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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之巅，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三十）  继续说周公旦。 有些人认为周公旦后来的地位可能比姜子牙要高是不大公平的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周公旦的地位曾经比姜子牙高很多。在儒家的道统里，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这样排序，周公之前的大体算是兼职，专职的就是周孔了，现在讲什么孔孟之道，过去经常说周孔之说的。实际上，我们通常说到元圣指的就是周公旦，在唐玄宗李隆基之前，天下所有文庙里的主祀是周公旦，孔子不过是陪祀而已。只是李隆基不喜欢周公旦，把他从文庙赶了出去，不然，周公还不知道该有多火呢。 周公旦搞的那一套集大成的规则体系，包括了制礼作乐和形成典章制度，大抵便是所谓孔老二天天念叨着要复的周礼了，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周公旦据说还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周官》，后来直接就更名为《周礼》了。这个《周礼》是大名鼎鼎的儒家十三经之一。  说到儒家经典，大家往往张口就来：四书五经。这个似乎也没什么错，在提倡复古的今日，这个是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要考试的题目，更是高官们书柜里的必备不读物。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儒家经典里，比四书五经更经典的说法是十三经，换句话说，十三经更能全面反映儒家的面貌。在儒家整出十三经之后，佛家和道家也分别学样搞过十三经，但他们却没有搞过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 和佛家、道家的十三经有过几个版本不一样，儒家十三经从无争议，它们是：《周易》、《诗经》、《尚书》、《礼记》、《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我们把《礼记》、《周礼》、《仪礼》合称“三礼”，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或“三传”。 据说，孔子在杏坛教学生用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还有一部《乐经》，就是儒家的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来，《乐经》可能是亡于秦火，六经便成了所谓五经（这个是后来五经的滥觞）。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诗书礼易春秋” 作为国家级教材，奉为五经，正式命名，立于学官。当时的“礼”指的是《仪礼》一书，而《春秋》则是孔子亲订的简版，还把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此人似乎还有其他不少名字）三人诠释《春秋》、对书中记载进行解释说明的“传”附在《春秋》之后形成的所谓“春秋三传”作为辅助教材。 到了隋、唐（别人都说是唐朝，我总觉得隋的可能性更大），五经成为九经，不光立于学官，还作为科举考试教材，为那时的开科取士做出重大贡献。其实，这九经依然是五经，一方面，“三礼”全部列入经典，另一方面，因为《春秋》过于简质，不易理解，便用了附带原文的“三传”，一并列入九经之中。 至晚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八百三十六—公元八百四十年），朝廷加入《论语》、《尔雅》和《孝经》，形成十二经； 五代十国期间，后蜀的孟昶刻过一个十一经的版本，他在晚唐十二经基础上，排除了《尔雅》和《孝经》，加入了他家老祖宗亚圣孟轲的《孟子》。 至南宋，《尔雅》《孝经》回归，《孟子》入选，十三经的定编工作全面完成。 清乾隆年间，朝廷将十三经经文篆刻于石。嘉庆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大学问家阮元主持合刻校勘了《十三经注疏》，是其最善本。（自此，谁家里要没这套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怎么怎么样学问。我手里有一套中华书局一九八零年版两巨册的阮刻影印本，长期作为我吹嘘的资本。） 十三经里，“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地位最高；春秋三传为“传”，地位次之；《礼记》、《论语》、《孟子》、《孝经》为“记”，地位再次之；而《尔雅》为训诂之作，地位最低。  而四书五经是朱熹提出来的。朱熹的五经，和汉朝的区别就在用《礼记》替代了《仪礼》，差别并不大。而四书则是朱熹的发明创造，他从《礼记》中取了曾参的《大学》和子思的《中庸》两文，和《论语》、《孟子》（所谓孔孟，大体也因此成为定论）合为四书，并做注。随着程朱理学的兴旺发达，朝廷以朱熹注的四书为“官书”，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题目规定必须出自朱熹注四书里，终于把朱熹搞成了朱子，火成了个小圣人。 朱熹四书的排序，从浅到深，依次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看来还是蛮看重思孟学派的），但后世为了刊印方便，把《中庸》提前了一位。 前面说过孔子看到过一只可能是犀牛的麒麟，这个事情跟《春秋》有关，据说孔子大哭了一场之后，认为祥瑞已死，就停止了《春秋》的修订，所以，春秋也被称为《麟经》。 （当然，还有就是孔子看到麒麟才开始用半年时间著作春秋的说法。）  《周礼》原本叫《周官》。如果《周官》的作者真是周公旦，哪怕只是名誉编委会主任，那么，十三经里它可能应该排在第一位，哪怕是让位周文王的《易经》，最少也得排在第二位。但这个事情可能有点问题。 从内容看，《周官》是一本讲述官制的书，总共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分，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全体现以人法天的思想，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治国方案和制度体系，其中：天官冢宰（亦称太宰）主宫廷政事，地官司徒主民政，春官宗伯主宗族，夏官司马主军事，秋官司寇主刑罚，冬官司空主营造（因冬官部分缺失，就把《考工记》放进去替代了），大体就相当日后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六部，（其实，所谓六部就是从这里来的，当然，天官比吏部范围要大，把很多礼部的东西占了，而春官则更多承担了后来宗人府的职责）。我以为《周官》之所以后来变成了《周礼》，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对国家、政治礼仪进行了非常详细、系统的规定，既有祭祀、封国、朝觐、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的安排，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行事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周官》的规定在不少方面是独此一家性质的。 （问题也可能出在这个独此一家上。） 由于《周官》这本书发现得比较晚，（直到西汉或者西汉后期才发现，）据记载，《尚书》有《周官》一篇之名（其文已佚，但《尚书》中都是一些一、两千字的东西，而现在的《周官》则有四万多字，显然有问题；再加上那一些独特的内容又无法在其他的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印证，荀子写的《王制》中官员名只有《周官》的五分之一，东周至西汉的官制，无一朝一代不是跟《周官》有同有异甚至小同大异。所以有无数学者说《周官》是假的，甚至为什么时候假出来的打得不亦乐乎。 近代的学者普遍认为《周官》是伪作无疑，多数认为其成书大体在战国末期，是某个牛人儒家弟子托周公之名，按照元圣周公为代表的儒家以人法天的思想，结合自己的理想志向和治国设想，搞的个类似乌托邦的宏伟设计蓝图。 当然，历朝历代，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周官》的作者就是周公旦，《周官》绝对是周公之典，是五帝三代（这个词的丰富内涵我们以后再说）到文武周公经世大法的精粹。其实，就算是那些伪作论者，似乎也没多少人真正质疑过《周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真伪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一直就是个头等大事，《周礼》这样的治国纲要也有可能是假的，其他的东西自然作伪可能性更高。某种意义上说，国货有时就是假货的代名词，也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只能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加以区分，而对那些奢侈品就只能不管不顾了，这样是否所有人心态都会好起来吧？ 前些年流行喝普洱茶，突然就冒出个亿兆丰号，说是光绪年流传下来的，卖出了几十万一砖的天价，我却有些怀疑；后来有人说是今人伪制，奸商乔设骗局而已；再后来又说有高人评鉴属改良红茶，系失传秘方之前朝武夷老货，其技兼法渥焙，味肖普洱极品，因普洱价高故冒以行市。说来说去，却有些勾起我的茶瘾，很想喝上一回。过了一段时间，这东西居然满世界都是，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一开始的假货还是山寨“假货”的假货，但我却更是想喝了。终于有那么个机会，我搞到一块不知哪个阶段的假货，好生评鉴了一回，认为其味色俱佳，虽较之前朝武夷乌龙觉味异颇远，但还是相当满足，顺手还写了首诗： 赏亿兆丰号砖茶有句 剥落衣冠认未休。人间秘术或奇谋。 此时假定传三代，彼物何妨付一瓯。 焙渥成汤红过酒，扇摩销骨嗓尖绸。 惘然长息兼平郁，弥被甘霖事有由。  不过，我们还是综合考究一下三礼。 三礼之中，《周官》偏重政治制度，是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管理纲要的东西；《仪礼》偏重行为规范，是士人阶层或者说贵族显示高贵应知应会的东西；而《礼记》是秦汉以前诸儒家学者解读“礼”的学术文章汇编，是高手们的理论研究和心得体会。 而这三个本子都存在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或者说都是有故事的。 那我们就来讲故事。 周公旦治理天下的同时，可能著了两本书，一本叫《周官》，一本叫《士礼》，《周官》秘藏王室，《士礼》颁布天下。不过，由于周公旦执政时间不长，《周官》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至东周，礼坏乐崩，急坏了孔丘，但地位不高的他看不到《周官》，只能重新修订《士礼》，改名曰《礼》，并同其他五本他亲自修订的《诗》、《书》、《乐》、《易》、《麟》一起，作为他的授课教材，这个就是“六经”。 （这个说明孔老二和我一样，喜欢用一个字做标题，同时也说明“春秋”这种两个字的旧名字并不为孔子所喜。所以我有时认为，孔子实际上也没看到过那只可能是犀牛的麒麟，不过是专门编个故事好给书名找个理由。） 孔子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以及一些赞同孔子的家伙，经常有一些想法，于是就《礼》写过不少读后感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好文章也经常被人汇编（其实，《论语》也就是这么汇编出来的）。当然，有不少文章是为了参加所谓的“百家争鸣”而写的，所以其内容范围比《礼》更为丰富。 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尤其是吕不韦光顾洛阳之后，连原来不让楚人问重量的鼎都能被人抢去，更不要说一本似乎并不起眼的《周官》什么时候被什么人顺走了，但由于嬴政一向不喜欢儒学，这本书依然并不为世人所知。 秦灭六国的战火以及统一天下之后的焚书坑儒，使六经无法公开面世，并且因断档致多年，真实内容散佚，使其后来出现了大量的文本不确定性事件。（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学术界最应该感谢的事情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如果没有这个事儿，中国文化一定没有现在这么精彩和引人入胜。） 汉初，在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三姓家奴叔孙通影响下，不想继续当土包子皇帝的刘邦推行了朝礼运动，世故圆滑的叔孙通（这个人后面也要专门说的）也写了一本《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让皇室接受儒学，为日后的儒家独大奠定了基础。 但叔孙通搞的那个东西一直被儒生批判，没有传下来，而民间的儒家典籍的残篇则纷纷面世，成为后世经典的来源。 高堂生是汉初的礼学大家，他手里有个《礼》的本子，里面有十七篇文章。他的学生们就靠这十七篇东西的手抄本逐渐发达，到汉宣帝前后主要有戴德、戴圣和庆普三家。 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余扩建宫殿，强行拆除孔子的故居，结果在墙壁里发现了古文经传的《礼》，（同时发现的还有《尚书》、《论语》和《孝经》等，也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今文、古文派别之分，这就是著名的“孔壁得书”），里面除高堂生传的十七篇外，还有三十九篇，共计有五十六篇。这三十九篇的合订本，则为《逸礼》。（后来终于还是逸失了。） 汉宣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结时段，汉宣帝让刘向整理秘府藏书、收集民间典籍。刘向、刘歆父子（这两人我们回头再细说）因此花了两代人的毕生精力去完成这件事。刘向可能是在秘府藏书中找到了那部已经没有了“冬官”的《周官》一书（也有人说刘向也没看到，但也有人说武帝时期刘向的爹—河间献王刘德就收购到此书。）。 精通《谷梁传》的刘向按十七篇搞定了《礼经》并排好次序，同时整理了礼记一百三十一篇。而戴德的礼记也就是《大戴礼记》收录八十五篇，他侄子戴圣的礼记也就是《小戴礼记》收录四十九篇（其中四十六篇同大戴）。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刘向在前，大小戴在后，我觉得未必可信，更倾向大戴在前。 儒家下一位关键历史人物便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刘歆力举加了“考工记”的《周官》为经（也许他认为考工记就是吕不韦他们顺回来的冬官演进的），并为三礼之首。等到王莽改制，改《周官经》为《周礼》，使其地位再次上升。 东汉郑玄出现，古文今文终于归于一统，郑玄是首先全面给三礼加注的人。可以这么讲，只要郑玄注过的，那版本便是日后的《十三经》，没注过的则渐渐不流传了甚至佚失。三礼之中，郑玄认为《周礼》是周公旦亲作无疑，自然隆重加注；注《礼经》的版本则是刘向搞的那个，两戴一庆的版本和《逸礼》则不传；注《礼记》用的却是郑玄自己重新修订、编辑的《小戴礼记》，于是，《大戴礼记》至隋唐就只剩三十九篇，而刘向整理的就存在数字了。 郑玄之后，《礼经》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低，晋代改《礼经》为《仪礼》；北宋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当然不久后重又恢复；认为《周礼》是刘歆伪作的朱熹定四书五经时，考虑《仪礼》文字难解，实用性已随时代变迁基本不存在，便与时俱进地以儒学价值更高的《礼记》代经。  我们还得说说这个古今大战的事情，不然，故事里的情节不好理解。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陆续有一批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并整理出来，后来就叫做“今文经”。由于他们的首领便是以治《公羊传》著称的大儒董仲舒、公孙弘，所以朝廷设立了不少今文经学博士，主要有：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氏易、京氏易博士；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博士；鲁诗、齐诗、韩诗博士；大戴礼、小戴礼博士；春秋公羊严氏、春秋公羊颜氏博士。 也就是在今文经博士广立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用战国以前文字比如什么大篆、古籀之类写成的经书，就有了古文经学。尤其是在孔壁发现古文书、并且和今文大不相同之后，古文经学就有了底气；而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和《毛诗》等成为古文经的主要经典，刘歆治《左传》之后，古文经学开始成熟。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和今文经学分庭抗礼并隐隐有后来居上之意。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古文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后，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 繁琐、支离、教条，是当时经学的突出弊病。他们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且相互攻击，谬误遍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 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郑玄博学多师，兼收并蓄。在受禁锢的十四年中，郑玄以数百万字遍注群经，且未按当时师法、家法之道，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大量采用今文经学家的解释。 郑注的出现，古今大战初看是古文经学获胜，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古文经学也在那时被人们抛弃，人们转而崇尚集古文经学之大成、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的郑学，逐渐成为“天下所宗”。 但不管怎么说，从版本角度说，古文经是全面胜利的，郑玄未注的似乎只有《逸礼》了。当然，后世也有学者认为所有的古文经都被刘歆篡改过，甚至有些整部都是刘歆自己写的。而这几乎不影响这些经书的地位。 但是《周礼》例外。这本本应在十三经里数一数二的书之真伪却长期以来受到过分关注，引起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平息过，历代学者们的参与度旷古未有，但凡你知道的学者几乎都加入过这个讨论，比对这本书本身内容的研究还要热闹许多倍，似乎谁要不就《周礼》的真伪发表点意见，就无法在学术界成名立足。仅仅关于成书年代，就有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交际、西汉初、西汉末等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不少分支学说。搞得我有的时候都想去注册一个“《周礼》研究会”的学术机构，以彰显我的学问，但害怕参与者过多、观点过多，觉得不好管理而作罢。 实际上，《周礼》的现实利用率是相当高的，汉以后的隋、唐、宋、元、明诸代，都在很多重大国家方针上如修订典制、设立官职、修建都城等都完全照搬或以为蓝本。 虽然说《周礼》来得突然，但在那个书不易得、不易见的年代，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何况其他的经典也几乎不是原版，流传过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也不在少数，为何包括朱熹在内的这些人独独不愿放过这么有使用价值的《周礼》呢？  我一直认为这事可能是跟王莽有关。 一说到王莽，大家首先就会想到乱臣贼子或者伪君子之类的词句，这个人窃取了西汉的政权，建立了一个仅仅存活十四五年的新朝，就被英明神武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伙把他灭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的故事里就有昆阳之战，极其佩服包括刘秀在内的那些用不到两万人就干掉了四十多万王莽正规军的绿林好汉们。 王莽夺的是刘汉的天下，又被刘汉宗族所灭，得不到什么好名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大诗人白居易写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之后，似乎王莽便坐实了伪、逆的名头。 但我一直认为那些诗人做的结论基本是不能当数的，他们中的杰出者往往除了会写几句押韵的东西外，其他方面往往不那么强，（白居易虽然其他方面不那么差，但也似乎不是那么好），甚至更弱智的情况反而要多一些。何况这个王莽还是个被历代儒家、史家和当权者骂得狗血喷头的千古罪人。 我要说的是，王莽绝对是个真君子，是当时儒家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宗的民选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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