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堂子庙：清朝皇家的祭祀场所

盛京堂子正门

堂子庙是清代百姓对堂子的俗称。堂子是满族皇族拜天祭神的专门场所，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符号。作为清代萨满教祭祀礼仪文化的一部分——堂子祭祀，贯穿了清王朝近300年历史。努尔哈赤从新宾建后金政权起兵反明，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大清，顺治进入北京成为华夏大地的统治者，堂子本身也从部落的小小祭堂“核变”成为华丽的国体大典。

盛京堂子原址，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抚近门外东南的堂子街。清代12帝中有6位皇帝在这里祭拜。《清史稿》《清实录》《满文老档》《满族源流考》《满族氏族通谱》《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清会典事例》《奉天通志》《沈阳县志》等清代官修典籍，及《啸亭杂录》《陪京杂述》《盛京百咏》《满洲见闻录》《入沈记》《沈槎日录》《沈阳日录》等中外私人的笔记，都对堂子有不同角度的记录。

堂子由神堂和神匣而来

堂子，系满文tangse的汉文音译。文献中也有写作“唐色、挡色、堂涩”等。明朝时期，东北女真各部落穆昆（族长）处设有“恩都力包”(神堂)，安放阖族谱牌及本氏族神位、神谕、神器、祖神影像等，在“神随人迁”的理念下，每到一地宿营即设神位，这是由于当时女真部落频繁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这种“恩都力包”曾演变为长方体带有抽盖的木匣(另有骨、石、柳编等不同材质)，称其为“神匣”，便于携带。

经过互相征战和兼并，女真部落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生活处于相对定居的状态，祭神的内容开始统一。于是出现了专门的祀神之所——堂涩。各部落首领有“分堂涩”，大的部落设“总堂涩”以崇奉神祇。“堂涩”的建造规模、构筑、材料也不尽一致。

据学者考证，明嘉靖十四年 (1535年)，努尔哈赤家族的堂子建在赫图阿拉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东门外东南隅，即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时的堂子是一种以草为顶、以石为基的简陋建筑。努尔哈赤移都辽阳东京城也建有堂子。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在城东南建筑堂子祭址。皇太极继位后，对堂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并明确规定：永行禁止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这意味结束了爱新觉罗家族以外的异姓官民可以拥有堂子的历史，从而确立了堂子祭为国祭的庄严地位，披上了正统皇家礼仪的华丽外套，堂子祭祀形成典制化的雏形。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在北京建筑了堂子祭址。乾隆皇帝颁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堂子祭祀堂庙化、宫廷化、典制化基本完备。

盛京堂子八角堂

六位皇帝曾前往祭祀

清代堂子与太庙享有同等地位，均备受重视，祭祀时皇帝亲临。在清12帝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弘历、颙琰、旻宁6位皇帝曾前往盛京堂子祭祀。

当后金的“大汗”努尔哈赤把堂子迁到沈阳之时，东北各地的女真部落基本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通过对其他部族堂子的摧毁，把诸神集中到自己的堂子，来达到统领各部族人民精神的目的。这时，堂子已经超出了宗祠的范畴，变成了皇帝的家庙和神庙，部族的精神家园，其活动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许多领域，祭祀堂子的礼仪形成了定式，不再像“神匣”时代的简约，逐步隆重而繁琐。主祭者多是努尔哈赤本人，有时由其子侄等直系亲王代祭。祭祖先，祭天地神灵，特别是每逢出征、凯旋、接待使者等重大军政活动之前，都要在堂子举行发愿和拜谢仪式。

皇太极对堂子尤其重视，除扩建外，还形成了祭拜的规制，《满洲老档》中对堂子祭祀之礼作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如“元旦礼仪”、“祭堂子神位仪则”、“祭堂子祝辞”、“祭天典仪”、“祭天次位图”等。翻阅《清太宗实录》可见，每年元旦，即农历的正月初一日黎明时刻，皇太极就会带领亲王、贝勒及满洲重臣到堂子焚楮行礼拜天，崇德八年（1643年）他病重时，仍命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官员往堂子行礼祭天。每遇大的战事，出发前，无论皇太极是亲自率兵出征还是为将士送行，均到堂子内行三跪九叩大礼，堂子外列八纛，鸣角吹螺掌号奏乐，祷拜上天保佑，然后才麾师起程。战事大获全胜凯旋时，亦先到堂子叩拜上天助佑。

顺治皇帝福临于崇德八年于盛京继位，第二年（顺治元年）九月于北京诏告天下君临全国，只有一年时间，虽为年幼的小皇帝，《清世祖实录》中也可见其亲诣堂子拜天的记载。《钦定皇朝通典》中亦有顺治于元年（1644年）四月进京前曾在盛京堂子奏乐行礼的记载，九月进入北京即令于北京东郊民巷修建堂子，第二年元旦遵制前往行礼拜天，同年又移建堂子于北京紫禁城东南长安左门外御河桥东。

盛京堂子的主人走了，它也沉寂了百年，处于废弃状态。康熙皇帝玄烨两次、乾隆皇帝弘历前三次来盛京谒陵祭祖，大兴土木兴建宫殿，于宫中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但文献中均未得见盛京堂子祭祀的记载。直到乾隆皇帝第三次来盛京祭祖回京后，方降旨命令重新修建盛京堂子。

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盛京内务府档》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盛京堂子主体工程修建完竣，由钦差大臣查收，并令盛京工部开始糊饰门窗、制作安装钌铞锁钥等物。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皇帝弘历第四次到盛京祭祖时，才在盛京堂子举行了祭祀活动。之后40余年中，弘历的儿子嘉庆皇帝颙琰两次、孙子道光皇帝旻宁一次来盛京祭祖时，均到盛京堂子举行了祭祀，《盛京内务府档》中不乏这期间有关堂子维修、取运祭祀所需神杆及器具、祭祀程序安排等相关事情的往来公文。

道光以后直至清朝灭亡，其间没有清代皇帝来盛京谒陵祭祖，也没有再发现过盛京堂子祭祀活动的文字记录，但盛京堂子的维护却并未完全废止。档案中有记录关于看护洒扫堂子庙及保护其周围古松的公文。

盛京堂子建筑宏丽

盛京堂子作为皇家祭祀活动的所在，其建筑高大华丽，卓而超群。汇据《盛京通志》中奉天堂子图及文献、档案、笔记的记载，我们大致描绘盛京堂子庙的原貌。坐南朝北西开门的大院子，院外四周遍植松、榆，院内铺设草坪。朝西开启大门，这在宗教建筑中除了清代的堂子是绝无仅有的。院内正中为一八角亭式殿，即正殿“迎神亭”，也叫“拜天圆殿”， 周环八柱，八面棂扉，每面宽9尺，檐高1丈。正南为神杆石座群。东南为“尚锡神亭”，并设有二层院墙，形成独特的院中院，所祭之神传说频多。正北面为“飨殿”， 汇祀诸神之所。明3暗5间的硬山廊式建筑，9檩3梁，进深2丈6尺，檐高1丈2尺。迎神亭与飨殿、尚锡神亭与飨殿均通过甬道相连。东北侧有一间楮帛室。院外西北角有看守堂子官兵值班的院落，在该院西南处有3间祭神房。在3间祭神房的东南侧，另有一间独门独院的圆殿，这里是堂子的静室。整个建筑群红墙朱门黄色琉璃瓦盖顶，在绿树掩映下金碧辉煌。

盛京堂子八角亭和享殿

“邓将军”究竟何人有多种传说

堂子祭祀过程中，除了爱新觉罗皇室直系及满洲重臣外，其他人不准入内，不愿外泄，加之年代久远，于是衍生诸多传说。甚至非满族官员中有句口头禅，叫“三不问”，其一便是“莫问堂子祭何神”。其中有关“邓将军”究竟是谁的传说最为神秘。

邓将军传说之一是明代抗倭援朝名将邓子龙。坊间最盛的传说来自于乾隆年间礼亲王昭琏所著《啸亭杂录》，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过程中，经常亲自到辽东一带侦察。一次，努尔哈赤偶遇明军被抓获，交给开赴抗倭前线的副总兵邓子龙。邓子龙因欣赏努尔哈赤过人的胆识，便放走了他。为了报恩，努尔哈赤为在朝鲜阵亡的邓子龙立了庙，并把邓子龙的神位放入堂子祭祀。官修《清史稿》将此作为史料收录，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邓将军传说之二是明代定辽前卫都指挥使邓佐。出自清康熙年间文人杨宾著《柳边纪略》，明成化三年 (1667年) 春，他随总兵施英守沈阳东南奉集堡。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2000多人来袭，邓佐率500骑出击，力战不敌后自刎。明廷立祠于辽阳。后来，女真各部落“凡有疫疠，祷之立应”。于是，“奉天多邓将军庙”。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史学家的肯定，认为邓佐是被满族人奉为免除病疫的神灵－痘神的化身。痘神与田苗神供奉一处，祈求保佑族人岁稔年丰身体康泰，似乎更能让人理解信奉。

邓将军传说之三是明代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的副将。乾隆四十八年朝鲜使团随行李田秀著《入沈记》中记载：浏览中见东门外有一朱门黄瓦宫殿，极其宏丽，询知“邓庙”，几次欲入之探究未成。后拜访当时名士张裕昆询问“邓庙”是何人庙宇，答称“此乃本朝秘讳之事，系不敢言。而与先生故略言其概，千万慎口。明朝一名将为本朝太祖皇帝所诱杀，其人为厉崇，侵困太祖，太祖不胜痛苦，设祭祈命。其人托梦来言曰，你要命，认亲我，祭我先于你祖。故京师及诸行宫皆立庙，每岁元旦皇上先谒其庙，然后方进太庙，凡所尊奉与太庙一体。”“姓邓，而名则不知，毛文龙之副将。”此时盛京堂子刚刚重新修建完成，停了100年的祭祀活动复兴。名土都不知其详，寻常百姓怎知其实。

盛京堂子，从赫图阿拉时期的“家事、族事”逐渐变为“皇事、国事”，是从氏族社会形态迅速转变成封建社会形态的标识之一，也奠定了北京堂子的祭祀雏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堂子与太庙共同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场所，是清朝祭祀文化的独有特色。

作者：张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