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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2009年第04期
司马迁：悲《瓠子歌》
作《河渠书》
文/陈陆 编辑/任红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新生入学第一堂课上，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先生，总要引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的这一句话告诫莘莘学子，得水之利与避水之害对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关系重大。
两千多年前，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以超前的经济意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水既可为利又可为害的两面性认知。
史学史上的煌煌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点明了其在中国史学史和传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史记》在我国水利史上的重大作用，许多人却知之甚少。
《史记》记载了华夏民族与洪水奋战的珍贵史实，刻画了许多治水英雄的不朽功绩和光辉形象。其中《河渠书》更是我国第一部水利专史，它论述了自大禹治水至西汉两千多年的水利建设的史实，是系统介绍古代中国水利及其对国计民生影响的权威性记录。由此，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载入史册，为后世历史专著所效法，正统史书所遵循，成为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利”一词是司马迁最早创造的。他在《河渠书》中写道：“自是（指瓠子堵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首次提出“水利”一词，并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水、导河、修渠、漕运、灌溉等专业内容。此后，“水利”一词约定成俗，沿袭至今，为我国水利工程的命名奠定了科学基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为写《河渠书》更是做了大量、长期的有关河川和水利工程的实际考察和研究，他考察的足迹遍布华夏的山山水水。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他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80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司马迁把浩繁芜杂的古今文献作了一番通盘清理，将它们纳入《史记》精心构思的五种体例中。
此外，司马迁还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二十岁时他便壮游天下。司马迁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从这段话可看出，司马迁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而且还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代、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
除了读书交游考察之外，司马迁还参与了当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司马迁亲自参加了黄河决口的堵口工程，从中他深刻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作用。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决口，“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洪灾遍布16郡，灾情极为严重。元封二年（前109年），黄河泛滥23年后，汉武帝主持了规模宏大的瓠子堵口。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水场面：汉武帝亲临黄河岸边指挥堵口工程。他首先举行了祭河仪式，将白马玉壁沉于河中。为了激励治河将士与民夫，汉武帝还作歌二首，令万众呼唱，史称《瓠子之歌》。
塞河工程先在决口处以竹为桩密密地夯入地基，然后填塞柴草、土石，堵住黄河决口处的的滚滚洪流。汉武帝命令扈从自将军以下官员与士卒，每人背负柴薪支援塞河工程。司马迁也背负柴薪参加到这一伟大的治河行列之中。史载，治河工地，十余万大军，群情昂扬，歌声慷慨悲壮，经过几番争斗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塞河工程，一是堵塞黄河之南的决口，二是疏导黄河之北行二渠，既防又宣，使黄河水顺利宣泄。武帝又在河堤上筑宫纪念，取名宣房宫。于是梁、楚之地（当今河南、皖北、苏北地区）消除了水患，重新获得安宁。
司马迁对这次黄河堵口作了高度评价，把这次水利建设的功业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说：“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爱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瓠子堵口时司马迁三十七岁，正是盛壮之年，西汉也正当盛强之时，而负薪塞河，千载难逢。他亲眼目睹了黄河决口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切身体察了堵口工程变害为利的事实，深切认识到治水对于强邦的重大意义。在亲身经历了这场人与自然斗争的伟大壮举后，追想大禹治水的功业，回顾自汉文帝以来三代治水的经验以及种种业绩，司马迁感奋异常，决心修《河渠书》——这个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利通史。他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司马迁为写《河渠书》更是做了大量、长期的有关河川和水利工程的实际考察和研究，他考察的足迹遍布华夏的山山水水。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由于作了众多和细致的实地考察，所以有关各条水域的水利工程，《河渠书》都记载得异常科学与周密。也正是由于重视这种实地考察，重视向当地百姓和水务官员访问请教，所以，他的叙述与评说真实性强，三言两语直中肯綮。如写井渠的开凿，是由于“岸善崩”；褒斜道的失败是由于“水湍石”等，都正确反映了该地区的地质、地形特征。为写禹迹，他曾沿江、淮、河三大河流最易出事的地段实地踏勘，而后悟出禹为何不迳挽黄河东行入海，反而使它东北流入渤海湾的原因。他说这是由于自朔方至龙门一段，地势高，水流急，孟津以东地势渐低，落差太大，易生水灾。所以把它引入鲁西北的高地，以减小水势。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司马迁不但提出来，而且还给了正确的解释。
秉笔直书
尽载治水之事
《河渠书》从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共两千年间我国重要的江河水利建设史实。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都有系统的记载。
《河渠书》汇总了古代两千多年的水事记载。
《河渠书》从大禹治水的著名传说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时代黄河瓠子堵口共两千年间我国重要的江河水利建设史实。对各地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建设等都有系统的记载。按河名（或地名）可考的约为25事；依工程技术分类，计有防洪6事、漕运3事、灌溉13事、漕运兼灌溉3事。大事如大禹治水、鸿沟运河的开凿、李冰修筑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治邺、郑国兴修郑国渠、郑当兴修关中漕渠、番系兴修晋南水利、张汤言奏开凿褒斜运河、庄熊罴开凿龙首渠以及关中开凿六辅渠、灵轵渠等，还记述了黄河泛滥堵口抢险等。所涉及的河流有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淄水、漳水、岷江、汉水、泾河、洛河、渭河、汾水、汶水等。
对秦以前的水事活动，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主要记载了大禹治水，鸿沟、邗沟等运河开凿，李冰凿离堆而建成都江堰及西门豹引漳水灌农田等水事。对都江堰的记载是：“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李冰这“功昭蜀道”的奇功，一是除沫水洪水之害，二是可以行舟水运，三是灌溉农田。
《河渠书》详细记述了郑国渠的修建过程。其中郑国渠“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即淤灌技术。填淤之水即富含有机质的多沙量河水，泽卤之地即盐碱地。郑国渠引泾水灌溉，实际上超出了一般灌水的意义，而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水三重功效，使盐碱地一变而成为沃野，这无疑是适用于我国河流多泥沙特点的重要经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黄河流域最早的淤灌工程的记载。据考证，郑国渠还“横绝”河川，即接纳北山诸流，扩大水源，解决了供水不足的矛盾。该工程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其规划布局、引水方案科学合理，为后人争相步尘。
《河渠书》最早记载了黄河决口及堵口。书中详尽记载了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瓠子决口及堵口工程。特别是堵口断流所采用的打桩填草塞石的技术，为后世的治河堵决提供了实战样板，在现代堵口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98年长江抗洪斗争的电视画面中，我们仍能清楚看到，在溃口抗洪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夯砸木桩，填塞沙袋的场景。
黄河堵口后，负责河渠事的官员争相向武帝建议修筑水利，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的局面。于是水利大兴，出现了不少灌田万余顷的农田水利工程，而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以及川谷中的水灌溉农田；而关中的辅渠、灵轵渠引诸川中的水；汝南、九江地区引淮河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水；泰山周围地区引汶水。各自所开渠都能灌溉农田万余顷。其他小渠以及劈山通水道的，不可尽言。
汉武帝时，龙首渠的开掘首次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河渠书》记载了井渠施工的技术要领：“凿井，深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即连续挖很多井，井下相通以使水流过商颜山。龙首渠隧洞施工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确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是难能可贵的。龙首渠建成后，并未达到预期的灌溉农田的目的，但创造的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标志着我国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此项井下相通引水的输水技术，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内陆人民的大量迁徙到西域从事屯垦而传入西域。至今，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使用的“坎儿井”，仍然使用的是这一独特的地下水利灌溉系统。既解决了沙地开渠“岸善崩”的问题，又避免了因吐鲁番地区天气炎热引起的河水大量蒸发。
为满足当时军事用粮和关中地区人口增长的需要，汉代不仅大兴灌溉工程，还大力发展漕运。在龙首渠之前，利用三年时间兴建了渭水至黄河长达三百里的漕渠。齐人徐伯“表”漕渠，在我国水利测量史上是一重大贡献，说明汉武帝时水准测量已具相当的准确度。漕渠的开通，极大地增加了向关中漕运数量，且灌溉农田万余顷。
由于漕运代价太大，河东郡太守番系为了增加今山西河津、万荣、永济一带粮食产量，曾引黄河、汾河水灌溉该地农田，渠道建成不几年黄河主流摆离引水口而无法引水灌溉。这是史书中对黄河小北干流游荡性特点的第一次记载。
司马迁不但通过河道的开凿、治理过程，阐述人们变水害为水利的伟大斗争，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许多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做了详细记述，同时他还怀着满腔郁愤，对于豪门为了一已的私利阻挠治水均做了揭露，从而对汉代弊政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决口。武帝舅父田蚡因其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北岸便可避免水患的威胁，故对皇帝说：“江河决口都是上天的事，不易用人力强加堵塞，即便将决口堵塞了，也未必符合天意。”此外，以望云气和术数占卜的人也都纷纷附和。堵塞决口的工程被迫叫停，致使黄河溃口长达23年。田蚡身为丞相，以个人的私利，不顾人民死活，反对堵塞黄河缺口，还妄称“天道”“气数”以蛊惑汉武帝的治河决心。他的这一丑恶行径，暴露了分封制度的弊端。司马迁秉笔直书，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持正而志
勾画治水之人
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的《史记》，人们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李广、荆轲等一系列人物的逼真形象。实则司马迁笔下的治水英雄也一个个光彩照人。
《河渠书》以大禹治水开篇。他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华夏的山山水水，并、度量了九州山势，筑起了九州的泽岸，开通了九州的道路，划分了九州边界。他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根据土地物产确定了赋税等级。
黄河泛滥成灾，给百姓造成很大危害。他便集中力量治理黄河，引导河水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南行到华阴县，东下经砥柱山和孟津、雒汭，到达大邳山。禹认为大邳以上黄河流经的地区地势高，水流湍急，难以在大邳以东的平地经过，否则会时常败堤破岸，造成水灾，于是将黄河分流成两条河以减小水势，并引水北行，从地势较高的冀州地区流过，经降水，到大陆泽，以下开九条大河，共同迎受黄河之水，流入渤海。他不畏艰险，开山辟路，疏河治水，终于完成了“以别九川，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伟大事业，华夏诸国得到治理而安定，其功绩使夏、商、周三代受益不绝。
大禹治水的传说经司马迁描写，成为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大禹顽强斗争的精神，成为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的公而忘私的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一部分。而他治水中遵循的“以水为师”“道法自然”的理念，熔铸了人们实际治河的经验，至今仍是治水的圭臬。
《史记·滑稽列传》中，司马迁还精心勾勒了另一个治水英雄——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西）的漳河经常发水灾。年复一年的水灾冲毁房屋，吞没庄稼，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后来，邺地的一些地方官吏、地主豪绅与装神弄鬼的巫婆串通一气，造谣感众。他们说漳河闹灾是“河伯显圣”，只要每年挑选一个美女，给“河伯”做媳妇，就可以使水灾平息，民众安宁。就这样，在官吏豪绅的操纵下，年年驱使老百姓给河伯娶妻，把年轻姑娘扔进漳河。他们还乘机向老百姓索取大量钱物，进行分赃。天灾人祸，使邺地人民贫困交加，无法生活下去。特别是那些家里有年轻女子的平民百姓，担心自己的女儿被选中，只得背井离乡，四处逃亡。
西门豹奉魏文侯之命，担任邺令，西门豹经过深入调查访问，终于弄清了当地官吏地主为河伯娶妻，坑害百姓的真相。西门豹将计就计，利用为河伯娶妻的机会，以挑选的女子告知“河伯”为由，将作恶多端的巫婆和三老扔进河里，严厉惩罚了欺压百姓的官吏。
尽管西门豹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邺令，官职不大，史料对其生平记载也少之又少，司马迁却对其倾注了满腔热忱,他以廖廖数笔将其特有的机智和魄力刻划得栩栩如生。特别是西门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高超谋略,以及祭河伯时“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的绝妙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河伯娶妻的阴谋败露后，官吏豪绅“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的描述，更是入木三分,大快人心。
此后，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助使魏文侯“称誉于诸侯”。为感念西门豹修筑漳水十二渠给人们带来的富足生活，当地流传这样的民歌：“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成稻粮。”
司马迁对西门豹以高度评价，他在《史记》中说：“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他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古书上这么一段话：“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期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并发问说，他们三个人的才能谁更高超呢？
此外，司马迁还热情讴歌了组织规模宏大、成就卓著的黄河瓠子堵口工程的汉武帝、兴修郑国渠的郑国、兴修关中漕渠的郑当、兴修晋南水利的番系、开凿褒斜运河的张汤等一批致力于治水的伟人。其中，有的治水工程获得巨大成功，福泽百姓；而有的工程因当时科技水平所限却未能如愿。但治水的失败，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水利资料，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反面经验。
司马迁——“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超前意识和高远的目光，看到了水利对于社会发展、国家的兴衰的重大意义，开创水利史之先河，并将其作为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水文化的发展史。中华民族水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史载，早在鲧禹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与水害进行顽强拼搏。但在西汉之前，虽然已开始取水之利，如灌溉、漕运、捕捞等，但史学家还未看到水利在社会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虽有人言水利事，却无人写专史。司马迁以超前意识和高远的目光，看到了水利对于社会发展、国家的兴衰的重大意义，开创水利史之先河，并将其作为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说：“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它所包括的时代之长、记载内容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记载了约三千年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日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在广阔的时空间架上，《史记》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史的完整画卷。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如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以至农工商贾，都在《史记》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反映。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比较，希腊史学名著往往只集中描述战争和政治斗争，只着重记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等大人物。但《史记》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于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我们从他记载的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史实中即可窥豹一斑。
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这些盛誉对司马迁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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