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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仅仅以“思无邪”三个字来概括《诗经》的内容，让后人见仁见智，各执一词，以致学术界上没有定论。 通过孔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的内容，基本上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后世对“思无邪 ”持否定态度的儒生不少，争论的焦点在于《诗经·国风》。他们认为，《国风》中存在大量的爱情诗，并且大胆地歌颂男女之情，使得很难将归为“思想纯正”。  战国时期的荀子，就提出了“国风之好色也”的说法。这一观点，在汉代更是成为普遍认识。如《毛诗序》说：“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 之所以说“国风好色”，是因为《国风》中存在大量描写男女恋情的诗，例如，《鄘风·柏舟》写的是一位少女自己选中了意中人，却受到家长的反对，女子宁死不嫁他人的誓言；《邶风·静女》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幽会，表现了男子对恋人的深深情意；《郑风·将仲子》描写了一位热恋中的少女在旧礼教的束缚下，用婉转的方式请情人不要前来幽会。 一些后儒们很难认同这些爱情诗，在他们眼中，这些爱情诗是不能归于“思无邪”的范围。 汉儒对《诗经》中的情诗尚处于“好色而不淫”的折衷态度，到了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态度就很尖锐了。朱熹在《诗集传》中，将 《国风》中的一些诗列为“淫诗”，比如 ：
为什么在面对《诗经》中的爱情时，为什么孔子看到的是“无邪”，一些后儒们却只能看见“淫色”呢 ?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孔子与后儒们看问题的层次不同。孔子是在“礼”的层面上说诗，而后儒们仅仅从“情”的层面来说诗。 孔子将“思无邪”上升为对 《诗经》的总体评价，孔子“无邪”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礼记》中说 :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孔子认为诗与礼的关系是统一的，读懂了《诗经》，也就理解了礼的内涵，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诗经》是一部讲述“礼”的作品，要从孔子“尚礼”的思想说起。 深受礼制思想浸染的孔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礼教熏陶， 成年后更是醉心于周礼的研究与传播。可以说，孔子的政治、学术活动都是以礼为核心来展开。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希望能将周朝礼乐制度运用于政治实践。尽管孔子他失败了，但是，他的礼治思想却通过弟子们得到了间接实施。例如，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时，就弦歌不断，采取礼乐教化的治理方针。  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 》）据统计 ,《论语》中“礼”一共出现过75次，可见孔子对礼的重视。 孔子的诗学观点也是在礼这一层面提出的。比如：
分析孔子对《诗》的观点，可以发现，孔子都高度赞赏了《诗》在“礼”方面的 作用。 然而，自孔子以后，后儒们在对《诗经》的认识中，更多地从“情”的角度来解读。比如《荀子》:“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情”的角度去看《国风》中的爱情诗，自然与从“礼”的角度来评判，结论是不一样的。 战国中后期的思孟学派，性情学说变成一股潮流，逐渐成为了儒家学说的中心。正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儒家诗学的认知视野由“礼”转向“情”。 当性情学说高扬的时代，也正是“思无邪 ”观点动摇的开始。应该说，儒家性情学说对人的性情持肯定态度。但是，这种张扬与肯定更多针对亲情、友情，对男女之情持保留态度。他们将男女之情视为色，把一些正当情感视为洪水猛兽 ，因而他们把《诗经》里一些比较直露表达爱情的诗篇错 认“淫诗”，认为这种色情不能归为“思无邪 ”的范围。 《诗经》所记，是当时礼乐文明的最为真实的社会表征，包含了最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那是一个礼的社会，也有不合礼之处，所以孔子告诉学生学诗时最为重要的是“思无邪”。也就是，要以纯净纯善的心性来对待所读到的一切诗书，不管身处何境，一定要懂得“约之以礼”，这才是孔子所说“思无邪”的用意所在。  其次，后儒关于“思无邪”的观点夹杂了政治因素。《诗经》中有很多抨击社会黑暗面的作品，汉儒们不敢正视，他们总是加上很多牵强附会的“史实”，对其进行歪曲。比如他们说《关雎》是表现“后妃之德”；说《静女》是 “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比如《邶风·静女》，本来是写男女约会，《毛诗序》的解释却是“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其实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一般民众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未逾越“无邪”的栅栏。 汉代之前，儒家思想体系保持了孔子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涵，以人道意识为中心，以个体的内在自觉为方式，以社会外在规范化为目标，以达到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他们把目光投向全社会和全人生。而进入汉代，儒学却转入了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划全新时期，儒生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把儒学塑造成了一个新的学说。他们从先秦儒士的放眼于全社会，变为仅仅把目光集中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诸方面，从而把儒学局限到了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比如“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善乎诗” （《诗·大序》）。 从本质上说，汉代以后的儒学是先秦儒学的扭曲。  而《诗》 与《论语》 在汉朝被统治者尊为经书，用作统治人们的思想工具，从而大大地歪曲了它们的思想内容，首倡此风的是《毛诗序》。 《毛诗序》 解 《诗》 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讲 《诗》 的内容时，采用附会的方法歪曲诗意，是把 《诗》 当作史书看待，“以史论诗” , 机械地把每首诗都对应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把 《诗》 曲解为体现“先王之道” 的“无邪” 。 三国到唐代，是《毛诗》的天下。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解说 《诗》 的目的，多是为了宣扬他的理学，使 《诗》 更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 因而，朱熹的解读更多带有政治色彩。朱熹坚决主张《诗》三百具有“劝善惩恶”、“惩劝养心”的教化功用。他说：“若言作 《诗》者'思无邪’，则其间有邪底多。盖《诗》之功用，能使人无邪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朱熹是以“劝善惩恶”来解说“思无邪”的。“思无邪” 明明是说诗中情思的无邪，朱熹的劝惩说却解释为诗人作诗动机和读者读诗效果的无邪，来了一个偷换概念。 到了元明清时期，《诗》 学都是以朱熹说占统治地位，所以观点也没有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思无邪”，孔子和后儒们有着很大的分歧，这要从孔子的礼教思想和后世儒家思想的转变来分析，才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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