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却占有无与伦比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我们这样说，或许会有人不以为然。理由是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经典是“六经”（或“五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儒家文化元典。六经中的《礼》是《仪礼》十七篇，而不是《礼记》。 实际上，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五经”，而且也可以说《礼记》的地位也超越了“十三经”（《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中的其他十二经。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或根据。 一、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都在本书中得到全面的阐述和揭示 我们知道，“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所传授的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 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家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中也说：“六经同归，其指（旨）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 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说：“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文献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就是“礼”。儒家礼学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就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经典。在“三《礼》”当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如下： 儒家的礼学历来讲究要“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也是属于“陈其数”的范畴。 而《礼记》一书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繁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它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之中最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焦循《礼记补疏·序》所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二、《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三《礼》”当中《仪礼》十七篇出现最早，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言。 而《礼记》四十九篇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经著名经学大师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说明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礼记》成为当时士人的必读书;而《仪礼》《周礼》二经则很受冷落，较少有人问津。 唐王朝一统天下后，唐太宗有鉴于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诏令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孔颖达等人可能有鉴于《礼记》一书的思想价值高于《仪礼》，因而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实际上就是把《仪礼》排挤出五经之列。从此之后，《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正式超越了《仪礼》，完成了由《仪礼》附庸而蔚成大国的升迁之路。于是在唐代便出现了这样的学术局面：人们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则较少研习者，“殆将废绝“”，以至于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场“常叹《仪礼》废绝”。 三、《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所创立的“四书”学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对“四书”给予特别的重视。他集四十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将其结集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起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学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主要是为建构和完善儒家道统思想进行论证，就是以“四书”发明儒家道统，以“四书”阐发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等。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他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功夫密，规模大。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还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朱熹这里是以“饭”与“禾”作比，说明“四书”与“五经”及其他经书的关系。 朱熹这里是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他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朱熹的“四书学”革新并改变了我国古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逐步提高，而孔子所传承的“五经”（“六经”）虽然作为社会统治思想，仍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其优先尊宠的地位却被“四书”所取代。换言之，也就是作为《大学》《中庸》所自出的《礼记》的重要性当然高于传统的“五经”。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