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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陈玉，字石守，号谦庵，江西吉水县枫坪人。天启四年（1624）乡试中举，崇祯七年（1634）进士，为三甲第79名。崇祯七年至十三年（1634~1640），出任嘉善县知县。六年考核为最，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逾年改选监察御史。御史任上，侃侃论列，不避权贵，有《台中疏稿》行世。顺治六年（1649）出任南明政权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兵败殉职。
兴利除弊 良策治政
明代县令职掌，令典规定十分清楚具体。县令授官后，吏部给予《到任须知》，开列上任注意148事项，计有31条。境内事务，几乎无所不包。
李陈玉在嘉善县六年，其文集《退思堂集》载其任内理政29条，为：省比较以善催科；整漕规以便军民；清帑藏以肃奸蠹；设法并蓬以完宿逋；革火耗以劝乐输；力裁省以恤各运；获剧盗以安地方；严指扳以安良民；严人命以安繇赖；清词讼以省弊扰；省赎锾以宽民力；严买价以苏铺行；兴孝悌以教民厚，掩骼黹以教民葬；兴学校以养人才；讲乡约以化民俗；修城垣以重保障；修演武亭以专操练；练民壮以备防御；治赌博以儆无良；治打降以护愚善；逐娼优以防淫盗；禁投献以安民业；理盐政以完鹾额；劝垦荒以苏赔累；积储蓄以备荒乱；汰冗役以清衙蠹；清监铺以广钦恤；督浚筑以修水政。大多还附有实际事例。
以上所列，多据实情。通读其文集，可知李陈玉在各个方面，皆付诸实践，但分出轻重缓急，较为突出的，是如下几方面：
1.征解漕粮
明代江南，赋税最重，重赋之中，漕粮份额尤其沉重。到明末，征解漕粮的负担最为突出，“漕兑一节，浙西第一繁难”。明末清初人的体会，江南地方官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催征钱粮上。李陈玉就任时，前任署篆交盘册报，已征钱粮只有银三两，带征钱粮拖欠数多，亦未征完。“新妇看进门，新官看到任。”李陈玉于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任，当时运漕旗军之船已集河干，督粮道派员黄丞即请李陈玉赴仓开兑。上届漕粮开兑于崇祯七年春天，前任马成名，按旧规兑粮，每一百石加耗赠九石八斗，而漕军分外横索，每斤加一，外淋尖二十捧，名曰“赠头”；四笆斗，名曰“顺风”，以及插花、挂红、开窗、会筹各种使用名目，总计每百石粮，兑至一百五六十石。粮长甚苦，因而大哄，马令因此里误罢职。李陈玉决计不改旧例，不再加重百姓负担，乃与兑军卫所官员商量，告以若改民兑为官兑，九石八斗之外，漕军并无什么益处，故为军之计，不如循往例以相安，免得再生近年之祸端。同时，将此设想详陈督粮道。督粮道命杭州府推官黄海岸前往调停兑粮事宜。黄主张九石八斗之外，劝增六两。李陈玉闻之错愕，说漕规九石八斗，即是赠粮，即使时势变化宜稍通融，也不应骤加至六两。黄说嘉兴、秀水二县有此事例。李陈玉说，各县各有事例，即使嘉兴、秀水二县，例也不同。黄说，前官已为此被罢官，君初至，宜稍宽之。李陈玉说，嘉善从无此例。某正以初至，未能为地方有分毫之益，而遽而滥觞，坏其定规，以此取容于运军，而得罪于地方，若定规不逾，而粮里息肩，即使因此得罪而去，也甘心情愿。一个调停，一个力争，直至深夜，李陈玉不禁潸然泪下，随行胥吏大惊失色。次日，李陈玉仍然力争，反复权衡，定为三两。随后嘉兴府理刑总捕和督粮道侯姓均至，痛斥运军，杖击旗军之刁横者，将额外赠银定为八折，即二两四钱，从前淋尖等各项名目悉数减除。总计全县运往辽东的漕粮十万石，减省米粮八千余石。而且因为调停耗赠数量相持不下，开兑时间在全府最晚，却不到十日，即全部竣事，随漕轻赍银1.3万余两，也在十日内全部征完。
李陈玉走马上任，匆促任事，处理极为繁难极为棘手的漕粮征兑之事，竭尽全力，据理力争，继之以泣，将百姓负担降至最低，最终顺利解决，各方满意，其为民之心和理政能力，初步显现。
崇祯八年（1635）漕兑，李陈玉因上年赠耗骤减，运军期望未厌，心中就无底，盖因所兑漕米，是否能颗颗饱满干爽，抵仓交兑不出问题？李陈玉寻思，应该在漕米质量上下功夫，消除漕军口实隐患，于是以掮飚漕米确保质量为第一义。以往征兑漕粮，地方官府也会组织掮飚，但“粮官利其陋规，苟且涂饰”，县令即使精敏，也略观大意而已。李陈玉厉行其事，全县20区，仓廒390余间，召集县丞、主簿、典史三人，学官三人，以及阴阳官、医官各一人，杂选吏农诚实者二人，共十员，每员分管二区，督责簸扬，认真行事，其本人总督，不时巡验。督粮道朱姓临仓，见万簸既干既洁，每仓如此，大为感叹，终日不责一人。回去后，对运军说：“嘉善之米，杭、嘉、湖三府为第一，我所深知，尔辈万勿狃往年积习，若有分外之求，漕运有常法。诸军从此气夺。”经过认真掮飚之米，较之往年，一石之兑，可免二斗水谷，百石之兑，便多出了二十石，耗赠虽减，淋尖亦除，运军实际并不吃亏，所以自是心服。因为所兑之米质量有保证，督粮道等查验之官不至，运丁之各种要挟消除，漕军之鼓噪无由，省去送往迎来之费、调停口舌之费以及无名之费不计其数，无论交粮业户、组织兑粮的地方官府，还是负责解运的漕运部门以及运军，均实受其益，所以为各方所接受。其中只有处州卫运军，仍怀上春之憾，要求增加赠耗，方肯受兑。其要挟愈悍，李陈玉持之愈力，讲兑三日，毫无增加之意。运军计划于第四日起哄闹事。李陈玉径自前往粮仓，晓谕运军道：“县官以诸军劳苦，地方又各有一定之例，无能为诸军拊循，惟是必掮必飚，干洁圆净，使一百石免二十石之水谷，则较往时多二十石之好米矣。诸军不计其大，而计些须赠耗之利，非所以长算自便也。且县官掮飚之难，与绅士、百姓不知经几龃龉，而有此所谓粒粒辛苦，而诸军不以为德，地方且以为怨，则自此以后，谁复有肯为诸军任者。吾言及此，吾心灰矣。”于是诸军感动，叩谢而去，平兑之议，从此而定。而运军中仍有一人请求，说一切可依所约，惟乞与一“顺风”。所谓“顺风”，即欲加一斛面淋尖，粮官错愕，但又不忍拒却。李陈玉应口说，“顺风”在百姓丝毫不能增，改由官给“顺风”，库给赏银一两，则与其看百姓之面，不若官为受亏。至此，漕粮交兑事宜，全部定局。
崇祯九年（1636）漕兑，先是杭州卫兑军陈百户呈称嘉善米色不佳，欲求如嘉兴、秀水二县例增加耗，李陈玉依赖督粮道予以批斥；后有张姓运弁欲借米色闹事，李陈玉详细劝谕，告以兑事本末、民力之艰、漕法之严，以及到京交卸之方与沿途稽查之法等，对方大为感化。李陈玉据理持正，漕粮交兑十日而竣。
旧漕粮征兑，自开征至竣事，头绪纷繁，前后历时90天，环环紧扣，一环不如期，就难完成。其难之处，主要有五：征收难、验仓难、掮飚难、押差难和驭军难。李陈玉在每一环节，均采取切实措施。在征收方面，先严花分诡寄、官户滥冒，又体恤贫户之艰。嘉善一县，本多官宦之户，又冒滥成风，冒称官户的现象极为突出，李陈玉照官三民七之例，查明运辽漕粮十万石，官户合派三万石，凡是本县宦户和外县在嘉善境内皆有田产的宦户，均须按例摊纳。征收时，定出分征之法，采用征收条鞭银之法，定出户等，分单征收；又用火牌法，如有拖欠，各欠各比。在验仓环节，李陈玉委令粮官精心稽察，隔日巡视，革陋除弊。在押差环节，交代吏役，示以严法，教以平心，先限制吏役多得好处的欲望，并立奖励之法，凡完单早缴者予奖。在驭军方面，李陈玉更是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并为运军考虑，确保漕粮干净圆洁。连续三年，李陈玉兼顾业户、地方官府和漕粮运军三者的关系，从管理层次入手，剔除以往各种陋例，从而既不增加业户负担，又不短少运军既得收益，如期足额完成漕粮兑运重务，实属不易。
连续三年间的漕粮如额征解，不但未引起地方骚动，反而赢得地方士人和百姓的认可，显露出李陈玉精于吏治善于处理棘手事务的能力。两年多下来，李陈玉站稳了脚跟。地方志书称颂他征解漕粮，“得复旧规”，而“抚字催科，俱有良法，动中民间利弊”。嘉善地方接纳了近年难得出现的能臣。
2.整肃吏胥
治政始自治吏，吏役行为，是县政的直接反映，而能否驾驭吏胥，即是县令理政成败的关键。
明末嘉善县政，百孔千疮，吏役舞弊弄奸，十分严重。李陈玉任职时，差役繁重，冗役杂沓。李陈玉发现，“役色之冗，莫如嘉邑”。皂吏分河分徭，捕快分名分盗；既有健步，又有长差。蓝旗手多至60个，听事吏冗至20人，队长也用听差，船头也予常遣，营牌则有多人。甚至“作恶种种，结党翩翩，前官已革而更名复人，往事已惩而后恶又作。一人常兼数役，一役常容数人，兔成三窟，虫生百足，以窥伺为精神，以谤议箝官府”。
在钱粮征收方面，乡绅陈龙正感慨地说：“嘉善奸书甲于七县，粮科奸窟又甲于六房，蚕食年久，动千成万，亏数既多，设法掩赔。”以至于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起，钱粮开始预征。钱粮报销方面，冒销严重。如县衙发台州运官夏应冬行粮，报销时，既开板木脚价银1两3钱8分5厘7毫，仅隔一行，又捏添板木银，数目同前；而另一次报销同类银粮，顾姓吏胥既开一项，过了数行，仍将前项别换名目重开，而银数相同，均是公然重支冒领。
在仓库管理方面，库书千方百计蠹食库吏。李陈玉闻知，“每一库书在库，定要为人虚认完纳，库吏不敢不从，有票无银，及至临期，累赔”，天长日久，“库书蠹食库吏，使佥点者望而欲走”，库储空虚，库粮无着。
兵房、刑房书吏，作弊弄奸，也复如是。如冯卿，是“积年衙蠹，一身而兼数役，一役而党数人，既为皂虎，复充壮枭，民间恣其吮吸，官府听其卖弄”，裁扣工食，抢诈兵书，钳制库吏，不但行径恶劣，而且手眼通天，“使受害者不敢证”。
针对吏役的种种不法作弊行为，李陈玉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除弊补罅。举其要者，约有数端。
一是严厉考核。李陈玉发布文告并随附所开条件，计有籍贯年貌、充某役、有无朋役，并要直陈许改过自新，许自陈功绩以待查验等，共20余款，如有不填及填不实者，与填一两项不全填者，查出俱革役。
二是裁汰冗员。对于历来屡见过犯，到任屡误公事及重役冒役，“每项谅革数人”，以此警惕那些未革者各守法度，不再重犯。
三是实名点卯，设立鸳鸯签。针对衙役出而不返、得贿捱时、不及时回衙销差的陋习，李陈玉创设点卯的鸳鸯签。每遣发差役时，取其左半而付以右半，藏于匣笥，如不赴销，则其半笥查检极便，难逃比责。事件完日，左右方合。此既可以杜绝白役假签之弊，又可以督察差役办事之效。
四是工食设立长单。针对重支冒领之弊，李陈玉设立长单，每一色役各付一张，用印钤记，发付经办员役头目执领。单上详书某役共多少名，额派工食共若干，每名除扣充饷外，实给银若干。每次领款则填明一行，然后开库兑银。如无此单，不准支发。支完之日，即行缴单。
五是防微杜渐，堵塞漏洞。刑房书吏，每逢发牌佥拘中证人等，往往涂改名字，临审不到，可以借口免提，从而草草结案，吏役从中牟利。李陈玉洞悉此手法，乃书写殊墨，皆有暗记，与吏书临时所填，墨迹浓淡宛然分明，吏役作弊即时显露。
六是亲力亲为，尽量不用、少用差役，不专用差役。即使应由书吏等代为起草的申文，李陈玉惟恐词不达意，乃亲自操笔，费心推敲。
3.擒获大盗
嘉善僻居浙江东北角，与南直隶松江府交界，河荡泖塘纵横交错，贼盗易于藏身，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时至明末，盗贼往往与衙门捕役相勾结，白昼行劫，杀人越货，肆行无忌。陈龙正描述道：“寇盗行劫无虚日，至有一日之间，劫数家数舟者，邻旁莫敢救护，失主不敢鸣官。”李陈玉抵任不久，告失之案纷纷，李陈玉征求各方意见，又一个个摇首攒眉，均说难缉，因此，能否擒获大盗，重点突破，即是对新县令的考验。
嘉善有群盗，屠阿丑为巨魁，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闯入村落民家，勒索千金，或数百金，稍不遂意，即绑人而去，主家交上赎金，必要足数以后才放人。如此，广大乡村人心惶恐不可终日。待屠被前任兵备道擒获后，袁珠寿登坛主盟。在李陈玉抵任前，袁已被署任知县擒获，旋即以计脱逃，不知踪迹。李陈玉找到与袁珠寿有往还的两个捕役，与其严约，获盗则功赏，不然则法办。约十日，仍未进展，则将二人的妻子孩子扣押起来。过了一月，李陈玉抓获曾窝藏过袁盗的章裕中，再三审问，坚不供吐。又过半月，李陈玉密令一人，假装从盗伙中来，借送银米来监中。章裕中并未觉察，透露了袁的潜藏处在秃树下袁环之家。李陈玉唤来二捕，示以“秃树下”三字，二捕意识到不可隐瞒，只得供出实情。袁珠寿闻知，变换姓名为麦商，欲往镇江外逃。李陈玉料定其必经浒墅关，令二捕守候数日，终于擒获。
但其左右臂膀袁颇寿、袁二弟尚逃遁，潜居平湖。平湖为隔属，李陈玉一时难以下手。后来正好兼署平湖县令，到衙三日，李陈玉从皂隶处打听得，二盗有妻妾，往来不常，出没无时，曾在乍浦某地，然而因袁氏人多势众，捕盗不敢问。李陈玉从此牢记在心。后来杭州总捕差人关提，名单中有二盗姓名，李陈玉大喜，于是选择一位可以激励的捕盗，委令其日中即将袁盗擒获。其人后来将袁盗妻子儿女拘押，获知袁盗隐遁在松江，擒获而归。两股大盗先后擒获，“于是由拳松泖之间始有宁宇矣”，嘉善一县治安趋于好转。
4.清理诉讼
李陈玉抵任时，嘉善民生状况较之以前大为恶化，“土豪、势恶、光棍、恶少、劣霸、衙蠹六种人物妄生不情”，激化了民间的各种矛盾，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李陈玉以民命、民生、民情为念，投入大量精力，不分昼夜，精心研判，及时审理。审案时，更是精心研判，反复核实，力求公正合理，反映民情，符合当地实际。总结分析李陈玉理讼事例，大致可分如下三类：
一是调处田宅买卖找价纠纷。李陈玉在《谳语》一类中，记录了大量审案断语，其中仅涉及房地产转移后的找价事例，就多达20余起。江南民间田宅买卖，产业绝卖转移后，卖主往往循照乡例，向买主提出找价补贴要求。此风起自明后期，到万历时期大兴。李陈玉任职时的崇祯年间，嘉善找价风气更加盛行，田宅转移长期纠缠不清，成为民间诉讼的常见现象。
作为知县的李陈玉，虽对“秦汉以来，皆可执版章而问魏晋也”的找价现象感到十分奇怪，对千奇百怪的找价理由不禁叹息，但深知其地流行加绝之风俗，因而在稍开贫人一线生计的指导思想下，他既没有按“五年不回赎”的条例直接予以否决，也没有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惩罚加价漏税者，而是承认民间的找价习俗，在三次找价以下，一般均予适量满足要求，而只对找价次数过多、历年长久或毫无道理的加价要求，不予支持。
二是审理各种诉讼。李陈玉勤于审理诉讼，案牍随时清楚，并不留滞。他在《讼案散记》中记录了17例，以观其自身判案是否得当，我们据此可以窥见其理讼基本情形。17例中，多为钱债田房财产细故。研析其断案，可知李陈玉多据人情、事理及地方具体情形出发，细心推断，求得真相，从而判明案情，从实发落。如审张姓告朱姓一案，发现张姓、朱姓以及邵姓所投讼牒字迹同出一人，乃令作证的邵姓书写笔迹，发现两家讼纸均出邵姓一人之手，其实两家均未有兴讼之念，盖因邵姓是里中学究，窥视朱张两家有隙，试图兴讼居中谋利，捏造了原被两家诉状。
三是清理冤狱。李陈玉处理狱案，牢记“活人多，厥后昌”的古训，秉持“牧民者，生民者也”的宗旨，“时人巧心于仓卒之外，贯朴心于精详之内”，平反冤狱甚多。嘉善“民俗尤好讹訾”，李陈玉了解这一特点，审理案狱时特别慎重。他将较为突出的案例记录了15例。
以民为宝 廉善为官
李陈玉在朝廷不断加派地方钱粮，百姓负担日益沉重，遍地干戈、烽烟四起的背景下，能够维持嘉善一县之地的相对宁静，究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1.修身俭廉
明后期，进士出任知县，正途甲科出身，同年座师关系多，三年考满卓异，就有可能擢为台谏，仕途前景看好，因而在官吏铨选序列中地位重要。万历后期嘉兴府的乡绅李乐曾描述，当地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科甲者，不胜谀事；视乡科者，便五六成群嘱托，以求必济，苟不如意，便加词色犯之”。李陈玉甲科出身，出任特别看重功名的江南嘉善县令，身份上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学养好、心术正、有抱负、以民生为念的亲民之官。
李陈玉对亲民之官的责任有着清醒认识。他论守令之责：“令贤则善人多，恶人少，令不贤，善事少，恶事多，王刑由于此，王赏亦由于此。一邑不治，百里乱矣。积十邑不治，千里乱矣。积百邑不治，天下乱矣。故曰，与我共天下者，其惟守令乎！”要做好百里之长，造福地方，就要做好吃苦奋斗的准备。李陈玉说：“做官不可受用，想吾此身原为亿兆而来，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以一饮食之微而罪人，斯岂志苍生者哉！”李陈玉甘愿吃苦，立志为地方兴利除弊，造福民众。
对于为官行政，李陈玉有原则的把握。他说：“一代有一代局势，古人行事，不可执于今人；一刻有一刻推移，昨日思量，不可施于今日。”应该依据具体情形，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为官宗旨方面，李陈玉以刚直清正的海瑞为榜样，立意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百姓，做不负先圣教导的好官。对于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官，李陈玉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吏无他品，惟有利于民者为良，故有利百年者，有利数十年者，有利数年者，久近不同，大小一致。”而行政施为时，“为者，无近利，推而远之，厘而去之，一语之饵，必为截断，一事之尝，必为朴笞，小染不严，大污将至，小犯不肃，大恶将至，小罪不正，大诛将至”。防微杜渐，见微思著，才无大害。他以清白廉正自励，而不以宦囊丰满为期。
做地方官，就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宝，以百姓之事为事，一切以民生为出发点。李陈玉说：“牧民之官，以民为宝，稍可请命，何爱发肤！”他的大堂屏风铭是：“为民息事，莫为民生事；为民生财，莫为民耗财；为民教德，莫为民教败；为民防奸，莫为民养奸。自正则万物正，心清则万物清。”屏风左铭是：“宁可于死中求生路，不可于生处求死法；严以恕行，刑由德用；持父母之心，行师长之教。”屏风右铭是：“一毫点污，愧他日名臣之传；一念轻肆，堕平生学问之心。清须彻底，德务至诚”；“省赎以养民财，省笞以教民和；本忠厚与正直，乃熏蒸而孔多；喜怒原非我有，为省米而俅过。三传训文，二雅好歌。”固他对官员的三年考满内容和作用，理解为“观我生，观民也，言民情之宜否，即吏治之隆污也”。
一个时刻以民生为念、以民命为本的地方官，必定是一个律己严格、廉洁节俭的清正官员。李陈玉将廉洁俭约上升到关系地方行政成败得失的高度，且说到做到，在行政时切实践行。抵任后，“筮仕繁邑，朝夕凛凛，若涉春冰，不敢率意行一事，见一人”，衙居数月，孑然一人，家室妻儿均不带，“潇然若僧，愀然如桎”，平时日用所需，“一切皆现价平买，官物且不用，况民间一丝一粟乎”；“从不取民间一物，诸凡价值，比民间或过焉”；“凡借用于民间者，事罢皆归之，一绳之细，不可没也，一铢之价，必以偿也”。前三年中，“不劳一匠，不扰一商”，“三年未役一人，未取一瓦一石”。
地方官光自身廉洁清俭，其实还远远不够，清官要做事、要勤政，一个称职的地方循吏，应该是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的典范。嘉善是钱粮、人文重地，案牍纷，头绪繁，时当明末，官员想怠政也不可能。李陈玉自述其理政情形：“劳劳簿书，海内至繁，晨出暮入，戴星鞅掌，两臂欲断，双眸不交。向来文字山水友朋之好，今皆似隔世生活矣。”江南各县，“使县官之不结怨于百姓也，无几矣。急难为下，缓难为上，调停宽严之间，小臣之血欲呕，力欲竭矣。若复长此无已，将来江南有士者，诚不知其所终”。
李陈玉说，以其“菲薄之质，日行艰钜之地，自辰至酉，才得交睫，而铃铎相催矣。日续一日，事复一事，见日而喘，未有歇期”；任职嘉善，其地“繁难，海内无二，戴星出入，视以为常。妻孥远来，止淡饭三食，而铃阁柝声，睡常不饱，劳瘁如此，窃以为奉法守职之吏，为国忘家，为民忘身，而平昔之风雅尽脱落无复存矣，一切诗文山水棋酒宾客，至今都不知为何事，平生面孔变为俗吏，然不俗便不似吏”。其“初筮遽膺繁难，案牍旁午，人情错杂，手如探汤，胸常饮冰，劳瘁万状，有不能为长者道也”；“武塘为吴中最繁之地，簿书之旁午，情事之艰难，不可缕指”。他还数次提到，任职嘉善之地是“苦海”。诸如此类，自不免有几分抱怨，几分表白，但其勤政敬业之状可见一斑。
2.交好乡绅
明代后期，江南乡绅势力特别强大，乡绅干预地方官府行事无所顾忌，明末时愈形愈烈。崇祯十五年（1642），都御史刘宗周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且亦有衅起琐亵，而两造动至费不赀以乞居间之牍，至转辗更番求胜，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径行贿于问官，或假抽丰于乡客，动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此是朝中要臣评论江南地方政治，而若从地方官一方观察，要想施展手脚、有所作为，确实难上加难。隆庆时，名臣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一心为民，搏击豪强，强力推行其赋税徭役改革的一系列措置，有些得到实施，有些中途而止，有些则未付之实行，并在豪强的百般阻挠剧烈反对下，仅仅8个月，即遭解职。
相反，江南也有人认为，地方多贤士大夫，如有贤令尹，“非其邑有贤士大夫辅翼之，以补缀缺少，则尹虽贤，固难免于民之尤之也”。这是因为，在严格实行财政“原额主义”的明代，地方官府殊少计划外的财政安排可以用于地方事务，在捉襟见肘的明后期，地方官要有所作为，必须取得地方士人的信任和支持。
嘉善紧邻吴江县，万历后期知县刘时俊，修建塘路，兴修水利，即多以乡宦为问计依赖对象，三年后考满优异，进入名宦传，其条约、告谕治政者作为参考。嘉善本县，李陈玉之前五任县令，“皆以乡亲取谤，议论颇多，触处荆棘”。对于这些经验教训，一心为好官的李陈玉自然十分清楚。李陈玉在回复嘉善籍云南巡抚钱士晋时说：“贵邑风俗邹鲁，但恨承乏非材，赖长公当今大雅维持夹辅，使不至于云雾堕迷焉耳。”
很明显，要想在人文重地嘉善站稳脚跟，为民施政，就必须取得当地簪缨望族的信任、支持或配合。据其文集统计，李陈玉与钱士升、钱士晋、钱继登、陈龙正、钱继章、钱格、朱颜复、魏学濂、支如玉等本县士绅均有过书信往还。与嘉善三大家族即钱家、支家和魏家均关系热络，与其他地方举人以上士绅有书信联络者，人数极为繁夥，不胜缕述。
作为县令的李陈玉，与嘉善地方士绅就地方事务兴革利病反复商量，探讨谋求解决之道。传记资料载，李陈玉捐俸创立鹤湖书院，“每就书院与邑之贤士大夫讨论今古，问咨询地方大利害事”。李陈玉拟实行乡约，先征求县中士林意见，称“计非老先生开受良策不可”，再通告全县百姓。李陈玉对待社仓济荒之举，先致公启，与县中头面人物商量，“上叩主盟”，认为其事应该完全由地方人士主持举办，不应向民户强求摊派。他个人只是将积余的俸金300两银子，加入地方人士陈龙正等人所捐银两，共计银500两，差人买稻，修盖预备仓数间，“一切捐助尽行罢除，免道傍之筑，省妒妇之口，何等简易”。
化解漕粮征解困局，就自始至终得到乡绅的支持。为漕粮征收耗赠银，在外任职知府的当地人潘庆曾提出办法，李陈玉回复称：“老先生留心桑梓，造福不浅，不肖某止有次第奉行，以无负至教，无罪百姓而已。不肖自垂髫时，蚤承严训，常戒以人官百事，便民为主，即民便而官不便，犹当不爱顶踵，属纩之言，切切乃心，半生诵读，忍以当局遗乎！……昨至郡城，觉六县皆已定陋规，不肖何敢不为地方坚持，而窍会要领，未得所在，须贵乡诸大老推赤以示。”李陈玉在不违背其为官宗旨的前提下，尽量听取当地士林的意见，择善而从。
李陈玉征兑漕粮如数完纳，相当成功，也有赖地方士人支持。崇祯七年漕粮征解初步完成，李陈玉即复书颇孚时誉的乡绅同年陈龙正，感慨地说：“漕事幸竣，皆仗贵邑诸大老维持夹辅之力，输纳首倡，且完数比民问倍之。早晤道台，便首为地方之颂。次则里递亦称急公，黔浅新吏何功何德，以报吾民。”并向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嘉善人钱士升禀报。后来连续两年，漕事又完，李陈玉回复陈龙正，又说：“漕兑事，皆贵邑绅士父老之力，急公负担，幸得完局，以免于吏谪。”
如前所述，嘉善与嘉兴、秀水二县，存在长期纠缠不清的嵌田问题，给三县合理完纳赋税带来极大困难，李陈玉就厘清嵌田征询陈龙正意见，陈龙正告以“下车新猷，此为第一义。……目前最吃紧关头，只在破嘉、秀之把持”。在平湖县署任内，李陈玉为了断钦定追赃案，也是“上请之乡绅，下商之耆老”。
嘉善南门一带，顾姓乡宦临岸修砌，顾姓生员置立船房，前者指责后者壅塞河道，后者指责前者侵占水面，长年纠缠不靖。李陈玉做通工作，由举人张周孙等从中调停，出价购买船房和帮岸，然后拆除船房以恢复水面。这样一来，较为棘手的纠纷在士林内部解决，张举人获得善举名声，顾姓两造前后辈不失体统。
在上级官员面前，李陈玉也为地方士人说话。当上司要其评价县属举人学行时，李陈玉说：“即如职嘉善一县，举人不过一十三人，半属高门华胄，谨守家学，半属闭门潜修，力所善事，中间虽品地有低昂，然其边幅外见，形表可鉴。职到任三月有余，相见甚稀，何从而索其瘢乎？”偏袒之意明显，但用词十分巧妙，无懈可击。
李陈玉为政，更得到地方士绅的肯定与支持。由李陈玉与地方士人的通信可知，全县士绅暨举人钱楞等曾为李陈玉在上司前褒美邀誉。五年下来，嘉善士绅高度评价李陈玉，县学生员休宁人程志才及全县人士感念李陈玉之德，在名宦祠中竖立去思碑，由内阁学士题额，侍郎曹勋撰文，称颂李陈玉“国无逋税，野无追呼，胥吏刀笔文无害，侯之治术为之也。使民而民忘劳，爱士而士不敢以私谒。狡如伍伯，悍如旗弁，亦弭耳投诚，绝非分之觊，则侯之道术为之也……购地建鹤湖书院于北郭外，规制弘丽，民不告劳”。
3.善法息事
李陈玉所处的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后金政权分庭抗礼，大明王朝入不敷出，国穷民困，民不聊生。此时的县令，能够稳住地方，完成赋税征敛任务，不生出事端，使百姓不致雪上加霜，明朝江山不至于先从底层瓦解，已属极为难得了。
具体处理事务时，李陈玉秉持守常的原则，不喜事、不多事，尽量循常去弊。批示征输市税时，李陈玉批道：“凡事苟无大害，循照旧例，喜事不是好官，多事不是良民。”在批示圩长落实农田水利事务时，李陈玉批道：“准着圩长领票给填，但要各体上心。行法须善，无多事于民间，便是有功于官府。”在征调差役时，李陈玉批示：“本县冠盖如林，小民当差繁苦，已准原额之外，不准滥觞，漕事艰难，干系切身，各宜体谅。”
明末的江南，明初以来实行的里甲制已趋瓦解，实际发挥作用极为有限，各地试图实行保甲法，以安靖地方。但其时保甲法的基础并不牢靠，田亩户口册籍，与实际情形大相乖离，行保甲是徒滋扰攘，而难收实效。崇祯八年（1635）正月，张献忠农民军焚毁明皇陵，朝野震动，从此江北各地乱象警报不断，各地纷纷操练乡兵，以作防守地方计。但嘉善地方的所谓乡兵，其实多半本身就是民壮，现在专门操练一支乡兵，其所需费用巨大，各地均是摊派民户，李陈玉觉得民间负担本已十分沉重，再令出钱出兵，实在说不过去。而上司三令五申，要求设置。李陈玉深知，此时此地，断难实行。
在钱士升的指点下，李陈玉采取的对策是并不切实落实，尽量减少虚耗钱粮，在虚文中谋求做实事，他说：“凡事明知虚文，然就虚文中少做实事，方可修明。”即如乡兵一事，人情惶惧，“挨门报点则多骚扰，悬格召募又无应者”，李陈玉未有大的动作，只在原来的保甲范围内，拣选壮勇，得260名，将所需费用摊入全县地丁，作为养兵工食。在杂事猬集民穷难以聊生的明末，循照旧例，守住常经，不生事端，不瞎折腾，实是理政的关键，既显得极为重要，也显得极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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