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耗资不菲的场面，是亮点 但跟真实的大唐长安，却是渐行渐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摩肩接踵的西市，华彩绚烂的灯火，确是上元佳节的长安盛景。 只是，如此美轮美奂的场面，整整一年里只有三个夜晚，而已。 除此之外的三百多个夜晚，偌大的长安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宵禁之下，唯有不需要看得清的那些事可以进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即为诗仙太白的写实。 锤捣布匹这一既不用出门又不必照明的事体，最适合宵禁的长安之夜 作为帝国国都，长安的核心并非坊市，而是皇城。铺陈布局，首要考虑也是宫禁的安全与供给，而非居民的便利。 长安城说到底，是为了太极、兴庆等皇家苑囿而存在的 每年一度的上元开禁，以及随之而来的彻夜狂欢，背后仍是长安城防的外松内紧。胡商进入长安，要经历繁杂的“背景调查”，绝非粗粗一轮检查那么简单；皇城宫殿四周，更是重兵设防，拒马鹿角长枪画戟一应俱全。在这三天三夜里轻易妄动，即便彪悍的草原狼卫，恐怕亦属不智之举。 更何况，一年里只有三个日夜的“窗口”，制造“九一一”袭击效果之外全无诉求的拉登大叔或许可以接受，而要以袭击长安“攻其必救”的草原势力，却是不可能有日复一日的耐心 --- 长安城里的“阙勒霍多”没烧起来，河西走廊那头的窝却是早给大唐的步骑端掉了。 从《街亭》始，马伯庸的风格是：“原来历史可能是这样”；然而这回的“十二时辰”，却是地道的超小概率事件 天宝三载，大唐朝局 断言“十二时辰”是超小概率事件，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天宝初年的大唐朝局。 以长安的戒备森严，单靠一帮外来的“狼卫”是办不了啥事的；没有位高权重一掷千金的内应，龙波/萧规的杀手团别说潜入宫闱，就是进入长安都未必办得到。那么，在天宝三载，谁有可能是祸乱长安的幕后主使呢？ 圣人李隆基，最先可以排除。此时的玄宗已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状态，所要的就是跟还俗的太真久居骊山，享受岁月静好。哪有甘冒生命危险，自个整出一场大折腾的兴致。 皇帝不想折腾，右相李林甫呢？ “阿郎”恐怕是更没有兴致 李林甫爬到高位，靠的是“口蜜腹剑”的揣度人心，尤其是李隆基的圣人之心。玄宗孜孜以求的是岁月静好华清池，芙蓉帐暖度春宵，一切琐碎政务皆委于相府。到头来，却是弄得长安城狼烟四起血流遍地 --- 难道林甫同学不怕天子震怒，一声令下，褫夺相位，打进大牢？ 再有一层，玄宗对于林甫如此倚仗，权衡朝局，尚在其次；首要因素，是没有林甫这样的敛财高手，大唐王朝的现金流早就无以为继。 没有财税制度的大唐 说大唐没有财税制度，略嫌有些过矣；然而终其一世，大唐始终没有建立可称之为正式的财税、养廉与兵役制度，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 开唐之初，实行从前朝继承的租庸调制。适逢隋末天下不宁，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唐朝遂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每丁授田百亩（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接受授田后，每丁每年交纳粟2石（租）、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调）、为朝廷出工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尺6寸（庸）。 租庸调税制，虽在法理上并不以均田为基础，然其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归属亦不论家财状况，只按人头数目征税派差，事实上只能在自耕农遍布天下之际运转顺畅。至天宝年间，土地兼并日增，户籍久不更新，大批自耕农或投身贵胄高官门下为佃户，或脱籍亡命他乡不知所终，更有戍边亡者亦不得除籍。户部仍按旧籍征敛，县府遂将虚丁税赋尽数摊到百姓头上，后果只能是更大面积的弃籍为佃或弃籍逃荒。至此，租庸调制已是难以为继。 “没纸了”，确是租庸调制崩塌的因素，但肯定排不到前列 有唐以来，租庸调制征收上来的钱物，却并不用于朝廷官员的薪俸。此乃唐之财税的堪称奇葩之处。唐之禄，一为如平民般授予职田，一为以“公廨钱”放贷赚取高息。如此以导致金融货币秩序混乱为代价，回避财税现收现付的体制，至开元之末，终于渐渐不支 --- 或许，原因之一就是类似如今 --- 持续高涨的地价房价终于触顶。觊觎公廨钱本金的奸猾之辈，亦是胆量日增。 随着公廨钱的亏空有增无减，官吏们职田也被私下典当出卖，大唐财政之崩坏日甚一日。恰在此时，唐初一度造就了能战之师的府兵制，也到了不得不更弦易辙的时辰。 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具有浓厚的封建部落色彩。简而言之，归于各地“折冲府”统领的府兵，是按照“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的标准，从均田农户中拣拔健者，平素务农，战时入伍。府兵自备军器，时常操练，虽然负担也是不轻，但在唐初上升时期，授予的田地尚且足以支撑。加之太宗贞观年间仍注意与民休息，战事并不频繁，每获胜利又有朝廷赏赐，此际的府兵战力尚可，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至高宗武后之时，帝国的疆域已告大幅扩张，而府兵仍以腹地之民为主，随着边境战事频起，府兵跋涉于路长戍于边，“壮龄应募，华首未归”。而在帝国境内，均田制遭受破坏，生活成本却持续高涨。无地无钱的府兵入不敷出，社会地位在短期内急剧降低。随着逃避兵役日渐普遍，折冲府面临无兵可调的窘境。开元十一年（西元723年），李隆基只得采纳宰相张说的提议，招募士兵成立“长从宿卫”。开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再召募长驻边镇之兵，称“长征健儿”。府兵转为募兵，已是不可挽回。 “陇右崔器，旧历二十三年募兵，军帐中攒有贼头八十四颗” 岁入崩塌，官吏募兵开支却在剧增，由江淮至洛阳，再经三门峡山路，逆大河径流而入关中的漕运也令朝廷头大不已，看似光鲜无匹的盛世，实则已是势成骑虎的烈火烹油。 在此形势下，林甫的首要职责，就是搞钱搞钱再搞钱。任何官场内斗，都是在或卖官鬻爵或国营垄断的挖空心思之后，方才可以谈起。玄宗年间，将上元佳节原本仅有一夜的解除宵禁，扩展到了三天三夜，固是为了营造天子与万民同乐的和谐气氛，却也未尝没有以消费带动税赋的动机。数天之内所得抵得上平时数月征敛的财源，一旦大伤元气，第一个混不下去的就是这位右相。 战战兢兢的大唐太子 既然不是圣人，也不是林甫，那么乍看“利高者疑”的太子呢？ 诚然，除去了皇帝又让宰相涉案，太子就是最大赢家。只是，有动机者还需有能力办到这件事，方可具备被怀疑的资格。 东宫掌握长安兵权，这在天宝年间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大唐，是胡风深重的朝代，也是出了玄武门之变的朝代。从开元到天宝，李隆基对东宫猜忌极深。李亨当上这个太子，就是在李瑛等三位兄弟被贬谪处死之后的事。什么事都不做，什么权都不揽，尚且未必保得住性命，更不要说这样做错了难辞其咎，做对了功高震主的差事了。由东宫负责长安城防，是李亨不敢接，玄宗不敢给的。至于“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作为一介文士，更是全无以“伏火雷”弑君刺相的实力与胆魄。 而在另一方面，东宫一日尚在，就是名分上的储君。宰相位居百官之上，在储君面前却须称臣。弹劾东宫左右的羽翼，林甫尽可以百般构陷，然而弹劾太子四字，无论如何不会从“口蜜腹剑”的“奸相”嘴里冒出来。这些戏份，虽可让当下的年轻观众追剧，却绝无可能出现在大唐之时的长安。 林甫、禄山、那口高压锅 至于现下开始传扬的幕后主使安禄山一说，就更是荒腔走板了：林甫提议重用胡将，虽则私心深重，但却是以极厉害的邪门功夫保驾的。天宝年间，进京述职，禄山觐见皇帝只需装憨卖傻一番即可蒙混过关；然而到了相府，林甫不仅对于河北三镇的情势了解得比禄山更为清楚，而且禄山心里想什么接下来要说什么，无不为林甫参透。虽是隆冬时节，禄山每每汗流浃背。如此几番下来，禄山心里明白，虽说作为三镇节度使，军政财税皆是大权在握，但在范阳河东平卢的地盘上，不知安插了多少林甫的暗桩。莫说将叛乱或谋刺付诸实施，就是脑袋里想一想，只怕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那颗脑袋已经在送往长安的路上了。 由是，林甫一日在朝，禄山一日不敢存异志。然而，代价就是维系大唐安全的体系被彻底败坏。林甫建立了一个对林甫高度依赖的体系，一朝再无林甫的邪功镇住局面，恐怖的大爆炸便是随时上演。
譬如，这三位看上去就不像唐朝人的穿越过去，如林甫那般让禄山从心底畏服，怕是万万办不到的 总结起来就是：向来以具有可信度的“另类历史”独树一帜的马伯庸，在“十二时辰”这本书里已是突破了“历史的可能”；而为了收视率，又高倍“加杠杆”的这部剧，更是在唐朝的年代，组合了宋代的夜市、明清的火器与西方文明叩门之后方才出现的对话方式。对此观众尽可欣赏，然而高科技的画面所呈现的华灯和悬疑，却跟当年真实的大唐长安并无关联矣。 天宝三载，并无十二时辰渲染的刀剑相向人仰马翻。但在一片近于无聊的平静下，系统性的风险步步迫近。宛如一口密闭的高压锅里，水温在一点一点升高，直至沸腾汽化。 天宝十四载（西元755年），同样擅于敛财却全无林甫的邪门功夫眼力价的国忠，高效的烧炸了那口危险的高压锅。 禄山从高压锅里跳了出来，灾难开始..... |
|
|
来自： 冲霄3e8ixadnpn > 《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