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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漫步于偌大的美术馆中，他们真的了解眼前的那些画吗？除精致的刻画手法与深刻的象征意义，画面上光鲜亮丽的色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精妙的色彩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打磨后仍然光彩熠熠，而你可曾思考过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又曾拥有过怎样一段怪诞故事或动听的名字？ ========= ▲「 瓶子里装了什么 」 “画家的颜料盒反映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纳拉扬·坎德卡尔 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四层的陈列柜上摆放着一排排如彩虹色轮般绚丽的玻璃瓶，3000种不同的颜色被按照色系整齐排列于高架上。然而藏匿在这条华美光谱背后的，却是无数有关画作与画家的谜团，或者说是颜料的身世。 哈佛艺术博物馆施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的材料保存（其中包括福布斯颜料保存馆和盖滕斯媒介剂与上光剂保存馆） 大约一百年前，哈佛艺术博物馆馆长兼艺术史学家爱德华·瓦尔多·福布斯（Edward Waldo Forbes）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收藏颜料及它们的制作原材料，这为其对博物馆收藏的作品进行鉴定、研究与修复做出了巨大贡献。每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容器中都满含着一则有关历史与科学的故事。 右为爱德华·瓦尔多·福布斯（Edward Waldo Forbes） 如今在博物馆调研室紧闭的大门背后，无数研究者透过褪色的画作与颜料中的自然素材挖掘着艺术家的秘密，斑驳不堪的名作经瓶中的彩色粉末染指后焕然一新。而由博物馆首位科学家罗瑟福·约翰·盖滕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于30年代发明的微观采样仪，则使从画作中提取颜料样本成为了可能。 罗瑟福·约翰·盖滕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发明的微观采样仪（可从画作中提取颜料样本） 这里的每一瓶颜料都纯粹得令人着迷，而更加激动人心的是它们并非徒有其表。这些瓶子的存在对艺术品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们摒弃了取悦他人的特性，每瓶样本都反映着有关艺术和创作的历史。 哈佛艺术博物馆施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的材料保存 一管旧的铜绿色或波斯蓝颜料，就能解开某幅画作背后的谜团。它们曾帮助科学家们修复了艺术大师罗斯科（Mark Rothko）的原作，并鉴定出了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赝品，是一批重要的科研工具。 哈佛艺术博物馆施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的材料保存 ========= ▲「 颜料的身世 」 若想得知一抹颜料的身世其实并不简单。博物馆中不仅收藏着无数精致的颜料，还有其来自全球各地的原材料，二者共同讲述着有关颜料故土的故事。 普紫色（泰尔紫、骨螺紫） 据悉，名为普紫色的颜料由地中海和欧洲大西洋沿岸的软体螺类分泌出的黏液制成，在希腊罗马时期便被用来给托加长袍（Toga）染色，中世纪的人们用它来装饰手稿。而当雪白的海螺跃然眼前，又有谁会想到其竟是孵化紫色颜料的暖巢呢？ 印度黄（Indian Yellow） 同样要从生物体内提取的还有印度黄，其必须要在印度田野里那些只吃芒果的奶牛的尿液中才能够提取，且这种做法会对奶牛的身体产生很大伤害。但这还不够，曾在18世纪的英国绘画中风靡一时的埃及棕，需由碾碎的木乃伊提炼而成，因此其又被称为木乃伊色。 木乃伊棕（Mummy Brown）
龙血红（Dragon’s Blood） 除此之外，生长于热带地区的胭脂树种子也因作为果红的原料而颇受欢迎。而名字很酷的龙血红则是用龙血树（Dracaena angustifolia）的树脂制作而成。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自然原料的使用为绘画颜料增添了几分清新的历史遗迹感。
哈佛艺术博物馆施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的材料保存 这些小小的颜料瓶并非只有追踪溯源这点本事，它们还曾侦破过多位大师画作背后的谜团。例如，罗斯科的画作经日光直射而快速褪色的原因，是由于他将利索尔牌的红色颜料和深蓝色混合起来使用，从而增加了颜料的不稳定性。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不喜欢使用直接由颜料罐挤出的单一颜色。
马克·罗斯科《三联画》，1962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被使用在乐高等玩具中的有毒颜料铬黄，也常被印象派画家所运用。据悉，梵·高的《向日葵》中便大量运用了这种浅铬黄色。而浅铬黄受热或经过数年之后易变暗的特性，也使得如今的《向日葵》色调一改当初的明亮刺目，变得更为温暖可人。
番红花色（Zafferano di Aquila）和铬黄（Cadmium Yellow）
文森特·梵·高《花瓶里的十二朵向日葵》（左），《花瓶里的十四朵向日葵》（右） 这幅由梵·高于1888年献给高更的《自画像》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而梵·高此次所钟情的颜料同样含有剧毒。这种鲜艳而充满诱惑的粉末叫做醋酸合亚砷酸铜，曾一度被当作巴黎下水道中的灭鼠剂所使用，因此俗称“巴黎绿”。
梵·高在1888年献给高更的《自画像》中大面积使用了“巴黎绿” 说来奇怪，曾风靡于艺术史上的亮丽色彩总是饱含剧毒，铅锡黄也不例外。其于1750年左右风靡一时，后直到1941年才被重新发现。这种柠檬色的有毒颜料不仅常被维米尔用来表现织物，还曾被著名艺术家伦勃朗用在画作之中。
铅锡黄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自画像》，布面油画，133×103.8cm，1658年 除铅锡黄外，维米尔还在其两幅著名画作中使用了天然群青。他挚爱蓝色，但彼时过于昂贵的蓝色颜料价格几乎让他破产。而需经过复杂而费力的工序，从稀有的青金石中方可提取的天然群青也着实珍贵。
约翰内斯·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左），《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右） 群青鲜明、美丽、完美的特质使得其不仅作为显示财富的工具而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神圣作品中将美好的寓意传递到绘画当中，这一点于圣母无处不在的蓝色长袍上便可见一斑。因此，哈佛艺术博物馆中的一块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也成为了颜料收藏的一部分，与1490年的馆藏蛋彩画《圣母子》交相呼应。
圣母披风上的天然群青色 天然群青的昂贵价格促成了后世合成群青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初期，两者的价格差别在100到2500倍之间。由于两者同样耐久，到19世纪70年代，合成群青便成为了画家们的常用蓝色颜料。
合成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伞》，油彩画布，180.3×114.9cm，1881-1886年，英国伦敦国家画廊藏 这种合成群青在印象派画家的创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雷诺阿的《伞》到梵·高的《麦田和丝柏树》，都少不了它的点缀与衬托。
文森特·梵·高《麦田和丝柏树》，1889年 ========= ▲「 最动听的名字 」 就像人类的思维进化顺序是由具象到抽象——先认识图形和颜色，而后知文字与概念。色彩的身世与发展历程似乎也遵循着这种规律，几个世纪前的一次色彩命名为无数画家与科学家带来了福音，原来色彩的乳名竟细腻优雅至此。
Patrick Syme《维尔纳色彩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约二百年前，苏格兰画家Patrick Syme以德国地质学家Abraham Gottlob Werner的颜色分类为基础，创造了一套色彩命名法。相较于色彩可以通过数字精密表达的今天，最初的色名不仅能够使人感知颜色的质地，还常常会唤醒人们超越于色彩的情感。
Patrick Syme《维尔纳色彩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以自然之形命名颜色，其构造出了一种区别于画作与摄影而存在的永恒描述。因为自然是不会褪色的，就像其描述被定义为“脱脂牛奶白”的第七号白色，是白雪里混杂了一些柏林蓝灰，你可以在人的眼白或是蛋白石里找到它。而“雪白”不仅是“最经典、纯粹的白色”，还是“没有任何杂质的初雪”和“黑头海鸥胸脯上的羽色”。
Patrick Syme《维尔纳色彩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如此一来，色彩拥有了比标本和绘画更加可靠的自我记录方式。而达尔文便曾利用这种色彩命名法定义其眼中的陌生世界，他记下了自己看到海水的瞬间：“夹杂着靛蓝色的蔚蓝之海，上端的天空是有一点超海洋色的柏林蓝。”
Patrick Syme《维尔纳色彩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 色彩的身世带给我们的是超越其感官意义而存在的历史可能性。自此之后，当我们再次面对一幅旷世杰作时，所思所想便不再局限于画作本身。我们所尊崇的还有赋予整幅画面生命力的绚烂色彩，及每一抹色彩背后的故事与独立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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