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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艺术性方面，略论李杜诗中所表现的风格面貌。历来论诗的，拈出一二字概括李杜不同风格的，要以严羽《沧浪诗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二语为近真。其实，严氏之说来源都出杜甫。杜评李诗，有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约之则为“飘逸”二字。杜自评云：“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节取二字，则为“沉郁”。兹分论之。 李白诗有清新俊逸的一面，亦有豪迈奔放的一面。二者都是从“自然”出发，用李白自己的说法，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写黄河就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风雪就说：“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登庐山就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醉襄阳就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多豪放、多自然！ 有时描写景物，移入感情，则又非常生动而形象化。写春景则曰：“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写秋景则曰：“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莺飞百草。”游谢氏山亭则曰：“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登凤凰台则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离愁就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闲适就说：“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几同口语，纯用白描，这是李白天才概括的一面。有时奇峰突起，异想天开，却又出之以散文的形式，如说;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灞陵行送别》） “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山人劝酒》）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谢朓楼饯别》） 这些正是李白运化乐府参差句法、吸收民歌语调、掌握感情韵律而出以天才创造的典范。这种风格的形成，和他的思想、性格、时代遭遇都是不可分的。 总之作为飘逸豪放这一类型的李白诗歌，那扬眉吐气的气概，深入浅出的语言，流转自然的情调，一句话，结合着现实主义的浪漫精神，正是李白长篇短制中所反映出的“盛唐气象”，为我们所永远不能遗忘的典型作品。 说到杜甫风格，“沉郁顿挫”诚然是杜老甘苦自知的说法。我想不妨把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首小序里所提到的“浩荡感激”四字拈出，作为补充，当然可以包括在“沉郁”两字内发挥。照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从这里可以看出：“沉郁”一方面根于至性真情实感，即作者须有深刻广泛的生活感受和高度的概括力，而出以一波三折百转千回的方式；同时诗中又必须有所寄托、有所契合，做到言近而旨远，思深而情苦。五古中如《咏怀》、《北征》二首最是典型，两诗都用仄韵到底，增强沉郁顿挫的情调，中间有时设疑互答，有时铺叙间关酸辛，最后运用对比法，写出了社会内在的尖锐矛盾，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咏怀》中如“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雅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热闹的字面中隐约着人间的不平，结果迸出了贫富对比的名句。《北征》中如“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想桃源内益叹身世拙”，以及以及“况我堕胡尘”以下，到“生还对童稚”一段，写途中和到家情景极富谐趣和幽默感；然而情思深处。蕴蓄着普天下善良灵魂失所的悲哀。又如《遣兴》三首之一：“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堕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寥寥数语卓錬精深。 再说，顿挫是沉郁的表现形式。最有名的无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二句，十四字中含八层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秋天，四可悲；重阳不饮酒只是登台，五可悲；亲朋寥落独自登台，六可悲；扶病登台，七可悲；百年易尽，忽已半百，来日无多，加以多病，八可悲（采罗大经说）。真是旧恨新愁云山万叠，杜甫只以十四个单字曲折地表达出来，难道说仅仅是艺术技巧问题吗？决不是的，它是实际生活的体验、感受和关心生民苦乐、俯仰家国身世、往复吟味一唱三叹的结果。再引“花近高楼伤客心”七字作证：伤心一层，伤客心二层，登楼远望而伤客心三层，惊心节序，忽觉花光近楼四层，风光如此作客他乡，伤心更甚；一句中包含五个意思，终于逼出下面“万方多难此登临”一句来，十四个字才说到“登楼”一事，这又是何等沉郁呀！ 沉郁的另一特点在有深的寄托。通过内在联系，不假外形的拟似，这就必须要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例如杜甫写马，一则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再则曰：“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题壁上韦偃画马歌》）这种死生托命万里横行的共感，不仅在咏物上达到化工之境，实为无限的家国身世之感的净化；所以能够达到“不隔”，即人即马，是一不二了。至写斩竹则曰：“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作》）此中有爱有憎，有血有泪，正是杜甫和祖国人民同命运、同分担长期苦难、百转千回凝炼净化出来的最高成就。咏物如此，怀古亦然。杜甫水平以庾信自况，一则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再则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些都是借着遥深的寄托，写出自己的孤愤。 总之，杜甫以诗为命，一再说“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为了排遣他那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为了宣泄他那生活思想上长期所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葛藤，他只能选择诗这一武器，来控诉、来批判、来进行迂回的斗争。由于他所涉及的生活面是宽广的，他所揭发的现实问题是深刻的，他所传递感染的情绪是真挚的普遍的，所以才能够形成他那独特的沉郁顿挫感激豪宕的风格，和李白的飘逸豪放清新俊朗，恰恰形成一极强烈的对照；但在艺术上说，他同李白一样达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境界，是真能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摘自苏仲翔选注《李杜诗选》之《导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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