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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的京山,不同寻常

 鄂中京山 2020-11-03

京山1854

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岁在甲寅。暮春三月的京山,满城的皂角树绽开了新叶。城外,正是犁耙水响时节,田畈里的秧苗绿得逼人的眼。自明末大乱以来,京山人的安稳日子,如同南城外的溾水,已平静地流淌了200多年。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变乱就要来了。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武昌,水陆东下定鼎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半壁江山已然变色。四年的正月,英王陈玉成西征湖北,重占武昌,转眼间又攻克了随州、应城、安陆、钟祥、天门,京山城如同狂风巨浪里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京山时任知县杜嘉善忧心如焚,太平军来势锐不可挡,京山长驻的城防部队只有一队汛兵,人数在45名左右,由一名把总带领。靠一个“武警中队”的兵力,想抵挡太平军,无异于螳螂挡车。杜嘉善便加紧督办团练,很短的时间,就拼凑起3000人的民团队伍。这些团练散处京山城乡,有的以家族为单位组建,有的以里甲为单位组建,规模、名目不一,但都缺乏作战训练。咸丰年间,清廷的绿营兵腐朽不堪,战力很差,清廷统治者便鼓励地方绅士办团练,用以对抗起义军。很多有功名的读书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希冀以此博取政治前途,也积极参与其事。他们中有离职的朝廷官员,有未曾做过官的举人、秀才等,曾国藩、左宗棠等就是依靠办团练发迹的。光绪八年版的《京山县志》总编撰曾宪德,当时还没出去做官,也在家乡办民团。现在文笔峰上的题字“青云直上”,就是出自他儿子的手笔。

更令杜嘉善忧虑的是,太平军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在京山乃至整个湖北颇受老百姓拥戴。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奏折中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太平军压境,杜嘉善感到京山遍地都是干柴,只要有一颗火星溅落,马上就要燃起滔天的烈焰,他哀叹自己命运的多舛。杜嘉善的官位可来得不容易,他是拔贡出身,这拔贡每隔12年在各县选取一名成绩优秀的秀才到京城考试,合格者称为拔贡,可以分配官职。杜嘉善不知道熬了多少清灯黄卷才得到官职,先授直隶武强县教谕,好不容易升成七品知县,却偏偏在这风高浪急时调配京山。如今这种形势,能不能保住脑袋还成问题,更不要说乌纱帽了。

杜嘉善个人生活也很不如意,没有子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也是个大问题。他抚养了一个侄孙,作为后裔来延续自己的香火。如今大变在即,杜嘉善深感朝不保夕,赶紧着人送孙子到孙桥小泉冲的深山里,托付给一个叫李万阶的乡绅照管。

四月,陈玉成军的一部进驻县东的永兴,眨眼功夫就可攻到县城。城内的武圣庙中也出现了怪事,关公像忽然汗流,大刀中折,周仓像无故自倒,人们纷传这是“兵戈之象”。小乱进城,大乱居乡,为的是大乱时军队有能力攻破城池,城内必将玉石俱焚,跑到乡下逃生的概率比较大。有鉴于此,京山城内的富户们纷纷带着金银细软躲避到南山一带。那里有一个农民孔昭潆,见到这么多财主来山区避难,声称永兴的太平军若来南山,可获取大量的军需,根本不需要到别处去。富户们更加恐慌,再向北山转移,行迹越发暴露。县里派出官兵捉拿孔昭潆,孔昭潆逃到瓦庙集、台岭庙地区,身边迅速聚集起2000多名追随者,有个叫刘花子的带人来投,做了他的副头领。4月末,孔昭潆回到吴堰岭正式举旗造反,官兵进剿,被孔军击败于夹山冲,京山的农民起事,已经成了气候。

5月30日,孔昭潆和太平军取得联系后,率队攻打京山县城。知县杜嘉善督促团练队伍从鸭子山大路迎战,农民军虚晃一枪,另派一支队伍翻过尖峰山凹口,抢过县河,直扑西门而来,民团见被抄了后路,顿时作鸟兽散。

两路农民军在西门外汇合,放火烧城,官兵不支,拥着知县杜嘉善一路血战,出了西门,直奔孙桥而去。光绪八年版的《京山县志》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事急,勇挽之走孙桥”。好象杜嘉善还不情愿放弃县城逃命,是手下的兵丁强迫拉走的。中国的史书,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依我看,杜嘉善既然先送走了家眷,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守城的决心,不管有没有人“挽”,他都是要逃走的。

京山城当时堪称坚固,城墙周长5里,墙基宽3丈,墙高1丈5尺,城墙上有930个垛口,高3尺;有大东门、小东门、新南门、水南门、西门五座城门,南面是溾水,东、西、北三面有护城壕沟,宽1丈,深6尺。攻城,古代有“十则围之”的说法,即有足够压倒对方的兵力才能围城,并有可能攻破城池。杜嘉善有坚固的城防,有多于对方的兵力,却半天守不到,他的团练真可算是一帮乌合之众了。

农民军占领了县城,随即太平军也进城。在此期间,京山各乡的农民纷纷打着大平军的旗号起事,有青木档的白娘子、田三盛、田三万,杨李冲的祝六指,下洋港的杨世盛、熊有鼎,至此,京山的农民起事,已呈燎原之势。

杜嘉善带着一群败军跑到官桥才站住脚。他非常沮丧,按照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丢掉城池是要杀头的。要想收复县城,则要到府城(当时京山属安陆府,府治在钟详)请兵,军费开支归京山负担,可如今兵荒马乱,到哪里去筹集这大笔的军饷呢?杜嘉善正在山重水复之际,有个人来雪中送炭了。

这个人叫安桂雍,山西介休县人,在官桥经营一家典当铺,积有厚财。和今天的浙江温州商人一样,清末晋商遍布全国各地,京山也有山西商帮,在县城还建有山陕会馆。安桂雍在官桥经营有年,看来很发了一点财。

他们见面后有一段对话,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这样记载:

“公何往?”

“欲往府城请兵,苦无饷。”

“公第往请兵,饷则吾任之,但兵以速到为妙,迟则不及。”

于是,杜嘉善星夜前往钟祥搬来救兵,军饷由安桂雍供应,此后他一直筹措,从当年五月到十月,一共用钱2万3千多。

“驴死不放草,人死不放财”。按说商人对金钱是最难以割舍的,但这个山西商人确实与众不同。撇开他所支持的战争的正义与否不谈,单说他的胸襟,还真是超乎寻常人。看来,清末山西商人风靡全国,不是没有原因的。县志上还记载,这之后的几天,农民军到了孙桥,街上各家当铺的财产全被军队搜走,更见证了安桂雍的先见之明。

杜嘉善到了府城后,知府方卓然令丰乐河(钟祥境内)巡检诸标,多宝湾县丞姚拱辰等率兵增援。六月初九,两军战于孙桥,一仗打死了县丞姚拱辰。由于清军势大,农民军退走,清军重占京山城。此后,交战双方互有攻守,一时相持不下。到8月下旬,清军从河南调来霹雳勇(炮兵部队),在龙尾山和农民军作战,河南兵不明地势,乱放枪炮,一时烟尘四起,阵地上对面不见人影,农民军乘势掩杀,全歼了炮兵部队。但清军还是占人数优势。正在胜负难分之际,田三盛暗中和清军接洽投降。这下形势逆转,从此清军步步得势,终于在咸丰五年的三月剿灭农民军,后者在佛子山全军覆没,孔昭潆、刘花子失踪。

投降,在中国历来是个耻辱的字眼,在现代西方则略有不同:允许军队在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投降,这样的军人同样应该赢得尊敬。综观田三盛,在胜负未分时出卖同志,投降敌方,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可耻的。反观孔昭潆、刘花子,不降不走,不屈服,在人格意义上,我想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勇者。

孔昭潆、刘花子很可能是死在乱军之中了。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军的领袖最终下落不明(比如李自成的归属就存在争论,有湖南出家说等等),“洛阳桥上人不识,斜倚阑干看落晖”,其实只是寄托了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剿灭了农民军,杜嘉善加紧训练民团,巩固地方。似乎老天注定让他在京山流年不利,他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咸丰五年四月十八,他在东乡邓李督办团练,忽然接到县衙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本县团练首领李万阶写来的,说马上要带着队伍从钟祥回县,责成县里准备军饷若干,营中需要的器具若干,口气很大,完全不象是本县的勇首头目,俨然以统兵大员自居。更令杜嘉善气愤的是,李万阶在书信的末尾,责问为什么不严办涉及某案件的八个人(都和李万阶有仇),称回县后要和知县并坐审案云云。李万阶竟然要觊觎自己的权柄,杜嘉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李万阶世居孙桥小泉冲,离城60里,面善心恶,是地方一霸,对该地的百般贸易垄断经营,喜欢用铁鞭打人,人送外号“铁鞭大王”,在京山结仇很多,很多年不敢到县城来。李万阶还有个监生的功名,清代捐监之风大开,监生本来没有什么分量,但可以“见官不跪”,还有些减免税的好处。如同今人买文凭,可以借此涨工资、晋职称、得官位。因为有好处,李万阶不但自己买了文凭,还替自己的二个儿子先春、宏春也买了“监生”的文凭。

说起来,李万阶也有一些骄横的资本。他对杜嘉善有托孤之恩,前段农民军攻城时,为着地处偏僻,李又是个地方实力派,杜嘉善将自己的养孙托付给他。儿子先春、宏春也在对农民军作战中阵亡了。杜嘉善便向朝廷保举他,授给了他一个“五品蓝翎府经县候补县丞”的虚衔。咸丰五年四月,时任安陆知府饶拱辰招他,他募勇400人到了钟祥,正好天门告急,知府即命他前往增援。到天门后,太平军还在远处,天门因为担心团练的军纪,根本不让他们进城。呆了几天后,李万阶部一仗未打,就回到了钟祥。知府饶拱辰很隆重地迎接他,“待以开门请轿,分庭抗礼”,给足了他面子,李万阶越发趾高气扬了。知府饶拱辰也知道这人不好驾驭,推说京山的太平军还没有肃清,打发他回县作战。这时,李万阶头上笼罩着五品的级别、托孤恩人、“烈士”家属、作战有功、上有靠山五圈光环,顿时自我感觉异常良好,他要威风赫赫地衣锦还乡。

四月十九,李万阶大张旗鼓地回县,“锣鼓前导,养子郭幺儿顶马令箭”。县衙的门房袁福慌忙拿着知县的名帖出来迎接,李万阶恼恨知县不亲自出迎,大怒,叫人打了袁福一千板,在轿内大骂,有杀尽衙门中人之语,吓得合署官眷从后门逃跑。李万阶就在万寿宫驻扎,自己在匡家巷杨宅居住,在街上大放抬枪,声势惊人。

这一切都没瞒过在邓李的知县杜嘉善,黄昏时分,他着人令各乡团练头目开会,密议如何处置李万阶。各头目也深惧李万阶的飞扬跋扈,一致要求处死李万阶。几番密室计议,一份杀李方案便出台了。

四月二十,各乡团练陆续进城,内外密布人马,针对李万阶的巨网已经撒开,可他还蒙在鼓里。这天,京山把总黄详林设筵邀请李万阶,李万阶赴筵,终席后黄详林送他到匡家巷口,马上回营,“短衣持刀”率兵飞驰赶来杀李万阶。此前已经有团勇用抬枪射击,未中。李万阶飞逃回家,门口他的人堵门抗拒来敌,虽刀伤了几个营兵,但很快就被解决。李万阶穿屋而走,房屋鳞次栉比,走不得脱,遂藏进一户喻姓人家中。那家的妇女出来喊来营兵,“勇首童必秀一锏击闷在地,拖出巷口,各勇争割其头”,大喊:“只杀挟制官长李万阶,其他人不问!”万阶党羽四散而逃,各乡团练擒住郭幺儿和另外四个骨干杀了。第二天,杜嘉善回城,锣鼓已歇,知县大人亲切接见、嘉奖平叛有功人员不提。

李万阶案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乡绅和官府的斗法实情。咸丰年间社会动乱,长江中游各地团练蜂起,士绅的权势借此得到空前的扩张。这种绅权的恶性膨胀已经严重危及地方官府的行政职能,绅权和地方行政权不断争斗。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曾感叹道:“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京山的官绅相斗的结果,以官府联合团练杀死乡绅李万阶为结局。作为官府一方的代表杜嘉善不念托孤之恩,事先不申明罪状,阴谋赚杀李万阶,怎么说也是一件有失官格的事情。清代的法律规定,地方官并没有决定死刑的审判权,须要逐级呈报至中央裁决。但在乱世中国,到处都“杀人如草不闻声”,这些规矩是顾不得了。强横霸蛮如李万阶者,也落了个身首异处,其他草民百姓,就更谈不上有多少生命权利的保障了。

关于李万阶之死,光绪版《京山县志》也有评论,说“彼万阶者,吾无深责,独咎夫使之招勇者,谬德虚声,假以虎狼,实授之刀而送之死也。”这个说法,不怪杜嘉善,也不怪李万阶自己,却怪罪到“上级领导”头上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想必编撰县志时已经离事发过去了30多年,物事人非,怎么说也不会得罪谁吧。有趣!

依我看,李万阶是死在实力不济上,如果他有足够兵力,杜嘉善对他也无可奈何,反要看他眼色行事。同样在咸丰四年,太平军攻陷沔阳州城,知府萧荫恩奔走荆门,最后是在庠生曾学廉等人领导的团练协助下才得以收复沔阳城。这些士绅居功自傲,动辄挟持官府,使继任知府陈五典大为难治,称 “官不过为绅监印而已。”

关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说是阶级斗争,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是力量的对比。咸丰年间的李万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既没有力量,又想斗争,岂能不身败名裂?

李万阶死了,杜嘉善还照样当他的县令,他虽然失去京山城,但很快还能夺回来,清廷也免予对他的处分。咸丰六年,清廷还升了他的官,调他到蒲圻当知府去了。

1854年,对京山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是由京山承平至变乱的关键分水岭。之后的同治年间,捻军主力几次过境京山,清军尾随追剿,在永隆地方两军还打一次大的战役,死伤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京山人也跟着身受兵灾之苦。再以后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到上世纪40年代,日寇入侵,出动多架飞机穷凶极恶地轰炸京山,千年古城顿成废墟,历代古迹皆不存在,仅剩城外的文笔峰,据说是有汉奸在上面给敌机发信号,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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