访者青文胜，竟然在登闻鼓旁上吊自杀了！ 青文胜，字质夫，夔州府大宁县（今重庆巫溪）人。洪武十九年（1386年），青文胜以贡生身份录用为龙阳县典史。典史虽由吏部铨选，但不入品阶，相当于县令手下的办事人员。青文胜不嫌职位低，只求为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龙阳地处洞庭湖畔，由于连年遭遇水灾，当时拖欠的赋税达数十万两。地方官员不仅不体恤民间疾苦，反而采取殴打、关押等野蛮手段为横征暴敛，甚至接二连三发生将百姓拷打致死的恶性事件。青文胜目睹百姓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毅然上疏朝廷，请求减免百姓赋税。可是，青文胜三次上疏朝廷，都犹如石沉大海。为救民于水火之中，青文胜决定进京上访，为民请愿。 进京后，青文胜奔走于中央各部衙门，反复陈情。可对于他提出的减免赋税请求，官员们纷纷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无奈之下，青文胜决定敲登闻鼓告御状。但是，到了登闻鼓所在之处，才知道官文中有明确规定：“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上而下，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使不为伸理，及由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其户婚、田土细事归有司，不许击鼓。”也就是说，只有伸冤等诉求，才可以击登闻鼓。要求减免赋税的诉求，属于“田土细事”，是不允许击鼓的。 湖南汉寿县龙阳镇青文胜墓 执着为民请愿的青文胜绝望了。他不禁仰天长叹：“我有何脸面回去见乡亲父老！”既如此，不如以死相谏。决意走极端的青文胜，抡起鼓槌猛击登闻鼓。待值班的监察御史闻声出来，青文胜呈上事先准备好的上访信。不等监察御史发难，他便给自己套上绳索，吊死在登闻鼓下。 青文胜的举动令在场的人措手不及。监察御史赶紧启奏皇帝。朱元璋闻讯，十分震惊。一生杀人无数的朱元璋，也被青文胜以死相谏的壮举感动了。于是下令减免龙阳县赋税2.4万余石，并且今后都按减免后的定额缴纳赋税。事后，龙阳人为纪念青文胜的恩德，特地修建了一座祠堂祭祀他。青文胜的遗孀及儿女，因家境贫穷，难以返回老家夔州，龙阳人便募捐百亩公田，供养青文胜的家眷。显然，龙阳人也有情有义，懂得知恩图报。 不过，虽然结局令人欣慰，但反思朱元璋时代的自由上访政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痛快。对于不涉及统治者利益的上访，如伸冤之类的诉求，登闻鼓确实一条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但是，如果上访涉及到了统治者的利益，如减免赋税之类的诉求，实际上仍然无路可走。青文胜以“尸谏”方式为龙阳百姓争取减免赋税，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文/谢志东） 湖南汉寿县龙阳镇青文胜墓文物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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