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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朝宗室，入元，官刑部主事，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以书画擅名，尤精正、行小楷，书学魏晋，兼法李邕，字体圆转秀逸，人称“赵体”并被古今作为临摹的重要帖子并广泛学习使用，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书法
赵孟頫在书史上之地位在于能力破宋人取法“四家”而无不牢宠于颜书的习俗，开启一代新风。当时的卢熊就说过：“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于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后进咸宗师之。”可见他摆脱时习而别开生面的书风对当时影响深广，同时的虞集说得更为明白：“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美。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未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题吴传朋书并李唐山水跋》）虞集从宋元书法发展的风气上来说明了赵氏在改变书风，力矫时弊中的作用，其关键便在于迈越唐宋而力求追迹魏晋之遗风，他的书法理论也正是他本人创作风貌的体现和说明。 赵孟頫书法2
赵孟頫之书上法钟繇而力追二王，故其论书也推尊魏、晋。他曾追忆早年学书云：“我时学钟法”（《哀鲜于伯机》），也极重王羲之，其《论书》诗云：右军潇洒更淸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裹鲊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赵氏以为王羲之的《裹鲊》帖远胜流传于世之《子鸾字帖》，犹如苍藤之与野草，其生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此中对王羲之的崇扬溢于言表，同时可见他对书法审美的祈尚在于潇洒清真。赵氏本人欲以秀美流逸的风格去改变宋人刚健腴厚之书风，因刚健易流于劲狠，腴厚易失之肥重，故赵书不以力胜而以韵胜，其审美祈尚最与晋人相契，他标举清真俊逸，潇洒自如的风格。其《赠彭师丘》诗云：“学书工拙何足计，名世不难传后难。当有深知书法者，未容俗子议其间。”又云：“古来名刻世可数，馀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可见其论书自标高格而欲脱去俗气，力求韵味逸远，如明月清江，澄净无滓。凡此都说明了他对书法风格的祈尚，《铁网珊瑚》中载有他《论宋十一家》书一篇云： 李西台书去唐未远，犹有唐人馀风；欧阳公书居然见文章之气，蔡端明书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苏子美书如古之任侠，气直无前；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门书视伯氏不无小愧邪；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薛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黄长睿书如山泽之癯，骨体清澈；李博士书如五陵贵游，非不秀整，政自不免于俗；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可见他对宋人书的评骘也本于对气韵生动，能绝去庸俗的要求。 赵孟颗对魏晋书法，尤其是对二王的推重也基于他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他说： 言楷法则王次仲、师宜官、梁鸿、邯郸淳、毛宏，行书则刘德升、钟氏胡氏，草则崔瑗、崔实、张芝、张文舒、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张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晋而大盛，渡江后右军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称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当是时，江左号礼乐衣冠之国，而北朝尚用武，其遗风流俗，接于耳目，故江左人士以书名者传记相望。（《阁帖跋》）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赵孟頫不仅指出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集大成的地位，而且指出了南北书风无不受其沾溉，这就与上述赵孟坚区分南北的论书主张不同，孟坚意在揭示唐初书法集大成的特点，而赵孟頫旨在推尊二王之书为百代楷则。 赵孟頫于王羲之的书法中悟出既要学本古人，又要变化创新的道理，其《兰亭跋》中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对于古人的用笔之意，宜通过学习揣摹和仔细体味去求得；而书法的体势则顺乎个人的情志，力求表现自己的面目。由此，赵氏提出了“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论断，其言曰： 书法以用笔为工，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兰亭跋》） 曹植《洛神赋》
他从结体和用笔两方面来要求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天资与学养的兼备。赵氏以为写字的笔法是永久不变的，因而可以通过规模古人而得；结体字势原乎时代风尚和作者的才情资质，故因人因时而不同。王羲之的字势所以能超群佚伦，在于他“雄秀之气出于天然”，而齐、梁书家未能凌驾羲之，因为缺乏“俊气”，即其人之天赋未及羲之，同时他又以为古法不可失，因法由人力可通，故天资与人力的结合方能令书法高妙。因而赵氏论书最重笔法、字形二端，方鹏《昆山志》引其言曰：“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而已。”他对笔法的要求是精”，对字形的要求为“妙”，精可由学而养，妙则本乎人之天资，由此，他主张天资与学力的兼备。当时的虞集评赵书曰：“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也指出了赵孟頫的书法创作中体现了天资与学力兼而有之的特点，可见与其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王羲之《十七帖》和《圣教序》
赵孟頫本人擅长绘画，其画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其论画则注重形神兼备，不尽要求“古意”而且提倡“士气”，他以为画能得“士气”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精通书法，能以书法的笔致融入画中，他的《枯木竹石图》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就主张以飞白书的笔法画石，以书法的运笔法来画竹，如此，在绘画的形态之外又增加了笔墨的情韵，成为文人画的一大特征。这便是赵孟頫对书画相通的认识。 苏轼《枯木竹石图》和董其昌《容台集》
据董其昌《容台集》中说赵孟頫的此种认识得自钱选，他说：“赵文敏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异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钱选欲以隶体通画法，赵孟頫则更进而以飞白，以八法求之于绘画，遂开以书法笔法入画的法门。这种理论在画史上的影响很大，元代的柯九思就说：“写竹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稗史集传·柯九思传》）明代王世贞则说：“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来，此画与书通者也。”（《艺苑卮言》）有人将赵孟頫为开启元代画风的第一人，是不无根据的，他欲以书法之笔墨技巧通于画法这一点即颇有开创意义，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虞集曾说：“黄山谷云：文湖州写竹木用笔甚妙，而作书乃不逮。以画法作书，则孰能御之。吴兴乃以书法写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子昂墨竹跋》）可见时人对他以书入画作法的推重。 总之，赵孟頫一变宋人书风，在元初卓然为大家，其论书表现出明显的崇尚魏晋，尤标举王羲之的倾向，他对于笔法与结字关系的论述，对书画笔致相通的意见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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