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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的《中庸》学 文 / 陈来 这一时期，我们先谈一下经学与《中庸》。 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郑玄，曾给《礼记》作注，因为《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庸》的注解。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说中庸的庸是什么呢？“庸，用也”[6]。如果庸就是用，那中庸就是“用中”，怎么把“中”这个概念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到我们的实践？郑玄认为《中庸》是“记中和之为用也”[7]。因为《中庸》首章就是讲中和，中和怎么来用，这就是《中庸》这篇文章要讲的。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  同时，我们要看到郑玄注《礼记》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郑玄注《礼记》，因为他是汉代的大儒、最博学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影响，使《礼记》这部书，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以前这三部书是各自成立，《礼记》的地位比较低。有了郑玄注《礼记》，大家就开始有了三礼之说，认为这三部礼书应该是一个整体。这就把《礼记》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因为过去只把《仪礼》看作是古代的《礼经》，因此，五经里面的《礼经》，在汉代主要就是指《仪礼》。而《礼记》，它叫做“记”，表示它是对经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其地位当然是要比经低一些。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  到了魏文帝的时候，《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里面就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8]。《礼记》立在学官，这个是西汉时代所没有的，东汉时代也没有，到了魏文帝的时候开始有。这是《礼记》第一次列于学官。那么“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不仅如此，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大了，郑玄注的《礼记》置了博士，而《仪礼》、《周礼》不置博士。《礼记》的地位就超过了《仪礼》。置博士就表示朝廷设立专门人员来支持这项研究，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只有郑注的《礼记》置博士，连《仪礼》都没有再置博士。这是郑注《礼记》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古代经学，是不是“经”，能否列于学官置博士，这对经典文献的影响非常大。到了唐代有《五经正义》的刊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不是《仪礼》，也不是《周礼》。也就是说汉人称为三礼的典籍里面，只有《礼记》在这时正式确立为经。也可以说，到了唐朝，到《五经正义》的时代，《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其次，佛老与《中庸》。 在佛老的影响里边，《中庸》也开始受到关注。比较早期能看到的就是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他曾为《中庸》作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他是汉代以后，个人为《中庸》作注最早的一个人。此前像郑玄，还都是把《中庸》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来注的。但是戴颙，他专门把《中庸》提出来，为之作注，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表明《中庸》在南朝时代，它在《礼记》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宋代以前，一般人把它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特别来重视它。可是在南北朝时代，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戴颙还曾经著有《逍遥论》，《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因为那时老庄和玄学很流行，他注《逍遥游》，说明他应该是在老庄学方面浸润很深。如果跟这个时代的思潮关联起来看，他对《中庸》的理解，可能受到道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庸》的传承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儒家自己的事，《中庸》开始发挥另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就是沟通儒学与佛老。老庄和玄学的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庸》，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所以《中庸》的历史作用，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关注它，而且儒家以外的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这是值得关注的。 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是信佛的人。但是他信佛，主要是在晚年。早期，他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他曾有诗《述三教》，自述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9]。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用“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梁武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主要因为是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他信佛，经常舍身进佛寺。但是朝中不能没有君主，大臣就得把他赎出来，用很多的钱去赎他，这个钱就归了佛教。他有一部著作叫《中庸讲疏》，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并没有传下来。他的《中庸讲疏》，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传注更有意义。因为他在历史上影响大，特别是他跟佛教有很特殊的关系，《中庸讲疏》可以说表达了梁武帝萧衍寻求儒佛会通的一个方式。  梁武帝早年，非常下工夫学习儒学。后来他中年置博士，也还是非常重视儒学的。所以史书说他“洞达儒玄”“修饰国学”。所以他中年以前，对儒学、经学、儒术，非常重视。但是他晚年信佛。我们现在并不能够确切知道《中庸讲疏》是他什么年代写的。但大体上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纯粹以佛教的角度去讲的，应该也不是一个纯粹从儒学方面去讲的。在当时佛教、道教、玄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把《中庸》提出来，作为沟通儒学与佛教、道教玄学的桥梁，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因此，《中庸讲疏》很可能也是儒佛会通融通的一个方式。关于儒家与佛老的思想交汇中，《中庸》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个课题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是《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它开始承担了一个儒家与佛教、道教、道家思想会通的功能。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玄学家也很重视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像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他对《论语》作了很多研究，他也很重视中庸的思想。他说庸，什么是庸？“庸，常也”。“常”就是不变的，常常、经常、常理，“中和可常行之德也”[10]。郑玄把“庸”解释为“中和之为用”，这是从用中的方面来讲。何晏进一步，认为它是用中的一个常行之德。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何晏作为玄学家，更重视中庸作为中和常行之德。这说明这个时期，确确实实有各个方面的学者，都关注《中庸》，它已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学思想。 第三，儒士、文士与《中庸》。 儒士是一个比较宽的讲法，不一定是研究经学的那些儒家学者，而是受到儒家思想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士。《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后，科举考试就用《五经正义》作为出题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有很多的试题出自《礼记》，自然《礼记·中庸》篇也成为当时的世人学习的重点。所以当时的学者，要参加科举考试，就不能不念《礼记》，不能不念《礼记正义》，要学习郑注孔疏，要熟悉《中庸》。如贞元十九年科举明经科，明经就是考你经学的学习程度，第二题就是出自《中庸》。这就进一步带动了大家对《中庸》的关注。《中庸》的思想内容比较特殊，与其他各篇不一样。《礼记》有些篇是对古代礼经及具体的礼文节目的解释，比如说规定丧礼要摆什么祭品，古礼里有一些规定，阐发为什么是这样，作一些具体的发挥、解释、说明。因此，其意义只能是一种礼节的、仪式的、具体的，就不能够代表国家所需要的比较高的、普遍的一种人文教养。但是《大学》、《中庸》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关于历史仪式的细节、一个具体的规定，是用猪还是用牛，还是用羊。《中庸》跟天地、鬼神、德行、实践相关，它所代表的人文性、人文教养，不是《礼记》一般篇章所能相比的。因此在唐代，任何一个士子，他在关注《礼记》的时候，都会对《中庸》有更多的关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贞元九年（793）26岁的时候，他去应考，考题来自《论语》，叫“颜子不贰过”，结果他用《中庸》的思想去答这个题目。韩愈一上来就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11]。“诚明”出自《中庸》，诚明是《中庸》的重要概念，圣人之性是诚明的正性，他的行为就是中庸的至德，能够发挥中庸的德行。韩愈接着还说了“《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等等一大段话。可以看出，像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他在考试的时候，对《中庸》的如此熟悉，明明出的是《论语》的题，他答的语言全都是《中庸》的表达概念。可见，《中庸》在这个时代，其影响非常之大。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前后，也有些人很熟悉《中庸》。如梁肃对天台宗很有研究，又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也是效仿他的。梁肃曾写过《止观统例》一文，按说讲止观是与天台宗有关，但他在文章里面两次引用《中庸》。韩愈还有一个朋友叫欧阳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诚明论》，也是阐述中庸思想，他强调圣人以下要“自明而诚”，相对“自诚明”“生而知之”，“自明诚”是“学而知之”。所以当时古文运动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中庸》思想，对《中庸》思想有专文阐发。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他写文章也常引用《中庸》。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吏商》，他说君子有二道： 一个是“诚而明”，一个是“明而诚”，认为“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12]。 “诚而明”者，圣人是天性，不会跟着利益来走的，而“明而诚”者，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不受到利的损害。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庸》的思想尤其是“诚明”论特别重视。唐人对《中庸》最关注的是“诚明”，与后来人对《中庸》关注的那些点不同，唐人最关注《中庸》的诚明论。因为诚明论也可以联系到人性论。比如韩愈的弟子李翱有本书叫《复性书》，这本书完全以《中庸》为宗旨。唐代儒士里面，受《中庸》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翱，他通过《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等等，阐发了一种性情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李翱对《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戒慎恐惧”、“慎独”、“中和位育”等等作了详细阐发。最后他归结到性善情昏论，性是善的清明的，但情把善性搞昏了。李翱不仅在《复性书》中贯彻发挥了中庸思想，他还专门写过《中庸疏》一卷。李翱的《复性书》、《中庸疏》，应该说都代表了唐代儒士关于《中庸》研究的最高水平。李翱与其他隋唐时代的大多数人人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诚明”的问题，而是已经转移到“性情”的人性问题。这对后来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就不是把诚明论作为焦点，而是把《中庸》首章所讲的性情说、人性论作为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柳宗元有一个朋友叫刘禹锡，他对《中庸》也很有研究。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礼记·中庸》篇，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13]，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惊觉，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本来圣人讲中庸就是圣人的至德，但是他特别强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庸》境界一种新的关注。这种关注应该说跟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刘禹锡也特别强调，要把《中庸》与内典结合起来，内典就是指佛教的经典，与佛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中庸》的最高境界。这种理解超过了当时一般人主要是从诚明论理解《中庸》，他是从境界的方面去理解。这些都开了个头，为宋代以后《中庸》诠释的发展，应该说铺平了道路，开了先河。 注释 [6]《礼记正义》（下），《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2页。 [7]同上。 [8]（西晋）陈寿：《三国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9页。 [9]（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十《统归篇·述三教诗》，《大正藏》第52册，第352页。 [10]（三国）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94页。 [11]（唐）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韩愈全集校注》第三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161页。 [12]《柳宗元全集》卷二十，曹明纲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13]《刘禹锡集》卷二十九《赠别君素上人》引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8页。 本文节选自作者2018年5月在山东孟子研究院所作讲座的记录稿《<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原载自公众号：古典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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