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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概说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以其独特的形式而与其它文学体裁相区别。这种特殊的形式主要表现在诗词格律的规定之中。今人作旧体诗词，不能不受到格律的种种束缚，这比起诗歌最初产生之时要困难多了，原始诗歌无所谓格律的。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是同时产生的。原始的人即使说出了在后人看来可以算作诗歌的萌芽的词句，也不会有作诗或诗人的自觉的意识。文学本身最初不过就象鲁迅所说的产生于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杭育杭育”的无意识的呼叫，诗歌也正是从劳动节奏产生的。正如《诗大序》所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补注：《诗大序》，又称《毛诗序》，汉代解释《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毛诗》为古文经学。后来三家诗亡佚，《毛诗》经东汉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序》是对《诗经》各篇旨意的解释。《毛诗》在首篇《关雎》前有一段总论，世称《诗大序》，其下各篇的序为《诗小序》，合称《诗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诗歌最初就是原始人伴随着劳动或手舞足蹈的节奏而发出的简短的表情达意的话语。这种有节奏的话语见诸文字，便是诗歌的雏形。例如《吴越春秋·勾践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古体字：宝盖下加六，读“肉”）
即被文学家认定为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补注：《吴越春秋》一书是汉代赵晔所著，其中的《弹歌》据说是黄帝时期的歌谣。它采用两字一句的形式，说它是《诗经》以前的歌谣。由两字构成一句的歌谣，在《诗经》出现的当时也不多见。但是，其真实性亦无法考究。〕
我国的诗歌最早可以追溯至《卜辞》、《周易》中的一些文字。至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则诗歌艺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句式从二、三言到四、五、六、七、八言，无不具备，而尤其开四言诗之先河，《诗经》在创作形式上，以四言句为主，讲究而富于变化，句法整齐而又错落有致。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表现手法上，讲究赋、比、兴。从内容方面来说，《诗经》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这时的诗歌从形式到手法都已具备了作为诗歌应具有的基本特点。其创作已带有明显的自觉的印记，尽管当时没有人对诗歌创作方法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总结，但对诗歌的社会作用则已有明确的表述，如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补注：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见《论语·阳货》）〕意思是：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汉武帝时期设“五经博士”，以《诗》为五经之首，从此称为《诗经》。
继《诗经》之后，到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它标志着当时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屈原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开始了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而且是“骚体诗”的首创者。后世所谓“风骚”原来即指《国风》和《离骚》。屈原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很多贡献的。在诗歌形式上，他打破了四言格局，吸取了民间创作的形式。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讽”。﹝补注：比兴，是“赋、比、兴，乃古代诗学概念，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是形象思维的重要具体方法，也是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作诗填词的三种方法。“赋”就是直接把事情说出来；“比”就是用这件事情来比喻那一件事情；“兴”就是见物起兴，你看到一个东西，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动。﹞应该说，诗歌从《诗经》到《离骚》，是有较大发展的。骚体的发展后来导入了赋体一途——汉代的新体赋就是由楚辞演化发展而来的。实际上，新体赋已脱离了诗的轨道而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的散文。
汉代承接《诗经》的传统又有新的诗歌乃是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就其大多数作品来说，是一种带有音乐性的新体诗。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臻成熟的发展阶段。这种叙事诗从形式上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杂言体，尽管《诗经》中已显露出杂言的端倪，但毕竟具体而微，到了汉乐府民歌杂言诗才形成规模。另一种是五言体，完整的五言诗在此以前还未有过，五言体可以说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自汉武帝以后，民间流行的大量歌谣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补注：乐府诗的原来意义是指由乐府机关负责采集、制作并配合音乐演唱的诗歌。在汉魏、两晋和南北朝时代，中央政府一直设置管理音乐和歌曲的专门官署——乐府，负责搜集和编制各种诗歌、乐曲，配合演唱。这些配乐演唱的诗歌就叫乐府诗。后人简称为乐府。〕乐府民歌中的五言体后来经文人的仿作，于是又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
任何一种新的形式总是因有内容的需要才产生的。至汉代，继承《诗经》四言体的诗歌已不能充分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于是便有了对旧体诗的诗体形式的突破，五言诗应运而生。五言句所包含的词语和音节比四言句多，表达手段也比四言灵活丰富，因而更便于抒情和叙事。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已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作品。
魏晋时期，“三曹”、“七子”等文人的创作掀起了一种“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和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补注：“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即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的七个才子，所谓“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和刘桢。〕曹操的四言诗，继承《诗经》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开一代诗风。文人的五言诗则更加成熟。曹丕的《燕歌行》作为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补注：“正始文学”也称“正始体”，是三国·魏后期的一种诗歌体式风格。因魏废帝曹芳的年号称“正始，”故名。〕在思想内容上和建安文学有很大不同，这时出现了“玄言诗”。〔补注：玄言诗派，晋代诗歌流派。其诗作以阐述老子、庄子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约始于西晋永嘉年间而盛行于东晋，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要流派。〕东晋的陶渊明又首创田园诗，〔补注：陶渊明田园诗，多用白描手法，语言简洁含蓄，风格平淡自然，浑厚而富有意境，独具特色。〕但在诗歌形式上，这一时期除了出现完整的七言诗以外，没有其他变化。
诗歌到了南北朝，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诗歌的形式的自觉上。诗歌自建安以来，已讲究辞藻、对偶和用韵。（东）晋陆机也注意到声调的谐调，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颙（yóng）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又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永明体〔补注：永明体也称“齐梁体”。永明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齐、梁之间，一些诗人作诗时，在形式上追求声音之美，对后代格律诗的形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近体诗”发展的时代。
所谓“四声八病”，“四声”指汉语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补注：这是以前的汉语四声。现代汉语拼音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八病”指作诗时应避免的八种声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补注：关于“八病”的具体内容，历来解说不一。其主要目的是要在诗文撰作中追求声音的美感，但因过分苛求，结果反而常常以词害意。不精通音律者不易掌握，因此，后人极少有人遵用。〕即所谓要“一简之內，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等所发现的诗歌音律，和（东）晋、（南朝·）宋以来诗歌中对偶形式互相结合，就构成了“永明体”形式的基本要素。作诗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规律可循到有明确的规则，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这确实是诗歌发展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近体诗的特点是：力求平仄调协，抑扬顿挫，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在此以前，陆机虽然也谈过“暨声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只是初步地意识到诗歌音韵的必须调协，并为提出具体的调协音韵的办法。沈约所说“自灵均以来，虽文体梢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大体上还是不错的。声律说除对诗歌的形式有直接影响外，对于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很大影响。
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南北朝民歌还开辟了一条抒情诗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代）民歌中虽已出现，但为数很少，影响也甚微。因此，应该说绝句滥觞于南北朝民歌。〔补注：“滥觞”原指江河发源的地方水少，只能浮起酒杯。今指事物的起源。〕
鲍照的七言诗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且可以自由换韵，为七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确立了七言诗在诗坛上的地位。
庾信对诗歌的形式格律也有所发展。他的五言新体诗如《对宴齐使》、《寄徐陵》、《秋日》、在声律上已暗合后来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补注：庾信《寄徐陵》诗：“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寄王琳》诗：“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卷书。”〕在七言形式上，《燕歌行》比鲍照七言篇幅更大，他的一些诗从句数、章法对仗看，也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
初唐时期的上官仪对律诗形式发展也起过一些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方法，〔补注：唐代初期，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作诗追求辞藻绮丽，讲究对仗、音韵。又归纳六朝以来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于律诗定型有积极意义。原有文集三十卷，早已不存。〕
沈佺期、宋之问对诗歌形式发展的贡献也主要是在声律方面。《新唐书·宋之问传》说：“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词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从现存南北朝、隋唐诗歌来看，不少诗篇已暗合五律规格。隋及唐初以来，暗合格律的五律更增加了。庾信、隋炀帝的一些诗篇已具七律的雏形。沈、宋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自己制定了一套格律，而是在于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把已经实际存在并以成熟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后完成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以后作诗的人在形式上有所遵循。
讲求形式，并不就是形式主义。尽管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多所贡献的诗人本身不见得在诗歌创作上有很大成就，但他们在诗歌形式方面却是应予肯定的。形式的完善固然不等于内容的充实，而充实的内容却需要某些完美的形式。诗歌创作从原始时期的不自觉进而发展到比较自觉，直至格律这种形式脱离内容而独立存在并对内容起一种限制、约束的作用，这在诗歌发展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内容是千变万化的，就是同一个诗人，其早期创作和晚期创作也可能会因为时事变迁而大异其趣，但形式却可能没有变化。比较稳固的形式往往是前人创作实践和智慧的结晶，所谓“旧瓶装新酒”，轻视形式及对 形式有所贡献的人的工作是不应该的。
自从律诗形式定型以后，人们的诗歌创作便泾渭分明地划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后来成就可观的诗人除了在内容上各有千秋，异彩纷呈外，基本上都是在古体诗和近体诗这两大舞台上活动的。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高峰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人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众多的诗人对推动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专业功绩的诗人。他在《修竹篇序》里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补注：宋，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代〕莫传，然而文献有证者，仆尝暇时观（南朝）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即始于陈子昂的倡导。
新风格的唐诗由于“初唐四杰”等人的努力已经出现。〔补注：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气大，行为都相当浪漫，他们是初唐才华横溢的诗人。杜甫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中称赞他们：“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唐初淫靡的诗风，端正了诗歌的方向，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开拓，他们广泛地运用歌行体、近体、古风等各种形式进行写作。〕
盛唐还出现了孟浩然和王维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曾被人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两位特别杰出的诗人。李白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浪漫主义是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统一。李白运用的诗体多种多样，但贡献最大的是七古和七绝。这两种诗体在当时也是最新最自由的。他的五律，运用古诗质朴浑壮气势于声律格调之中，往往不拘对偶，也别具风格。
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特色的杜甫的诗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杜甫作诗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以致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他的诗以所谓“沉郁顿挫”风格著称，他是特别注意诗的格律，自称“老去渐于诗律细”。〔补注：这首诗的题目是《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原文是：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莺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乾。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惟君醉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他总结并发扬了我国源于周代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在诗歌发展史上，白居易也有其独特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诗论上，他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从而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补注：这里指新乐府运动〕
司空图是以诗论核心即“辨味”和“韵外之致”。他的《诗品》主要是发挥他的“韵味”论和讨论诗的风格类型的。不过，他的诗论后来经宋代严羽，清代王士祯等人的发挥，对后代的批评和创作也发生不少的消极影响。唐代诗坛群星灿烂，高手如林，各有千秋。以上只是就其对诗歌艺术的贡献举其荦荦大端而已。
如果说唐代是诗的时代，那么宋代则可以说是词的时代。就唐以后诗的创作而言，形式一仍旧贯，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内容。陆游所以说“功夫在诗外”，〔补注：陆游《示子遹》诗最后两句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其中一个原因即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光在诗的格律和技巧上下功夫已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所以要在这些以外，在内容方面寻找新的天地。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词在初、盛唐时期产生于民间，后经文人的加工、提倡而逐渐成熟并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唐代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辞为“曲子词”，后简称为“词”。这就是我们今天将其和诗或曲并称的词。唐代民间流行许多俚曲小调，如《杨柳枝》、《纥那曲》、《竹枝词》、《山鹧鸪》等。刘禹锡《纥那曲》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这些调同词不同的作品应该说是最早的民间词了。不过，词在形式方面基本定型却是中、晚唐的事。这时，词在音节和句型的长短方面已形成一套格律，成为一种既适宜于歌唱又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诗体。
词原是配乐的。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补注：指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后周。〕、隋（代）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也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补注：指“清商曲辞”，以清凋、平调为主的相和歌，称为清商三调。东晋、南北朝时期，利用发展汉魏清商旧曲，配合南方民间歌曲和文人拟作，是为清商新声。北宋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称为《清商曲辞》。〕五、七言诗体不容易和这种音乐配合，于是便有了长短句参差不齐的歌词应运而生。《浪淘沙》、《雨霖铃》等曲词原来都是七言绝句体，后来为了配合音乐经过字数的增减而变成长短句的词调。
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特点词是敦煌曲子词，其中大部分为民间作品。在唐代，较早吸取民间词的表现形式从事创作的有戴叙伦、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和张志和等人。他们的词可以说是处在词的起步阶段。
到了晚唐，文人写词的渐多，出现了有专集的词家以及追求华词丽句、秾艳香软风格的温庭筠和花间派词人。〔补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赵崇祚编选晚唐、西蜀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嶠、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十八家词作五百首，为《花间集》，所收词多咏女子生活与男女相思之情事，以柔靡婉丽为主要风格，后世因称之为“花间词派”。〕
与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有南唐词人，主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 李煜。〔补注：李煜，史称南唐后主。他聪颖过人，多才多艺，工书画，精音律。他的词大体上以南唐亡国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有写宫廷宴乐生活的，有写闲愁的，皆风情绮丽，婉转缠绵。后期由于国破家亡，内容尽是伤往事、怀故国，风格沉郁凄怆。李词不但语言自然精炼、概括性强，且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不但写艳情，也写身世家国之感。使词得到进一步发展。李词好在真情流露、纯任性灵。他以小词抒情，不夸张、不掩饰，把真实感受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他的词文学语言，具有个别概括全体和形象鲜活的特性，洗炼贴切，轻快灵巧。他最擅长白描手法，以白描形容场面、人物、景象、心态，无不入妙。后世称其为“绝代词人”。〕
宋初，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丽词仍弥漫一时，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不可晏殊、晏几道等。
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作家已在部分词里表现出新的风格。到了苏轼，则由他创始和婉约词派迥异的豪放词派，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人的先河。
苏轼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几乎无所不能。苏轼的词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十国）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框。他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中去，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正如（清代）刘熙载所说：“东坡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轼的词在形式上也有所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他敢于突破词在音律上过于严格的规则，豪放不羁，谙音律而又不完全受音律的束缚。
到了北宋后期，词作家在词的表现内容上又回到晚唐、五代（十国）和宋初时那种狭窄的老路上去。
宋代在词的音律的创造和发展上有所贡献的词人还有周邦彦。宋徽宗时设置大晟乐府，创制和整理乐曲，周邦彦是大晟乐府的提举官。〔补注：周邦彦的官职是管理大晟乐府的乐正。〕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新曲，对待艺术技巧极尽精工，讲究对仗和音律美。这种追求艺术的完美的严肃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有时也不免有“为文造情 ”之嫌。为南宋姜夔、吴文英一派之先河声。
南宋的词坛出现了许多爱国词人，呈现出光辉灿烂的局面，达到了词创作的一个高峰。
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前后期的变化已隐约透露出南宋词风转变的信息，而真正突破北宋末年平庸浮靡词风的还当推积极要求抗战、收复中原的志士们，如张元干、岳飞、胡铨等。他们的词，上承苏轼词的思想、艺术传统，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
辛弃疾词的出现，则标志着宋词发展到最高峰。他的词反映了时代的哀怨和欢乐、民族的悲愤与希望，使词这一文学体裁获得了空前的艺术力量。
辛弃疾的词打破了历来词家的狭窄框子，扩大了文学语言运用的范围。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作词，还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头语入词。当然，辛弃疾在艺术上也并非尽善尽美的。但总的说来，辛词无论内容还是表现，都达到了宋词的最高水平。
词这种文学体裁，到了南宋时，经过数百年众多作家的实践，已经发展到接近高峰的地步。辛弃疾的词在前人积累的丰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大大超越了前人。
南宋后期，重要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姜夔作词，能自制曲谱，讲求音律和技巧。过去的理论家对他的词大加推崇，说他是南宋唯一的开山大师，并之为典范，形成一个完整的姜夔派词学系统。其着眼点主要在形式上。南宋亡国后，格律派词人王沂孙、周密、张炎等的词，仍然和姜夔一脉相承。
词的发展到南宋已到达高峰。（进）入元（代），戏曲继而盛行，词退居于次要地位。
就词在形式方面的发展而言，它和诗的发展历程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在于，词在形式上一开始就初具规模，因为，词是在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诗的固有形式的一种突破，而和诗又有紧密联系，诸如押韵、平仄、对仗等诗所具有的特点同样为词所有，所以词成熟的过程远快于诗。词的格律形成或基本定型以后，后人便利用这种新的“框框”中各显身手；在内容、风格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上标新立异、争奇斗艳，对词的形式本身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诗、词所以成其为诗词，首先在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离开格律方面的要求和规定，诗词也就不复存在了。李白、杜甫等所以成为诗人，苏轼、辛弃疾等所以成为词人，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们是按照诗或词的格律等规定去创作的，没有前人在诗词格律方面的创造和贡献，诗词也就无从作起，也更谈不上什么诗人和词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诗词格律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了解它，才能更好地欣赏前人那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诗词佳作，以至运用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诗篇。
（注：本文载王昕若《诗词格律手册·诗词概说》。文内〔补注〕和（）内的文字是我后加的——岁寒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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