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发展到战国晚期，逐渐趋向交流融合，形成新的学术流派

战国时期，诸子学说流布传播的基本面貌，在《韩非子》、《庄子》和《苟子》中均有所涉及，其叙述格局大多是以人物为主，兼及流派。《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即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墨即墨翟所开创的墨家学派，两者分别代表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两种不同阶层的立场，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系列方案。此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同上），呈现出学派分化的特点。各家学说的思想交锋也日渐积累，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流派和代表人物。

《庄子·天下》将战国诸子之学的出现，视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果，并且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几个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即所谓“邹鲁之士、缙绅生”（以儒家为主），墨翟、禽滑厘（墨家代表人物），宋钎、尹文（与墨家流派接近），彭蒙、田骈、慎到（法家流派），关尹、老聃（道家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惠施、桓团、公孙龙（名家流派）。《荀子·非十二子》中，则以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主线，对它嚣、魏牟、陈仲、史罐、墨翟、宋饼、慎道、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十二人的学说，做了批判总结，在肯定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同时，也指出了各家学说“足以欺惑愚众”的偏激之处。

总的来说，战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以儒、墨竞争为主；中期则以诸家分化及百家争鸣为特色；到战国中晚期，随着政治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则出现了各派思想融合的基本趋势。若以地域视角来看，则战国诸子流派演化最早出现在东方，后逐渐向西扩展，呈现“东学西渐”的状态。孔子是鲁国人，他创立儒学，以鲁、卫为核心活动区域。后来儒家的子夏学派传入魏国，形成西河学派，杂揉三晋政治治理技术，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刑名法术之学。子夏之西河学派，是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关键思想流派，强调君主用权之“术”。李锂、吴起、商鞅等著名改革家、军事家，均出于子夏门下；而荀子、李斯、韩非则为其再传或三传弟子。可见其对战国时局走向的历史性影响。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原为宋人，墨学早期以宋、楚等地为活动范围，后扩散至秦、楚等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家之学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巨子”系统，以相当周密的组织化形式向西扩展，最终传入秦国，对战国早期秦国政局产生过深远影响。战国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三大思想中心：其一，以三晋和秦国为主的刑名法术之学；其二，以楚地为主的道家之学；其三，以齐地为主的稷下之学。随着诸家学说的交互渗透，新的学术流派和形态还在不断生成。

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反映出战国中期楚地学术面貌。就在同一个墓主的墓葬中发现了分别带有道家和儒家特色的古书文献，即是当时学术交流复杂局面的反映。楚地的道家学派在与其他学派的交流互动中，不仅对法、儒学说有所渗透，而且还在传播到齐地后，杂霖当地术数传统，形成了“黄老之学”。战国后期，随着统一趋势的出现，诸子之学也出现了学术整合的趋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整合模式，一是以齐国的稷下学宫为基地而形成了稷下学派，二是以秦相吕不韦为首召集门客，编撰而成了《吕氏春秋》。

齐国的稷下学派，实质是各派学说争鸣辩论的产物。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田齐政权以优厚待遇，吸引各国谈说之士，会聚于稷下学宫，史称“稷下学士”。稷下学士作为官府的智囊，通常遵循“不治而议论”的原则，对战国时政、国事和治乱之策展开议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以供参考。稷下之学不以一家一派学说为主，而是由政府提供场所和待遇，让各派学说自由辩论，彼此争鸣。稷下学宫的开设，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其中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法、阴阳等家。诸家争鸣的议题也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还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这样的做法，不但有利于各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秦相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思想整合策略，他召集属下门客，按照“十二纪”（象征十二月）、“八览”（代表八方）、“六论”（代表六位）的结构，吸收和采纳诸家学说，著成《吕氏春秋》，以之为秦的统一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吕氏春秋》在历史上往往被人称为“杂家”，就是因为难以用一家学派的观点对其内容进行归类，故名之。但实际上，《吕氏春秋》“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就是期望糕合诸家观点，整合成一种新的学说。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