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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到心灵的汉代墨迹 文/贺进 对于碑版来说，墨迹的意义似乎更具有指导性。在学习书法的路径上，墨迹与碑版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互相博弈的关系。 金石学的兴起，让碑版焕发出长足的光芒，从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直到书法家，似乎如获至宝一样，从碑版中汲取新的养分，所以金石学其实也是一种断崖式的路径选择。相比于墨迹来说，斑驳的纹理给人的印象更加具有冲击力，在强烈的视觉感官的影响下，碑版的各种造型元素充分表现在书法的体态变化中，所以在清后期直至民国中期，碑版书法充分彰显了她无穷的表现力。大概是在民国后期直至现在，帖学逐渐有了新的历史定位，无论从魏晋王氏一脉尺牍，还是唐宋诸家信札，明清二王延续巨作，有了重新整合并且逐渐扩展的势头。 无论是碑版还是墨迹，对于书法学习来说都互相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在。我们不能将两者划上分水岭，因为这两者总归会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对于碑派和帖派的争执，其实都没有任何争执的必要。 现在言归正传说一说两千年前的汉代墨迹。汉代是以碑版作为主要承载的历史时期，在汉代，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的那种大汉雄风似乎都在碑版中充分体现出来，这种碑版的力量与汉代的建筑、服饰都能联想到一个时期的风貌，那种扑拙、雄浑都充分体现了出来。尤其是作为主要表现的书体隶书，更是将这种气息表现的一览无余。 然而，对于我们当代的书法家来看的话，碑版的学习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比如汉代的隶书，我们经常面对的都是碑版，于是就将汉代的隶书固定化了，于是也就有了后人对隶书的固定观点——扁平体势、一波三折的用笔习惯。但是当我们用这种固定思维去学习汉代隶书的时候似乎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体势变化，更为丰富的用笔变化等等。 那么这种思维模式在汉代墨迹中体现的更为宽泛。我们固有的模式在墨迹中逐渐被打破，我们看到了直入的起笔、斜切的起笔、回旋的起笔，于是我们知道了原来汉代的隶书不仅仅是《曹全碑》、《张迁碑》、《乙瑛碑》这样的。她告诉我们汉代的人也很萌，也很可爱，当然也相当聪明。在墨迹中我们看到了汉代人所有的智慧体现，逐渐发现，跨越千年的汉代，在书法笔法的演绎上具有如此雄伟的作用。在体势变化中，我们也看到了更有意味的多形态的出现，甚至有了完全相反的体势，这在墨迹中我们颠覆了固有的观念。 对于碑版和墨迹，我一直觉得学习碑版更多的是学体势，学习墨迹则看笔法则更直观。所以汉代墨迹的出现，填补了我们碑版学习的不足。例如《礼器碑》，我们很难去揣摩《礼器碑》的原有书写面貌，由于碑版的各种原因所形成了一种面貌似乎与原有的状态差距很大，我们要用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却解读《礼器碑》，于是我们看到了同时代的人如何写隶书，墨迹的作用就派上用场了，我们通过对墨迹的观察，看到了汉代人书写隶书的方式，一种更为轻松的表现、朴实无华、简单至极的用笔表达，这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样子。 汉代的隶书与章草是并行发展的，于是我们在汉代墨迹中看到了隶书与章草同时表现的竹简，从隶书转化到草书，游刃有余，毫无阻力。这似乎能找到隶书与草书笔法的相关联系，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能找到一种借鉴，这种借鉴来的更实惠，更有说服力。所谓的章草，在体势变化上与隶书大抵一样，所以在这些墨迹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横向的贯穿，尤其是横线的表现上，与隶书笔法如出一辙，那种飘逸来的更为直接。学习草书最难的在于草法与书写顺序，于是也有人提出“草从篆生”的概念，这种观念是对的，因为我们似乎从篆书的书写顺序来看，草书是和篆书有一致性的，那么在草书的鼻祖——章草的表现上，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因此，有了墨迹，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无法一点点掰开揉碎慢慢道来的。 两千年前留下来的墨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新的视角，全新的认识古人的方法，一点一画都需要我们认真去揣摩，认真去分析，分析来龙去脉，分析古往今来。对了，这批墨迹是——河西简牍。 丨寻·迹丨河西简牍（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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