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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言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3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细化, 相继涌现出诸多新领域, 疾病史亦不再为医学界的专属, 也倍受历史学家的青睐。1992年, 史语所创设了“疾病、医疗和文化”讨论小组, 后演变成“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陆续举办了10余次研讨会, 如1997年6月“医疗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1998年6月“洁净”的历史研讨会、2000年6月“疾病的历史”研讨会等 (参阅杜正胜《另类医疗史研究20年——史家与医家对话的台湾经验》, 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编《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 联经出版公司, 2015年) 。疾病史的研究在医疗社会史的影响下蓬勃发展,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内陆史学界对此的探索略显滞后, 且是“个别而缺乏理论自觉的”, 直至2006年才由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随后于2012年又承办了“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 推动了疾病史的繁盛和崛起。虽起步较晚, 但成果斐然, 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参阅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王小军《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 。 以隋唐时期为断限的疾病研究, 前人已作过相关的梳理和讨论, 如郑志敏《略论民国以来台湾与大陆隋唐五代医学史的研究》 (《新史学》第9卷第1期, 1998年) 回顾了自陈邦贤、谢立恒之始, 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两岸学界60余年的隋唐五代医学史研究成果, 以14张表分列近400篇论文, 并进行了简短精辟的评述。其中“疾病与治疗技术史”总结的大多为医学“内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特别提及了应当注意与论题间接相关的文章, 如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张荣明《略论中医祝由术的历史发展》的“外史”研究。此外, 李荣华《汉唐时期南方风土病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 对汉唐之际南方风土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 分医学、社会史、环境史三个视角, 亦可看作是学界对疾病认识的层递深进。郑志敏所搜集论著截止于1997年, 之后疾病史研究迅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军”和优秀的成果。故笔者试对近20年历史学界隋唐的疾病研究作一综述。 隋唐疾病史的研究中,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综合性的成果, 如张剑光《三千年疫情》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年) 是内陆史学界第一部系统的有关中国古代流行病的通论性著作, 其中“隋唐五代疫情”介绍了重大的疫情事件、政府的防疫救灾措施、医家与疾疫等。内容略偏通俗, 文中所举的史料既有正史、医书, 也有方志、文学作品等。时间跨度大, 难免会有遗漏的信息, 且引用的文献大多没有标明出处, 给查证带来不便。不过瑕不掩瑜, 本书作为中国疫病史的拓荒之作, 在宏观上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疫情的大致脉络, 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多维度的思考。 2003年春, “非典”突如其来, 中国中医研究院也在此时迅速编纂了一套《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 (SARS) 研究》, 第一辑就是《中国疫病史鉴》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年) 。其中“中国古代防疫资鉴”一节对隋唐五代的防疫措施进行了概述, 认为当时积极主动掩埋骸骨的举动对预防流行病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 张志斌耕耘疫病史多年, 其《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 以翔实的年表史料为基础, 探索古代疫病流行的原因和规律, 并对其中出现的古地名进行了考证, 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唐代至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疫病流行频数的第二个低落期, 这与当时的时局稳定、社会安宁有着直接的关系。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龚胜生、孙关龙、陈丽等。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暨南史学》第3辑, 2004年) 指出隋唐五代与其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宋元明清相比, 疫灾相对稀少, 其中以盛唐所在的公元8世纪疫灾频度最低。该时期疫病种群以天花、疟疾、痢疾为主, 此外可能还有鼠疫、流感、白喉等, 疫灾的南北分布基本平衡。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认为隋唐时期疫灾较少除了有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因素, 还与温暖的气候密切相关, 即“疫灾频度与气候的寒冷程度成正相关, 寒冷期疫灾频繁, 温暖期疫灾稀少, 气候越寒冷, 疫灾越频繁, 寒冷期越长, 疫灾频繁期也越长”。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 搜集了中国古代大疫385条并进行了定量分级, 指出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有两个活跃期:一是公元2—3世纪的两汉灾疫群发期, 二是公元16—19世纪的明清灾疫群发期, 而隋唐时期则是疫病发生的低谷期。陈丽《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规律及特点》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亦认可唐代为瘟疫的低发期, 指出“虽然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周期性, 但季节分布呈现一定规律性, 主要集中于春夏;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瘟疫危害程度具有加重的趋势”。 学者们在疫病史料的整理上也做了细致的工作, 如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3、4期) 和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年) 。古代疫病史料的整理最为全面和深度的还属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其中隋唐部分除正史外, 还加入了10余条地方志材料, 详细梳理了300余年间的疫病史料, 并一一注明时间、地点和资料来源, 为后来的研究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该书所用的地方志资料来自于日本学者井村哮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 而井村哮全所参引的600种地方志均来源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馆藏, 数量十分有限。 有关隋唐疾病研究的成果可分为四个方面, 即疾病观和鬼神思想、疾病与社会生活、文人与疾病、具体疾病的探析。 疾病观是指当时人对疾病的本质、发病原因和规律的认识。张嘉凤《“疾疫”与“相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魏晋至隋唐之间医籍的疾病观》 (《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 2001年) 以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病机和证候的专著《诸病源候论》为主, 探究了魏晋隋唐时期疾疫及其影响、医者对疾疫的认识与分类、医者对疾疫病源和传播途径的解释。她发现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医者有疾疫相染的观念, 但疾疫的相染与否并非分类疾病主要的标准。另外, 该文还剖析了疾疫相染与孝义伦理之间的冲突, 认为这或是当时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张嘉凤对小儿医疗方面的研究较多, 其中《隋唐医籍中的小儿病因观试探》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7期, 2012年) 指出, 隋唐间医者认为的小儿疾病的根源, 分为外在、内在、不内不外等几种, 这反映出丰富多元的病因观;而医者对小儿疾病及身体的认识加深, 也使得小儿医学逐渐专门化, 为之后走向独立成方奠定了基础。 张嘉凤探究的主要是医者的疾病观, 而隋唐时期其他非医学专业人士的疾病观又是如何?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对此作出了解答。书中第六章从当时南方炎湿的自然环境出发, 探究了常见的脚气病、瘴气病和毒蟲的成因及流行状况, 而这些风土病在人口迁移时引起了北人的感染, 从而演变成流行病。这些疾病配合传统医学理论, 形成了一套南方疾病的地理观念, 引起了时人对南方的极大恐惧, 且与日俱增。再者, 唐代的岭南地区也正是贬官之地, 无意中更增加了中原人士对南方的恐惧。范家伟在《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 (东大图书公司, 2007年) 第六章中以刘禹锡和《传信方》为例, 集中探讨了唐代官员对南方的疾病印象以及遭受贬官南方后的应对措施。 于赓哲对隋唐时期的南方疾病观亦持相似的看法, 他在《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 (《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中就“南土卑湿”的问题指出, 中古时期人们对南方潮湿环境怀有的恐惧主要来自南方现实疾病的影响, 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原人士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随着南方的逐步开发和南北文化的交流, 这种疾病恐慌观也在逐渐减轻和缩小, 其变化亦反映了中古族群边界的动摇和转移。唐人“南土卑湿”的地理认识还体现在城市建设中, 于赓哲《唐人疾病观与长安城的嬗变》 (《南开学报》2010年第5期) 对唐人的疾病观和长安城的形制变化进行了研究, 认为长安城的面貌形态由隋代初建时注重礼制、整齐划一的布局向注重适居功能改变, 是受到了当时“居高避湿”环境观的影响, 而这种环境观正是以当时的疾病观为根基的。 此外, 鬼神作祟致病是隋唐时期人们对疾病病因的常见解释。范家伟《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 (载林富士《疾病的历史》, 联经出版公司, 2011年) 论述了汉唐之际疟鬼观念的出现及转变, 指出道教在鬼神谱系的建构中推动了疟鬼从小儿鬼到枉死鬼的形象变化, 而医家将这种对鬼神致病的理解融入医书中, 作为解释疟病的病因。胡梧挺《鬼神、疾病与环境:唐代厕神传说的另类解读》 (《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 则从唐代盛行的“厕神”传说故事出发, 考察了鬼神、厕所、疾病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 对厕神恐怖传说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合理的解释。陈磊《行走于现实与想象之间——隋唐时期的“疫鬼”和“鬼神致病”》 (《史林》2015年第3期) 从“疫鬼”“疟鬼”和鬼神致病三个方面对当时瘟疫和疾病的认知加以研究, 认为好鬼神、好巫在一定程度上是隋唐时人对无法及时有效地就医做出的现实反应。涉及隋唐时期鬼神思想与疾病的研究还有林富士《人间之魅——汉唐之间“精魅”故事析论》 (《史语所集刊》第78本第1分, 2007年) 、卢秀满《鬼祟之因与治鬼之术——以唐人小说所记载之鬼祟故事为探讨中心》 (《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10期, 2011年) 等指出, 当时人们的疾病观中普遍认为鬼祟是疾病产生的诱因之一。 疾病与社会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林富士《头发、疾病与医疗:以中国汉唐之间的医学文献为主的初步探讨》 (载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联经出版公司, 2008年) 从生活中常见的头发着手, 考察了古代医者对于头发的认知和运用, 对头发所能反映的疾病、头发所能引起的疾病及头发所能治疗的疾病逐一进行了探究。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分别从钟馗画与虐病、行旅与鬼击、佛教理论与癞病、身体观与妇人病四个方面, 考察了中古时期疾病观念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时人对疾病的看法与反应, 用以点带面的形式展示了疾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 李贞德是从性别视角研究疾病的代表, 其《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三民书局, 2008年) 一方面展示了中古时期的女性在求子、怀胎、分娩、产后等一系列的生育活动中所面临的疾病危险, 以及堕胎、绝育和生子不举带来的意外情境;另一方面试图对在疾病护理中的女性进行性别化分析, 呈现出疾病历史的另一侧面。陈韵如《阴阳与精血:汉唐之间医书中的房事疾病与性别》 (《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27期, 2010年) 则专于房事疾病的研究, 认为房事疾病在六朝隋唐时期出现极为明显的性别分化, 这对进一步探讨医学文本中反映的性别意涵和身体观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疾病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最可怕的影响就是死亡, 由此疾病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也倍受学者关注。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第六章从汉唐之际人口南迁的历史, 分析当时北人恐惧南方地方病的心理。此外, 对于唐代中期江南地区户数大幅度减少的原因, 闵祥鹏《疫病对唐江南地区天宝末年到元和初年户籍的影响》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提出, 可能是代宗宝应元年和宪宗元和元年的两场大疫导致当时江南地区人口大量死亡, 至少有80多万户400多万人从户籍上消失;政府赈灾不力加剧了疫民的迁徙并引发相互感染, 是造成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此说法受到了张剑光的反驳, 他在《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中指出闵文混淆了口数和户数的概念, 错将前一场疫病死亡的口数加上后一场疫病的户数, 得出了80多万户的统计;另外, 史书中所记载的疾病过后的“死者过半”“死者太半”是不可以据实使用的, 唐中期的两场大疫病确实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但这并不是元和年间各州户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于赓哲《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 (《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从古人对“卫生”的认识出发, 对中国古代没有公共卫生体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进而联系中古时期的城市排污状况、城市布局和城镇改造状况, 认为这些“散落”的卫生举措从不同维度起到了一定的避免疫病、卫护健康的作用, 只是无论是医人还是政府都没能将其上升成为公共事务, 所以从西学的视角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找不到“卫生”的。 唐代的诗文里蕴含了丰富的疾病史料, 而文人与疾病的研究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闵祥鹏《诗中之意与诗外之“疫”——由唐诗的疫病表现说起》 (《五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和《唐诗中的瘟疫》 (《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4期) 二文以《全唐诗》中描写疫病或者与疫病相关的诗歌为材料, 得出唐代是疫病多发期、时人对疫病产生原因的认识来源于秦汉以前的疫鬼思想、疫病传播方式主要通过水源扩散、唐代传染病以疟疾和瘴病为主等结论, 并对疫病的治疗方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虽然文中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但从诗歌中寻求疫病材料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南方地区是唐代的主要流放地, 南贬文人的疾病文本里掺杂了真实与想象, 亦值得探究。张蜀蕙《驯化与观看——唐、宋文人南方经验中的疾病经验与国族论述》 (《东华人文学报》第7期, 2005年) 通过对比唐、宋文人对疾病的书写, 认为唐人描述南方时带有深沉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仅反映在对疾病的困扰和死亡的无助中, 亦投射出个体被国族遗弃的内心困境。而宋人笔下的南方则相反, 少见描述南方瘴疠之气及被风土病吞噬的恐惧, 更多的是关于养生御瘴的思考, 并重新观看人生, 即由“驯化”“被驯化”到“凝视”“观看”的过程。从唐代文人与疾病视角介入的还有李荣华《“南方本多毒, 北客恒惧侵”:略论唐代文人的岭南意象》 (《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 通过对《全唐诗》等材料的考察, 研究了唐代文人笔下毒物众多、疾病频发的岭南环境意象及其形成原因, 认为这是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文人自身遭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 从病迹学的视角也有诸多的成果。如何骐竹《杜诗“消渴症”疾病书写之研究》 (《嘉义大学通识学报》第5期, 2007年) 、《从医书到杜甫、卢纶、李商隐:消渴病的一重与二重模塑系统》 (《中山人文学报》第33期, 2012年) 、《卢照邻病后之自我身心治疗过程》 (《淡江中文学报》第31期, 2014年) ;吕国喜《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病”》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王颖《蚌病成珠——论李贺的“病”与诗》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等, 大多偏于文学模式和作品书写的研究, 在此不作展开介绍。 按疾病类别划分, 该时期学者重点关注的疾病有瘴病、脚气病等。隋唐史料中“瘴病”“瘴气”出现频次较多,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 (《唐研究》第八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中将瘴分为三类, 即暑湿之气所生之瘴、高海拔大温差所生之瘴和因迁官贬谪所想象之瘴。他认为瘴不仅是一种致病之因, 也是人们对南方的一种偏见和印象, 与“蛮夷”同生一地而被引申。唐代瘴的特点之一便是地域分布的扩大与北移, 甚至江南地区都出现瘴的记载, 而这种地域的伸张与收缩恰恰也是文化观念的转变过程, 反映了中原民族向周边地区的迁移。这种从文化心态、社会观念方面对“瘴”的研究与之前学者纯地理、医学的考证截然不同, 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马强《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 从疾病医学地理的角度对瘴病重点发生的西南地区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已经逐渐消除对瘴气的盲目恐惧, 开始寻求医学的手段对疾病进行治疗, 并积极地推动移风易俗运动, 这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 (《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则指出青藏高原一带的瘴气实为高原反应, 即左鹏所说的“高海拔大温差所生之瘴”。于文围绕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对唐蕃双方的影响展开论述, 认为所谓的高原“冷瘴”既限制了唐军又束缚了吐蕃军, 疾病对战争格局的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脚气病的研究, 廖育群《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指出晋唐时期的“脚气病”可能与服食丹药有关, 实质是由汞、铅、砷等重金属中毒引发的多发性神经炎, 但由于矿物中毒和脚气的症状表现相同, 故极易混淆。李浩《晋唐“脚气”考》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 对此持相同看法。杨志贤《柳宗元“脚气病”考》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认为柳宗元患“脚气病”的真正原因应该就是服食药石导致的慢性中毒。不过符友丰《脚气本义与腺鼠疫史话》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则提出晋唐“风毒脚气”实际上是与鼠疫有关的急症, 应当放在隋唐时期鼠疫流行的背景下去探讨。此外, 胡阿祥、胡海桐《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 通过诗歌与相关医籍的比较, 考证出韩愈晚年服食含硫黄类的药物是为了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 而并非好声色壮阳之需。 除瘴病、脚气病外, 学者亦探究了隋唐时期的其他疾病。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 (《史语所集刊》第70本第2分, 1999年) 涉及了隋唐时期的麻风病历史, 认为这一时期的医者在病因的解释上进一步发展了“风”的因素, 并正式地将“虫”的因素纳入, 故在治疗上也出现了各种“出虫”“杀虫”的方法。于赓哲《〈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则通过对敦煌石室遗书《新菩萨经》《劝善经》的分析, 归纳出唐五代时期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 并按照现代医学的概念进行了推测和分类。何婷立《隋唐五代时期常见的传染病及其治疗》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亦对隋唐五代时期的各种传染病的病症、病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探究。 从以上综述来看, 虽然近20年国内史学界对隋唐疾病问题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不足之处仍显而易见, 薄弱之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成果较为零散, 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范家伟、于赓哲等学者多是用以点带面的方式, 各自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呈现疾病与历史的关系, 但隋唐的疾病研究也需要且有必要从整体的层面进行审视, 目前尚缺此类论著。 二是对资料的运用还不够充分。虽然可见有学者从诗歌、佛经等文献中寻求线索, 但依然很有限, 唐代的墓志、笔记小说、敦煌文书、考古材料中均蕴涵着丰富的疾病信息, 有待进一步深挖。 三是研究领域略显不平衡。学界多从疾病观、社会生活、文人与文学等角度加以探究, 但有关隋唐时期疾病与宗教的互动、对国家政治军事的影响、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疫病的传播扩散等问题缺乏细致的考察。对具体疾病的考证也多偏向于瘴病和脚气病, 研究地域更是热衷于南方地区, 而忽视了北方也存在各种疾病的困扰。 可以预见, 隋唐时期的疾病问题将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成为推动隋唐史、科技史和生态环境史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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