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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对于南北朝文学的理解，一般认为北朝文学是“衰落”的，它是通过对南朝文学的“模仿”，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吸纳了南来士人，才逐渐转向兴盛的。南方文学发展的成果对于北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一向被视为北方地区文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事实上，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历史变迁之中所形成的北朝文学发展局面，与南朝截然有别。“乡里社会”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为北方文学所带来的特质，仍然是所有造成北方文学发展形态的因素中最值得重视的，也是最需要重新审视的。 *文章节选自《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蔡丹君 著 三联书店2019-6）“绪论”。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北齐校书图（局部） [北齐]杨子华 绢本设色 波士顿美术馆藏 绪论（节选） 文 | 蔡丹君 晋末永嘉丧乱之后，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城市反复遭到破坏，虽然北方地区有过几个政治中心，但并不持久和安定。“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退还到乡里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会自发地从事一定的文化活动，如私学讲授、校订文籍等；而另一些此前一直居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十六国时期大部分政权定都的时间都不算太长，且往往动荡难安，政权更迭频繁，因此与胡主合作的乡里士人主要以乡里宗族为倚靠，在”官场”与”乡里”之间进退回旋。在与胡族政权进行政治合作所附带的一些文化活动中，他们往往深刻保留并显示出乡里社会所赋予的文化气质。文学力量在乡里社会中的休养生息、乡里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产生的文学互动，对重塑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学面貌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乡里社会这一生活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秩序，展示出了与南方文学截然不同的、具有“特质”意味的文学特点。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北朝文学以乡里社会为基础的发展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期间，北方地区政权逐渐统一，都城洛阳繁荣安定、规模可观，于是吸引了士人从乡里社会向都城集中，在此从事文化、文学活动。都城洛阳的重建和恢复为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这对于原来休养生息于乡里社会的文学力量而言，意义重大。与洛阳复都相随的是，一个冲突与融汇、学习与整合等特点并存的文学进程逐步展开。 这一“变化”在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更为明显。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都，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尤其在北齐、北周和南朝这一“三国鼎立”（543—581）时期，各政权之间政治关系不断深化，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仍和丰富。虽然北齐、北周在文化发展方面差别极大，但是它们都从南北文化交流中获取了文化发展的经验，在原来基础上创建了新的文化发展平台，例如模仿南朝建立了官方图书抄撰机制等。以城市为平台的文化发展机制不断走向成熟，加速了文学力量从乡里到城市的集中。与此同时，乡里社会之中的文化传承并没有中断，它仍然是朝廷发生政治动乱、军事政变等不安定事件之后的“还居”之地，也是向城市输送人才的根据之地。纵观整个北朝文学发展的进程，北朝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乡里社会始终是北朝文学发展的栖息地。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空间则是相对集中于城市。南方地区政治、经济环境远比北方地区稳定，因而文学发展的外在环境也甚为优容。虽然南朝政权几度更迭，但建康作为都城的地位从未改变，长江沿岸的雍州、江陵等地的城市也在梁代中后期成为新的、仅次于建康的文学发展中心。南朝士人依托于集中性较强的文学发展机制，在城市之内形成了文人集团。他们在文人圈子之内进行文学创作，生成文学思想。可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条件，对于南北文学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甚至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下面来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长安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或描述对象。描写京都的著名赋作，常常被人们争相模仿和传颂，于是这一题材经历数世而不衰。东汉之后，洛阳的繁荣使得城邑生活的场景，在民歌和文人诗中占据了重要的分量。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与洛阳城的巍峨宫观、衣冠贵人的距离感，是不可企及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游子在洛阳城中对乡里故人的思念，也是由城市到乡里的漫长距离所引出。两汉发达的乐府歌辞，其内容大多基于城邑生活环境。如《妇病行》《东门行》反映了城市贫民生活的艰难，《孤儿行》等作品则反映了城市生活伦理中的凉薄与无奈。城市生活的种种景象以及它所交织出来的繁复人物关系，曾经是东汉至西晋这段时间内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主题。在曹魏时期，邺城一度成为文人高度集中之地。曹氏麾下集结了当时北方地区最为优秀的文人，他们虽然并非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但在文化资源和思想氛围非常得宜的情况下，通过相互模仿、唱和，写出了大量文学作品。邺中诗人群能够得以产生，是因为在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圈内，人们同时是优秀的作者，也是优秀的读者，彼此共同推进了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和作品数量的增长。西晋时期，都城洛阳是颇有文化积淀的地域中心，也是很多文人的成名之地。来到此处的人们常能够借这里优越的传播环境，使自己的作品誉达四方。张华在此奖掖后进；“二陆”兄弟从吴入洛，在此追求声名；左思《三都赋》风靡一时，造成”洛阳纸贵”；居于并州的匈奴五部贵族刘渊，先后两次质于洛阳，与帝子曾相与赋诗等。这些繁荣的文学景象背后，存在一个对于文学发展产生作用的运转机制。所谓机制，就是建立在城市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它使得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文学士人产生了更为频繁的文学交流和对话。当时，无论是太学制度，还是官僚选任制度，又或者是门客招引的常规途径等，都引起乡里士人向发展稳定的城市集中，使得城市成为文学发展和传播的空间与载体。尤其是长安、洛阳和邺下等一度经济繁荣的都城，都曾当之无愧地成了那时文学发展的中心。 但是，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太安二年（303）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它标志着西晋文学史进入尾声。这一年，伴随着城市的沦陷和被摧毁，曾经聚居城市的文人纷纷死去或者逃亡。河间王司马颙（？—306）的前锋张方（？—306）率领精兵七万占领洛阳，烧死长沙王司马乂，继而纵兵大掠。除了造成洛阳“杀伤满于衢巷”的惨景之外，他还挟持晋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并”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至此，西晋政局急转直下。这一年，对于文学史而言具有转折意义。贾谧集拢的“二十四友”在“八王之乱”中最早发生流散。永康元年（300），潘岳等人已经见杀于东海王越。太安二年，陆机（261—303）、陆云（262—303）为成都王司马颖（279—306）所害，西晋文学最著名的两颗明星陨落。而诗人孙拯（？—303）受此牵连，被收狱中，之后死去。左思（约250—305）因避张方之劫，携眷远避冀州。而又有在这期间称疾而归者如张载（生卒不详），在长沙王司马乂请为记室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307）则因避乱而屏居草泽，“属咏自娱”。至如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在这一年前后选择隐逸于山中。刘琨则从此聚集流民，据于离石附近，抵抗匈奴，虽然间或有所创作，但实际上告别了过去的文坛。文人相继从西晋文坛消失的例证，皆集中地出现在这一年前后。这一年虽然只是永嘉之乱的先声，但事实上，文学史的发展在此时已经出现了短期内无法回逆的转折。 永嘉之乱中，文人的流散更为严重和普遍。永嘉元年（307），司马炽（284—313）为东海王司马越拥立为帝，是为晋孝怀帝。晋孝怀帝讨伐司马越，但继而在不断征伐“五胡”的过程中战败。永嘉五年（311）四月，元帅王衍（256—311）与前赵石勒（274—333）战于宁平城，晋军全军覆没。六月，“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遂攻入洛阳。”（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313），晋孝怀帝在被刘聪羞辱之后，遭毒酒杀害；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结局凄惨。建兴元年（313），晋孝愍帝在长安建都时，长安十分凋败：“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许多大臣及其家族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死去。例如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潘尼避乱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挚虞“转入南山中”，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而幸存下来的文人，或者从此销声匿迹，或者隐没于更为偏远无闻之处。故而，晋末之后的洛阳，号为荒土。东晋桓温曾动议迁都洛阳，孙绰上疏非之，谓：“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因此，随着西晋王朝的倾塌，曾作为西晋文学中心的洛阳，它过去汇聚起来的文学力量逐渐流散和消失了。 关于这些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这部分人口据《晋书·王导传》说达到人口总数的”十之六七”。其提到的”中州”，应该并非指全国，而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地区。仅就这一个区域而言，这一人口迁徙的比例，的确是十分可观的。而文学史更多关注南渡者，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当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然而，虽然如今已经无法考证究竟有多少人口参与了南渡，但起码可以知道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谭其骧在概括此时的侨流情况时说：“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留在北方的人们，在北方范围之内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迁徙。当时，在辽左、凉州等较为偏远的边郡，统治者为流民设置了侨郡。还有一些为胡族统治者或区域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人们聚集宗族、筑建坞壁以自全，而文人亦有委身其中者。战争带来的“流民” “难民”或者“遗民”所组成的“共同体”，完成了从城市到乡里的转移。或者，人们是从城市周边地带，迁徙到更为偏远的乡里社会中去。人们留在北方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南渡资费不菲、路途艰难，也有少数人是由于重土难迁、具有“恋坟垄”的思想等。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无法再如盛时那般凝聚文学力量。 那么，留在北方的人们究竟在何处栖身呢？经过战乱的摧毁，北方城市凋敝，绝大部分土地为少数民族所占领并建立新的政权。有学者形容说，在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将秩序井然的小农社会撞成了碎片。这个比喻恰如其分。从制度及其实践上看来，西晋时期乡里社会的体系井然有序。《晋书·职官志》在介绍地方行政编制时，透露了乡里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这个体系承袭自汉代以来郡县制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乡里社会管理结构——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可能会在人员上有所增减，吏员设置上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地方行政编制所对应的，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乡里社会结构。然而，晋末战乱极大破坏了这一稳定的地方行政编制和乡里社会体系。在十六国分裂局面最为深化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北方十六国除在个别地区有官方乡里体系的影子，绝大多数的乡里组织已为坞壁所取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们从此在一个个独立的坞堡里避乱，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拥有一定的防御性武装，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根据《晋书·地理志》可知：永兴元年（304），刘元海僭号于平阳，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永嘉之后，司州沦没于刘聪。惠帝之末，兖州、冀州阖境沦没于石勒。石勒太兴二年（319）僭号于襄国，称赵。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等地区尽入石勒。这些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割据的状态中，其社会发展极为不稳定。当时，只有坞壁能够为北方战乱地区的人们带来生存的空间。《水经注》中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堡等聚落接近4000处，小型城邑与都会达3000处。陈寅恪说：“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组织形式的不同，经济形式的不同。”因此，从晋末开始，乡里坞壁与宗族乡党就成为北方社会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北方的坞堡在后来又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村落是乡里社会人们相对稳定的栖息地。 与北方这类以村落为形式的乡里社会组织不同的是，南方的乡里社会，更多表现为地主庄园经济。大量山泽被占领并集中于南方地主手中，大量的奴婢产生等情况，这和北方的乡里社会经济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北朝乡里社会中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产生乡里士人的重要优势条件。唐长孺曾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举例十六国时期前燕人口数据的变化之后总结道”：永嘉乱后大量北人南迁，按理说黄河南北人口应该大大减少，但在十六国的前燕境内却仍然有不减于西晋太康初相当地域的户口数。太康时期户口数的寡少主要是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前燕时虽然由于坞壁的大户苞荫以及军营荫户的存在，但著籍户口却仍然远比南方多，可见作为封建私属的户口比南方少，换句话说，也就是国家控制下的自耕农要多于南方。”这些自耕农家庭，能够具备利用当地乡里私学或者其他教育形式的条件，可以培养子弟成为知识分子。而寒人的崛起，自当是建立在北方更为普遍的自耕农经济之上。北方乡里社会的分散性，其实也体现在这里。这种情况，越到北朝后期越是明显，因为太和年间孝文帝改革所推行的“三长制”对豪族强占荫蔽户口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加深了这种分散的自耕农经济的局面。不像南方，越到后来，依附于地主庄园经济的人口就越多。北方寒人之崛起往往是建立在这种具有相对自由度的经济体制基础上。而北方的宗主督护制度，是通过宗族力量来形成一个“百家为党族”的“大户”，与南方“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的“小户”截然相反。在北方”，大户”的管理者即宗族首领，并非是宗族财产的所有者，而仅仅是宗族的管理者。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北朝乡里社会中的文化教育更容易拥有有序性。 那么，那些“还居乡里”的士人，主要是些什么人？陈寅恪曾经分析了南方地区的阶级层次，说：“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鲜能看到这个阶级中的人物。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于洛阳的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大抵不以学术见长，而以武勇善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不易南来避难。”“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即留在北方的人们。他们更接近社会阶级的中下层，其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和南渡的上层士大夫阶级不同。这就意味着，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将由这些中下层阶级的士人承担，而非像过去由那些集中于洛阳的文学精英承担。这个非精英组成的作家群体，往往是原本一直居于乡里，或者是从都城“还居乡里”的。他们大体上可以化为两类人：一是乡里宗族或豪族中学养较深的士人，他们往往有机会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因此有了一些场合之作，同时也有少数个人的文学作品；二是普通村民，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口头的民歌、谣谚，也可能是湮没无闻的墓志铭或造像记。 留在北方的士人和南渡士人在文化层次、阶层结构上都深有区别，这也导致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判断。“永嘉之乱”爆发时，玄学刚刚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兴起，彼时的北方中下层阶级士人尚未来得及接触玄学，便很快陷入“永嘉之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中。当“中州士女”带着玄学南渡之后，北方则只是留下了一些玄学发展的残留痕迹。乱世背景之下，经学的“时用”价值愈加获得统治者和乡里宗族的重视。何启民根据侨姓、郡姓与民族酋长三者之间的学术、文化倾向的异同，分析了汉人与民族合作的原因：“胡酋对汉魏之际的新思潮，以及所带来新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都没有好感。他们于经学，不仅涉足，也学有所承……这对于重经学、讲传统，保守的中原旧门第来说，自然有一种特殊意义，具备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些旧家族中的人）能有机会来施展他们的抱负，重建天下，其兴奋和热衷，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的确，北方士人大多有经学教育背景，甚至往往接受乡里社会的私学教育，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经学密切相关。这使得北朝在文化发展上成为一个重乎时用的“经学社会”。与经学发展相同步的是传统方术、佛教和道教，在这一时期，这些宗教信仰在乡里社会中得到广泛发展。乡里社会中的社邑组织，广泛发起造像活动或者其他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中也存在一些颇有价值的宗教文学形式。 乡里社会是培育北方文人、文学的丰厚土壤。然而，乡里士人并非固定于其中，而是常常发生流动。流动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士人负笈游学；二是士人入仕，即通过特定的选举制度和仕宦渠道成为官僚。一些士人在中央或其他城市任职，从乡里走向了都城。不过从晋末到十六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等多种因素，都城往往难以维系较长时间，乡里士人也只能在城市中维持短暂的集中。北魏之后，随着北方地区的统一，政治制度趋于相对稳定，北方士人进入到城市的方式和途径更为多样和成熟，因此这个时期的城市开始逐渐吸纳更多的乡里士人。然而，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乡里士人，在学术背景和艺术倾向上往往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场合性作品中，他们一方面保持着突出的个性，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却也因为共同的经学教育背景，有着普遍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 从晋末到十六国时期以及北魏前期，城市不发达，故而对文学发展难以产生凝聚力。这个时期之内，乡里社会对文学发展所占据的主导影响是不难看出的。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北魏中晚期城市走向恢复和繁荣之后骤然消失，城乡二元的关系一直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张力。随着北方逐渐统一，长安、邺城和洛阳地位的逐渐稳定，这里重新成为聚纳文人的中心。承担这个重建过程的主体基本上是乡里士人，他们具备乡里社会所赋予他们的文化特点。北朝中后期之后，北方各政权军事力量强大，通过聘问或者政治逃亡的方式从南方北渡而来的士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后来的“侯景之乱”以及隋统一全国，北方政权通过俘虏人口的方式，将大量的南方士人迁往北方，从此沦为耕田养马之皂隶者有之，道死者更是无数。对于这番景象，唐长孺引了孙元晏《淮水》诗“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来感叹之。之所以南朝文化遭到破坏的速度和程度都如此激烈，正是因为南朝社会高度发达的文明是集中于城市的，易于迅速沦落。“特别是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以王谢为代表的侨姓高门，几乎倏然从江南消失。”而北渡成功的士人的确带来了南方的文学、文化，南北文学的交流逐渐变得广泛和实质化，引起了北方士人对于南方文学的接受、评论和模拟。但是，此时北方文学发展的”质”已经在其前期的文化发展体制中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的出现，南北文学交流的增强，只是在这种”质”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北朝文学的面貌。也就是说，北朝文学在艺术水平上的提高，不是在北齐时北方文人开始大规模向南方学习诗歌创作之后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重建过程。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只有北朝社会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南北双方的对话和交流才更为频繁，一个能够将南北特征“合其两长”的契机方才能够出现。北朝末年和隋初产生的文学成就，充分证明了北方以乡里社会为基础、以城市社会为交流空间的文学发展秩序所具备的优越性。北朝文学在其后期迎来”由衰转盛”的局面，其根源正在于此。 从十六国时期开始，北方历史就在其政局混乱和秩序颠倒的表面之下，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新的文化传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整合之后，北方历史的发展重新纳入到华夏历史的主流轨道上来，并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成为华夏历史的重心和动力之源。前人对此已经有过丰富的研究。钱穆曾谈到过“北朝胜于南朝”：“（北朝）到底很快便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来。而且这一个政府，又不久便创设了许多极合传统理想的新制度......将来全都为隋唐政府所效法与承袭”；“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基于宏观的把握，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曾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北而不在南”。他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一观点，是他”放眼南北、后顾前瞻”，即鸟瞰4—6世纪南北中国的全部历史运动，并觇望“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之所得。阎步克将北朝的强盛归结为体制的力量，又将体制的进步活力”最终归结于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他认为，正是循此蹊径，北朝才成为走出“门阀士族政治”、步入“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他所谓北朝体制的进步活力，主要指北朝“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包括选举、职官、考课、监察、法制、户籍、学校等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也包括均田制、三长制等重大改革的推行及完成。而这些都与北朝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文学史发展的主流，是否和制度史、政治史发展的主流一样，也是“在北而不在南”呢？对于这样的提问，是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回答的。乍看之下，肯定的回答，一定会遭到诸多反对，因为它看似完全背离了我们过去对于南北朝文学的理解。过去一般认为北朝文学是“衰落”的，它是通过对南朝文学的“模仿”，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吸纳了南来士人，才逐渐转向兴盛的。从北方相对凋零的文学作品生产来看，北朝前期的文学发展的确可以称为“衰落”，北方君臣对南方诗歌艺术争相模拟——所谓“学者如牛毛”也是事实，北方文学的进步也确实得益于北朝后期的南来士人在北方所形成的文学风气。而南方文学发展的成果对于北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一向被视为北方地区文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这种南北双方的文学作品数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一般“重南而不重北”，且一般认为是南方地区文学主导了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方向，影响了其后来居上的文学成就。而事实上，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历史变迁之中所形成的北朝文学发展局面，与南朝截然有别。北朝文学史发展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它在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能够使文学延续发展的发展机制。这个发展机制的内涵中有从魏晋文学中汲取的传统，也有从时代变革中激发出的新的质素。它逐渐形成，逐渐发展，也逐渐成熟，又逐渐衍进。“乡里社会”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为北方文学所带来的特质，仍然是所有造成北方文学发展形态的因素中最值得重视的，也是最需要重新审视的。可以说，在将近三百年的漫长历史变迁之中，北朝文学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样的折返：在城市遭到摧毁之后，文学的发展从上层社会渗透到更为广阔的乡里社会中，文学发展的使命，也随之从上层世族文人的手中转到中下层士人的肩上。乡里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的文人，文学在”乡里社会”中得到传承和创新。随后，乡里所产生的文人又向重建的城市聚拢、回归。这种在乡里社会中繁育出的巨大文化再生力量，使得北朝文学的发展秩序，可以适应战乱，适应异族统治，适应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获得存续和重生。而在南朝，南方地区城市虽然一贯稳定，但人才过于集中，一旦无法抵抗来自于北方地区的军事压力，那么以城市为基础的文学发展体制也就随之崩溃。南朝末年，士人北徙，南朝文学的发展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衰退期。这些事实导致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主流从属于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流。最终，是北朝文学发展的影响力甚于南朝，更大程度地为隋唐历史所继承。 总之，从社会发展变迁这个视角来看北朝文学的发展，将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建立在乡里社会基础之上的北朝文学发展机制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乡里士人是如何在战乱的夹缝中从事文学创作，又拥有怎样的作品类型和艺术旨趣？他们和当时胡族统治下的国家政治、宗教信仰和社群组织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关系？而这些复杂的问题一旦被提出，乡里社会就不再作为问题讨论的背景存在，而是它本身也将是被讨论的对象。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空间发展等历史条件下研究北朝文学史，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呈现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能更好地揭示南北朝文学差异产生的根源，也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从西晋末年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文学发展结构，究竟是如何在“还居乡里”之后重建了它的发展秩序，成为通向隋唐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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