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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家，在仕途之上，也是露过一手的。他曾历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又称“王右军”。清代西吴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有一段话概括王羲之的仕途生涯：“时东土饥茺，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见从纳。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
不妨顺着《越中杂识》提供的这条线索，将王羲之的仕途生涯分述如下：
开仓赈贷，上疏减赋。这当在王羲之为会稽内史任内之事。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王羲之此举，使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而使会稽一郡免“蹈东海”，足见其体察民意，关注民瘼。王羲之还给当时的尚书仆射谢尚写过一封信，提出四条谏议：一是把“漕运”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委之各地“所司”定期完成，岁终考核，失责者“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二是“思简而易从”，革除人浮于事，文符如雨，为法不一，牵制者众的时弊；三是严惩贪官污吏，“诛翦一人，其后便断”，以免“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以至“国用空乏”；四是因“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致使“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力主“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者充此，被判死刑的长充兵役，被判五年徒刑的充杂工医寺，并“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这四条谏议，更能体现其精兵简政，轻徭薄赋，从严治吏，以人为本的从政理念。（《越中杂识》P43，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遗书殷浩，止其北伐。殷浩为扬州刺史，年长于王羲之，也曾名重一时，“浩与褚褒、杜义皆以识度清远，善谈老易，擅名江东，”以至当时有“深源（殷浩字）不起，如苍生何”之说。殷浩与王羲之是有交往的。他向来“雅重”王羲之的才器，曾写信劝王羲之应命出仕。殷浩与桓温不和，王羲之也曾写信给殷浩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协和”劝诫，但殷浩听不进去。至于“止其北伐”，可谓仁至义尽。先是“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殷浩置之不理；果如王羲之所言“为姚襄所败”之后，“复图再举”，王羲之又遗书殷浩，提出“政以道胜宽和为本”，指出“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胜广之忧，无复日矣”，劝他“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估计到刚愎自用的殷浩会依然置若罔闻，他又上书会稽王力陈殷浩不宜北伐的理由，要会稽王令殷浩停止北伐。可见，所谓“遗书殷浩，止其北伐”，同样体现了王羲之与民休息养生的主张和务实的精神。（参见《晋书》P2095，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
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这已是永和十一年的事，即在兰亭书法盛会之后两年，王羲之时年52岁。王述原为会稽内史，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作为继任的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此后王述为扬州刺史，即将赴任时，曾“周行郡界”，而不去王羲之的府上。王羲之于是“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可与扬州并列而不为扬州所制，但因“行人失辞”，又“大为时贤所笑”，“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参见《晋书》P2100，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从《晋书》的上述记载看，他的“谢病归”，大致有两方面的主观原因，其一，王羲之生性高傲，他看不起王述，却又要受王述的辖制，感情上接受不了，这反映了王羲之性格上的弱点；其二，王羲之“素自无廊庙志”——这是殷浩劝他出仕时他回答殷浩的话，说的也是事实，庚亮临终前，曾上疏称王羲之“清贵有鉴戒”，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接连召其为侍中、吏部尚书，王羲之“皆不就”（参见《晋书》P2094，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官念”比较淡漠，本来对当官就没有多大兴趣，干吗受这种窝囊气？！
上书谢安，谏其清淡。魏晋崇尚清谈，谢安也有此嗜好，尽管他的清谈与殷浩的清谈似有不同。但《越中杂识》所谓“上书谢安”云云，与事实略有出入。《晋书》谢安本传记载，谢安“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可见，这是王羲之辞官之后，“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时的事，话是当面说的，并非“上书”。王羲之与谢安是至交，但谢安对王羲之的“谏其清谈”，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仅以一言作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参见《晋书》P2074，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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