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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进入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1980 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部疾病史的专著， 即：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陈胜昆之《中国疾病史》（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范著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注意较少。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在明清以来。全书共21章，其中有九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二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给人一种简单地叙述某种病的起源，然后十分突兀地跳跃到近代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什又有辗转抄袭之嫌（注：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50－71页）、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第204－206页）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除了疾疫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疫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对明清时期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作了重要探索，提出了明万历期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雷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有较多有关历史上包括明清时期疫病的记载。张志斌出版了《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明清时期是妇产科疾病认识的理论发展时期，并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认识、诊断学和治疗学等几个方面对此做了探讨。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作简单的概述。 这一时期有关疾疫史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 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作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还显得粗疏。其他纯技术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明清瘟疫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 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真正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清代“外来传入说”。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年第3 期）。此外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明清以来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1 期）。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赖文等《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年第5 期）。 总体而言，有关明清时期的疾疫，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 二、历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明清疾疫史的发端，应属于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The Late Ming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 Shih Wen-ti, Vov. 3.3,1975），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读书札记性的短文《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以及陈高傭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本）。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1980年代，台湾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19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研究的渐趋热潮，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大陆地区的研究则始于1990年代，虽然目前还较少受到关注。 历史学者关注的大多并非疾疫本身，而是疾疫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整个明清时期或其中的某一时期中的疫病所作的总体性研究）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作一梳理。 （一）综合性研究。1998年，张剑光出版了48万字的《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是目前唯一的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其中第7至第9部分分别对明代、清前期和清后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的疫病资料作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非常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明清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的一部分（"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Period in China", in K. F. Kipleed.: The Cambridge WorldHistory of Humam Dise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3），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中国疾疫史作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对18世纪以来出现的人口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前揭疾病社会史研究的论文中，对此持相当审慎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初步探讨了通行的和政府对瘟疫的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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