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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翔先生乃当代碑书第一高手，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40岁前深植唐楷，其后入碑几乎从未涉足其他，或是终为魏书习惯所抹灭。 魏碑书自清末至今名家可数：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曾熙、陶浚宣及徐生翁等。成功者如：康、赵、徐，毁誉参半如张、李、曾，近于失败者如陶。整个晚清民国书人，即使是吴玉如先生那样的帖学圣手，却也留下了形神兼备的魏碑临作。而吴昌硕、齐白石那样的书画篆刻高标，书法中的碑书因子也是显而易见的。 碑书不外方笔、圆笔、方圆结合、碑帖结合四种路子，况大兴于清末，整个研究体系尚未成熟，百年来的的出土新碑和北朝考古关注也层出不穷。魏碑是一个极其浩渺的海洋，至今坊间通行的数十个碑作其实还是沧海一粟，历史留下的开创空间足够大。 孙伯翔靠一手纯而又纯的魏碑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于书坛，孙氏之成功在于用笔——方笔。力道极尽刚猛之能事，为康、赵等前人中所无。在孙之前写碑书者“使笔如刀”能够自然切斩出见棱见角的碑质点线者无，多为做作或能力不及。孙伯翔先生在魏碑风格史上颇具开创之功，足为一代大家。然，称其大师则稍差一步耳。 孙氏于结字、书风开创远不及笔法高标，主要得法《龙门二十品》中之《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或参赵之谦法，常合古人辙路，己意不多。 其书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有过一段激进的“变法”阶段，惜其未能继续开拓，因何？碑书开拓须有极高之学识、眼力与超常之胆气，开创之初不免有种种不足，遂批评声雀起，于是开创之心顿灭。后又皈依《始平公造像记》，结字之开合移位种种富于生气的意趣均让位于“复归平正”耳，于欹侧变化未敢深入，其一生结字之种种变化仅在于一平面上之部首笔画左右上下之平移变化。 其笔法的“切填”之法固然造型齐伟，却也落下描字之讥。但要点却不在于此，而在结字。结字取修长之唐楷意，少碑书之“宽扁”态，颇有疏古（汉隶、魏碑）亲今（唐楷）之意，其结字法冥冥之中唐法愈发占据主动，以较多唐法做入碑之基，取北碑方折之笔，合成书之清刚严整气貌，而古拙气渐亡矣，唐法入碑乃学碑大失、大忌也。 碑书之妙在乎“古拙”，在乎“天然”。古代北朝书者的个性蛮荒，民间书者并未受过帖学训练（实因无印刷术，民间书者修习书法之范本多为散落民间的汉代古碑而非名家手札尺牍，魏晋片纸自然无由得见，遑论临习），故结字有奇趣，深受各种篆隶影响。 而孙伯翔以刚猛之碑笔，做唐楷之匀整结字，实“北碑面而唐楷里”，复合凡俗审美趣味，故多得赞誉。平行、等距等唐法意识在其字法无处不见，而难得奇拙之字则是在唐法规矩之内的种种变化，而非在上溯魏碑乃至汉隶秦篆这些朴逸造型气质基础上的变形。故书多失于自然，多“做”味。 因何孙氏多行草笔意的书作则精彩四射？行草破规矩也。这一潜层的规范、造型意识是制约孙书未能进入化境之关捩。其笔下的正书之方圆结合其实是以方写圆，圆多难融。方笔易得规矩平正刚硬，圆笔易得变化活泼苍朴，孙得方失圆也。而行草恰恰破除其冷静思辨之书感，故立意、气息反而胜于其正书。越至老年，圆融之意越为成熟，颇具吴昌硕尺牍之豪爽苍茫却不失余味之态。 孙伯翔先生立世之基在于方笔笔法，此为优长。虽论文气不及康、赵，论胆量不及徐生翁，但仅笔法即可立世，虽不可传世，但其行草近年颇具可观，如天假以年，应可开生面！ “法帖3.0”展览级真迹复制帖、定制毛笔和定制课程，大成国学堂致力改变学习书法生态之作! 敬请点赞关注,临池学书者，欢迎加我信yudacheng003入群一起快乐书法！ 可点击下方“了解更多”，进入“法帖3.0”真迹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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