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高宗乾隆皇帝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其以“十全武功”自诩，自称“十全老人”，端的是得意非凡、顾盼自雄。 即便如此，乾隆却也不敢妄称自己是千古以来第一帝。他曾亲口说过，平生有三个最崇拜的天子：第一个是大宋仁宗皇帝；第二个是唐太宗；第三个为自己的亲爷爷圣祖康熙皇帝。 乾隆把宋仁宗列在第一，根据显然不是什么文治武功，而在于德行和施政。 从德行方面来说，宋仁宗可称得上一个“完人”。 据说，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辽境之内，远近皆哭。就连辽帝也握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想想看，一个皇帝死了，能让本国黎民痛哭流涕已经不简单了，还使曾经的敌国百姓和皇帝伤心流泪，实在是数千年以来世间罕有。 宋仁宗能如此得人心，主要在一个“仁”字，待人仁慈宽厚。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某天，宋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想吃碗羊肉热汤，但犹豫再三，终于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必须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吩咐御厨弄就好了，怎能忍饥受饿呢？”宋仁宗回答说：“吩咐御厨弄很简单，但这么一来，就会让外边看成惯例，御厨就会夜夜宰羊。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劳民伤财，实在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宋仁宗的宅心仁厚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但，考虑问题缜密难得，竟能从一碗羊肉汤这么小的事情想到这么长远、深邃的影响。 相较而言，大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也是一代明君，其在位期间，凭借父亲明仁宗打下的基础，励精图治，使得经济、农业得到空前发展，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后世的史学家因此将明仁宗、明宣宗父子的统治时期称为“仁宣之治”，媲美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明史》对明宣宗的评价很高，说宣宗即位以后，官吏称职，政治稳定，法度修明，仓库充实有余，百姓安居乐业，民间显示出安定美好之迹象。另外，虽有封藩起事，却被很快治服。而且扫荡边境，震慑远方的敌人。所以说，宣宗的深谋远虑与雄才大略，几乎能赛过先祖的武功。 明宣宗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也是个艺术家，“雅好词翰”、“精于绘事”，诗词写得好，书法、绘画水平也相当高。 就因为这种艺术家的气质，明宣宗“酷好促织之戏”。 “促织”，就是蟋蟀。 将蟋蟀称为“促织”，始于魏晋时代，也称为“趋织”，从训诂学角度考，“促织”、“趋织”、以及现在的俗称“蛐蛐”，都是同音转化来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斗蟋蟀是一件很雅的事 西湖老人的《繁胜录》载，南宋时期的杭州城里斗蟋蟀活动十分活跃，“促织盛出，都民好养”。 南宋僧人道济（即人们俗称的济公），就很喜欢斗蟋蟀。道济曾养有一只善斗的蟋蟀，两根须子一根短一根长，百战百胜，道济爱得不得了，为它取名叫做“王彦章”。王彦章是五代时期的一员猛将，曾有日不移影、连败三十六将的打斗记录，人称“王铁枪”。道济的“王铁枪”在霜降时节老死了，道济悲痛万分，专门写了一阕《鹧鸪天·瘗促织》悼念，云：  促织儿，王彦章，一根须短一根长。只因全胜三十六，人总呼为王铁枪。 体烦恼，莫悲伤，世间万物有无常。昨宵忽值严霜降，好似南柯梦一场。 道济时代的富贵玩家，每当自己心爱的蟋蟀死去，往往用金银薄片为其打造精致的小棺材隆重下葬，还追封“大将军”。 道济无力为“王铁枪”打造金银棺材，但在下葬时，除作上述阕词悼念外，在为“王铁枪”火化时，作了《把火文》；在为“王铁枪”撒骨前，又作了一篇《撒骨文》，全过程庄严肃穆，煞有介事。 南宋权相贾似道玩蟋蟀更是玩出了新境界，此公不但醉心把玩，还深入研究，写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贾似道由此被冠以“蟋蟀宰相”之名。 南宋灭亡，贾似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蟋蟀宰相”一名中的戏谑、贬损成分显而易见。 斗蟋蟀之戏也成为了玩物丧志、误国误民的代名词。 很不幸，明宣宗喜欢缺乏斗蟋蟀，也被后人冠以“蟋蟀皇帝”之名。 明宣宗缺乏宋仁宗的细心，对斗蟋蟀一事欠考虑，造成的后果很恶劣。 《明朝小史》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派遣使者到江南索取，使得蟋蟀身价大涨，每只值数十金。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遇上有人叫卖一只上乘佳品，他立刻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妻子听说这只蟋蟀是用骏马换来，好奇心大起，就偷偷打开蟋蟀罐的观看。没承想，这只蟋蟀弹跳力惊人，金翅一振，竟然从罐中跳出逃走了。妻子自知闯了大祸，万分恐惧，上吊自杀了。粮长既伤妻子之逝，又恐惧交缴不了蟋蟀任务而受到法律制裁，也上吊自杀了。 也许是受《明朝小史》所记的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也写了一篇《促织》，开篇就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如果明宣宗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喜好斗蟋蟀只能看作个人喜好，但作为一国人君，一己私好，会因为大臣和地方官员的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演变成一项恶政，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甚至搞得百姓家破人亡。 这，真是人间悲剧。 当然了，明宣宗喜欢斗蟋蟀之事仅见于野史，人们有理由有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但还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明宣宗的“蟋蟀皇帝”之名是名负其实的。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记，明宣宗去世之后，其母张太后曾下令把宣宗的所有玩物全砸了。而在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堆青花残片。经过复原，这些残片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都是故意砸碎的。这说明景德官窑确实在宣德年间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显然，索取这些蟋蟀罐的，就是明宣宗。 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4中也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促织），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恰巧，与沈德符同时代的王世贞在《王弇州史料》中就收录了明宣宗要况钟进千个促织的密诏，诏中明确说：“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明宣宗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蟋蟀皇帝”。 原本，在爱好斗蟋蟀这件事儿上，明宣宗如果处理得当，根本不会授人口柄，他完全可以和宋仁宗一样，以“完人”形象流传于世。可惜，他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人生中出现了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身后也落下了千古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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