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研究述评_下_谢尧亭
简介：本文档为《晋侯墓地研究述评_下_谢尧亭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举报 文物世界wwsj谢尧亭晋侯墓地研究述评（下）三、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器物及组合研究李学勤介绍了一件古越阁收藏的晋公戈认为是公元前年晋釐侯物。朱启新报道了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冒鼎。李学勤认为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赵世刚认为晋公戈的年代当定为晋献公四年较为合适。周亚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回的晋侯墓地铜器包括晋侯对青铜器六件、盗自M的鼎、簋各件、晋伯甗件并对其名称等予以讨论认为M晋侯苏鼎至少应有件铜簋上的晋侯名字以李朝远隶释为是推测晋伯甗器主与晋侯邦父、晋叔家父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孙华认为晋公戈是春秋早期之物以晋武公的可能性最大。张德光认为晋与列国青铜文化的交流始自西周晚期且数量有限交流的形式为战争、贸易和友好往来在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和错金技术等方面有所交流。陈芳妹认为晋侯ldquo对rdquo（本文作者拟隶陈氏为器铭原文）铺为西周中期偏晚器其用以盛放熬煎过的肥美的米出土于高级贵族墓葬表明稻粱的加入黍稷使得此前由盛放黍稷的簋独撑粢盛器大局之势改变了说明了西周中期以后青铜粢盛礼制的繁复化及祭仪中对高举或手执青铜粢盛器的需求。蔡鸿江研究了晋系青铜器的形制特征、纹饰特征、铭文字体特征及其编年、三晋青铜兵器铸造制度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认为晋系青铜器形制分为八类纹饰分为五类。刘克甫认为西周青铜容器之基本特色其一律为礼器非普通实用器具西周随葬的铜器除墓主自作器以外另有三种来源祖考所传递者上级所赏赐者父母所作媵器认为有不同作器者之铜器出于同一墓葬时其中辈分或等级最低下者才为该墓墓主同墓所出铜器之不同作器者或受赏者中如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则墓主应为女性即西周时代地位较低者之器不会随葬于地位较高者之墓即便是同等地位人的馈赠也不可能埋入墓葬。唐友波认为ldquo晋叔家父rdquo即殇叔是可信的并讨论了叔氏、杨姞、柏姞等人物的姓氏问题认为叔氏是以行字叔为氏休之ldquo文考叔氏rdquo与ldquo叔钊父rdquo、ldquo晋叔家父rdquo及晋穆侯均为兄弟行柏姞是嫁到晋国来的柏国姞姓女子杨姞也应相同这种称法不仅是他人称之也是自称。商彤流认为M出土的青铜双耳罐与辛店mdash刘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双耳罐相似推测晋国的所在地域为戎狄之地而后被周人所灭这件青铜双耳罐反映了先周晚期、西周早期晋国地域内的羌戎文化因素。汪涛认为西周后期的青铜艺术显示出衰落的气象同时新的苗头也开始出现两周之际的晋国青铜器不但在器形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在工艺上也有所改进可以说是代表了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青铜器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一些特殊器物的考察为研究ldquo性属rdquo问题提供了信息加深了我们对古代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认识认为晋国的青铜铸造工艺跟周王室铜器大体一致但仍有自己的特点除了模仿陶器和玉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生产似乎也受到木器工艺的影响青铜器上用人形来做装饰似乎是晋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认为妇女在西周时代的晋国地位并不低她们在社会上以及礼仪祭祀活动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苏芳淑、李零介绍了在香港见到的一件有铭青铜跪坐人像刻铭字记载晋侯与淮夷激战擒获淮夷君王颂扬周王铜人像或许就是当时淮夷君王的形象。作者认为这件晋侯铜人或者可以和年间在香港出现的晋侯苏钟作联想考虑。李学勤认为晋侯铜人腰带前方的蔽膝当即戎服的韐铜人铭文中的晋侯当为厉侯或靖侯更倾向于前者。孙永和、吉琨璋介绍了曲沃县博物馆藏的晋侯墓地盗出的青铜礼器、车马器和石磬等。李朝远认为晋侯墓地所出青铜器共余件出现了一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些前所未见的器形如鸟尊、猪尊、兔尊、立鸟人足筒形器、兽面纹铙等晋国礼器呈现出重食和重乐的特点鼎、簋、甗的组合与西周其他地区鼎、簋、鬲的核心组合不同晋侯墓地的鼎簋组合几无整齐划一的规律可循水器组合的特点是盘匜组合与盘盉组合同时共存且晋侯墓多用盘匜组合夫人墓多用盘盉组合盨昙花一现簠仅一见未见酒器觚对酒器鸟兽尊和壶情有独钟随葬青铜明器特点鲜明青铜器纹饰特点是繁缛与简朴并行立体装饰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末房由美子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整体上虽然吸收了岐周、宗周、近畿青铜容器的器形和装饰手法但与任何时期都不完全相同有着相当明确的独特性在西周末年更是形成了独特无双的固有设计也成为春秋时期装饰手法的先驱及重要的发祥地。陈芳妹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铜三足瓮与铜双耳罐只见于女性墓中并与北方民族的陶器相似有可能反映姬晋殖民政权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女性墓中铜制模仿陶器型则是通婚后的影响墓地中所出土的一些罕见青铜新器制如方座筒形器与人形足攀龙盒也只见于女性墓中。周亚认为晋侯墓地中这些数代晋侯的铜器或者兄弟铜器合葬的现象也可能是賵赙制度的表现。李晓峰对晋侯墓地发表的件有铭青铜器铭文进行了集释集释之后以按语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杨颖亮认为晋侯墓地青铜器合金类型主要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全部为铸造成形。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成熟知道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进行合金配料且配料几乎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周代的人们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而且充分认识了铅在青铜配料中的作用。晋侯墓地在随葬青铜器时不区分实用器和非实用器。乐器退火为了改善音质。铸造组织中富锡相比较容易腐蚀单一的alpha相则比较耐腐蚀。自由铜的出现和锡铅的腐蚀都有关系完全矿化的组织锈蚀呈层状分布一层孔雀石一层红铜矿。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属于普通铅。侯墓和邦墓随葬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都分布在Ａ、Ｂ、Ｃ三个区域中。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在分布区域上有共同特征基本都分为Ａ、Ｂ、Ｃ三个区域。陈剑认为M：猪尊铭文末一字当读为ldquo彝rdquo甚或就是彝器之彝的异体。角道亮介认为北赵墓地青铜鼎与天马mdash曲村遗址青铜鼎存在着同样的变化倾向这与西周王朝中心地带的青铜鼎呈现着相同的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刻意地维持着与西周的友好关系北赵墓地是晋侯及其宗室在西周时代的一定短时期内建造的墓地。李学勤将文王玉环上的文字释为ldquo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大战贾人rdquo。认为这件玉环乃是晋国初封位置的重要证据唐、贾二国皆在晋南。文王生前称西伯文王是谥称。环上文字刻于西周初年或即唐人所刻。孙华认为M为鼎簋M为鼎簋它们与该墓地其他晋侯墓一样其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因为晋为甸服偏侯这正是晋侯恪守周人礼法的反映。周人饰棺制度的形成很可能在西周中期后段即懿、孝之际以后M有缀玉覆面缀玉覆面的出现时间很可能在懿、孝之际前后并在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敛具。M出土的三角形锋中胡戈是目前所知年代明确的最早一例。孙庆伟讨论了珩与璜、衝与牙等认为两周佩玉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可视为璜、珩的发展变化。孙华认为M可能为一椁二棺M应为一椁二棺M、M组墓的棺饰为两池两墓饰棺翣数皆为四件相当于周礼大夫用翣之数M为鼎簋M为鼎簋晋国时为甸服偏侯其使用大夫的礼器规格与其饰棺制度相吻合并讨论了M、M组晋侯夫妇在用玉制度上的异同和特点。孙机认为组玉佩既有礼玉的性质又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墓葬中的组玉佩大多数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笼统地归入葬玉范畴不确身份愈高组玉佩愈复杂愈长反之亦然它与步态有关组玉佩的功能性作用是节步礼仪性意义是表示身份认为文献中的黄即璜、即衡、即珩黄为命服中的玉佩先秦时珩和璜区别并不严格西周并无磬形之珩东周以降组玉佩的形制产生较大变化。赵化成认为商代棺椁多重制度尚未出现西周至春秋早期棺椁多重等级制度尚未形成与商代相比贵族使用重棺的现象已较普遍。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棺椁多重制度已经形成战国中晚期为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僭越和破坏期。西汉时期为其损益和衰亡期。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形成要晚于用鼎制度。曹玮认为晋侯墓对墓室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地位或爵位与墓室面积的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相比之下晋侯夫人墓的墓室却不是那么严格车马在两周时期是爵位高下的象征之一殉车马是丧葬制度中表现等级的内容之一祭祀坑的多少应该是男女有别的祭祀坑上的男女差别应该来自礼制的限制夫人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们的墓里则没有殉狗的现象乐器和金属兵器、工具只出土于晋侯墓晋侯夫人墓中有出土玉戈的现象晋侯墓以鼎簋为主夫人墓以鼎簋或簋为主酒器在随葬品中有一个从实用器向明器过渡的过程以列鼎列簋为中心的器物组合在西周穆王前后出现但形成制度当是西周后期的事了这一点在晋侯墓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晋侯晋侯夫人在随葬制度上存在差别体现在鼎簋数量编钟有无甗的有无、兵器工具的有无方壶、圆壶的差异玉器数量等方面墓主生前用器ldquo拼凑rdquo成礼制规定的器用配置即随葬于墓中。印群认为西周时期出现列鼎但并不成熟春秋时期列鼎制度成熟并得以发展战国中期列鼎制的实际作用基本丧失。认为ldquo春秋礼制崩坏说rdquo值得商榷。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动物玉雕分动物造型玉器和动物纹饰玉器两类前者分四类以塑造写实动物为主神话动物为辅采用圆雕、片雕手法。后者分写实动物和神话动物两类以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罕见采用浅浮雕和少量透雕手法。总的来看写实风格为其主流。李伯谦认为M墓主是晋穆侯的正夫人M是次夫人从M玉器装入铜盒内随葬认为西周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本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世俗的对美的追求也渐渐萌生专供观赏把玩的完好玉器的出现和对它的可以收藏则可作为从西周晚期开始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出现变化这一现象的一个反映。曹楠认为晋侯墓地的葬玉有玉覆面、玉琀、玉握、踏玉西周时期的葬玉在北赵晋侯墓地得到普遍的使用以M最为典型从M的葬玉可推断虽然完善的玉衣到西汉中期才出现但是西周晚期玉衣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周存在的玉能防腐的观念和葬玉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葬玉的使用进入鼎盛时期。张尉认为晋侯墓地玉器从功能上可分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形制有几何形、象器形、象生形等玉器装饰手法多样既有写实性又有几何性阴刻、浮雕、透雕、圆雕等等手法运用自如玉料既有新疆和田玉也应有地方玉晋侯墓地玉器在形制、纹饰、琢工上较商代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孙庆伟比较系统地收集并研究了周代墓葬出土的玉器及其制度其中对晋侯墓地的玉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孟耀虎、任志录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原始瓷器全部为手制轮修容器可能采用泥条盘筑容器采用刷釉法豆类器物采用蘸釉法器形为接制青瓷来自南方以产于浙江的可能性较大。朱凤翰认为晋侯墓地M出土的件铜鼎已属ldquo列鼎rdquo。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晋侯使用鼎簋（或簋）晋侯夫人使用鼎簋（或簋）严格的列鼎列簋制度在西周早中期的晋国尚未形成不过从整体观察至西周晚期用鼎制度当已基本确定并强调了西周晚期人们的用玉观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张懋镕认为晋侯墓地出土方鼎再次证明在西周早期方鼎一般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方座簋是规格较高的青铜礼器它出现在墓葬中有助于提升食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铜盨的发明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体现也反映出姬周贵族在使用新型礼器方面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所谓天子鼎簋等记载只是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制度被多次过滤后留存下来的残骸。晋侯墓地的鼎簋数目似乎早期多而晚期少。晋侯墓器物组合是食酒水乐器夫人墓无乐器而酒器普遍存在只是夫人墓酒器种类较少晋侯墓地的器物组合关系比较稳定礼制没有多大变化。觚、斝、方彝在晋侯墓地的多次出土表明殷商礼制在西周高层贵族阶级中积淀得更多一些显示出晋国诸侯保守落后的一面。宋建认为晋侯墓地实行列鼎形式最早的是晋侯对墓（M）西周中期情况比较复杂西周晚期除个别特殊者几乎都是列鼎形式曲村北墓葬表明用鼎形式的规范完善似乎是从列簋开始的虢国比起晋国和应国来都要礼高一等。陈芳妹认为在晋侯墓地的时代同一器主的青铜器在随葬时不以一器主为限而是被用来表达了世代及夫妻间的关系网。徐伯鸿认为晋侯墓葬用五鼎四簋之制为五命级乃赐则小侯晋为五命赐则小侯晋侯礼仪以五为节其器用五鼎四簋之制。晋侯夫人的命数为三命级。西周穆王前多鼎指以用牲的多寡规格来标示墓主的地位穆王以后以用鼎的多寡来表示墓主的命级。自殷商时期至穆王时期的用鼎制度的变化过程正是一个血缘关系逐步受到阶级关系干预全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晋侯墓地的墓葬用鼎制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即使用一套方鼎和两套圆鼎的多鼎制的用鼎制度第二种类型即鼎簋相配的所谓ldquo规范rdquo的用鼎制度它反映了穆王晚期建立起来的命级制度第三种类型即以一组鼎簋标示墓主依周王礼制享有的命级而以鼎簋的总数标示僭用的爵等这种用鼎制度反映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僭制越等与尊王攘夷、保守周制这对矛盾的斗争与消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长的过程。雍颖认为晋侯墓地最早的两座晋侯夫人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明显多于其他夫人墓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列簋制直至西周晚期的M、M组墓才完全确立铜编钟和石磬只见于晋侯墓而不见于晋侯夫人墓一些小件青铜工具也见于晋侯夫人墓中因此小件工具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性别的标准玉钺只见于晋侯墓玉蚕只见于晋侯夫人墓中玉琮的使用并不只限于男性晋侯夫人墓中的殉车、祭祀坑和青铜礼器明显少于晋侯墓。玉器成为晋国贵族妇女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张奎认为按照周礼晋侯邦父应是七鼎待遇实属五鼎可能反映了当时礼制已破坏有可能表明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制度。王世民认为在西周时期金石之乐似为周王卿士和列国诸侯方能享用的高级规格由晋侯墓地的编钟探讨了西周成组编钟的发展过程指出能使用两组编钟和一二组编磬的墓葬应属于礼制上更高的规格。李朝远认为侯墓中可以作为组合的鼎数有减少的趋势夫人墓中亦然侯墓中鼎制的规范化可能初始于M、M组时鼎的组合和用鼎制度经过了西周早中期的发展和磨合到M、M组时方基本确立晋侯五鼎、夫人三鼎的鼎制晋侯墓地用鼎制度的演进可以视为周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M和M、M组发现的晋侯ldquo对rdquo鼎分别铸造于宣王十二年和十三年。周亚在收集和研究了部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列鼎数据之后认为晋侯苏鼎有可能是七件一套的列鼎。张崇宁认为肖形器的风格写实完全是出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设计不同于大多青铜器的设计是由用途和用料为出发点也许因为这种写实风格不如抽象的动物纹饰能表达统治者的威慑力、权力所以无法受其大力支持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主流。马今洪认为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鸟尊、猪尊、兔尊在形制方面既有鸟兽形尊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创新在西周晚期晚段兔尊替代了尊的功能形成新的酒器组合而猪尊、兔尊的火纹显示了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独特性晋侯墓地尊在使用年限上的大大延迟可能是晋侯墓地青铜器的一个特点。陶正刚认为晋国继承了周王朝的礼俗对鸟的崇拜在晋立国后始终不渝地把鸟视为神祖鸟人图像是晋国崇拜的神祖像也是祈求他来保护和佑助同族人、团结同族人崇拜的对象。杨晓能认为青铜礼器外底图像既是史前跨地区、跨文化的远祖动物崇拜的遗存又是一种介于铭文和装饰之间的新媒体可命名为ldquo图像铭文rdquo或ldquo动物图像铭文rdquo。三代时期众多民族、氏族、家族共同崇拜的有关动物或动物群晋国相互吸收、融合和标准化的进程已达到综合化、概念化和普及化的程度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区别各个氏族崇拜的动物的些微差异。宋玲平认为酒器多出自晋侯墓晋侯夫人墓较少早期墓酒器所占比重大晚期墓水器增多酒器、车马器、漆器的有无似乎也代表一定的等级意义只有晋侯墓才出编钟编磬始终随葬车马器一般都出玉覆面随葬原始瓷。关于鼎簋相配制度西周晚期早段以前晋侯诸墓似乎没有特别的规律从西周晚期晚段M组开始比较规范。自M开始晋侯墓均出编磬编钟与编磬伴出夫人墓不见男性墓殉车或狗女性墓不见兵器、工具一般出自晋侯墓罕见或不见于夫人墓男性墓均随葬甗女性墓罕见或不见。晋侯墓的车马器较夫人墓的多夫人墓陶器多于晋侯墓大口尊和三足瓮仅见于夫人墓。女性墓随葬玉器数量往往多于男性墓在随葬器用制度上女性墓的规格通常低于男性墓棺椁多重制度在晋国西周中期早段一度出现犹如昙花一现到西周晚期才逐渐形成基本规范的制度一椁二棺是当时封国国君享用葬具的最高规格。两套钟的研究（晋侯苏钟、楚公逆钟）。朱启新、卢连成认为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铸造的。王占奎认为M为晋献侯墓晋侯苏钟只能是宣王世苏钟的三十三年是指共和以来的宣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王恩田认为苏钟的三十三年是周宣王三十三年东征的对象是鲁国的伯御晋侯苏的卒年订在三十三年及其以后晋献侯在位二十七年以上晋穆侯在位不得超过年。马承源认为刻凿晋侯苏编钟铭文的有尖锐锋刃的利器只能是铁制的纪年考定为厉王三十三年《史记middot晋世家》所载西周晋国年次之数并不可靠以此推算的晋侯墓地的布局和昭穆系列恐怕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安排。进而认为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考证夙夷即宿夷宿的地望在山东东平县境郓城地望在今郓城之东。王占奎认为月相说其实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初吉等四个术语可能是一套不以阴阳历为其体系的记时术语它们是以十月太阳历为其历法体系的时段术语晋侯苏钟铭之三十三年是共和以来的三十三年（前年）主张宣王凡六十年（前mdash前年）厉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前mdash前年）懿王元年即公元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前年恭王在位至少年穆王年昭王在位年成康之间不少于年康王似不少于年。据统计﹪以上的铜器铭文合乎通例在当时天文知识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此种例外不足为奇。李学勤认为苏钟部分为南方地区产品钟铭历日合周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郓城在今山东郓城东十六里这一军事战场在古大野泽北梁山一带。钟铭的晋侯苏系即位后追称。王占奎认为如果不拘泥于ldquo月相说rdquo苏钟之三十三年也可以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定点月相说不能成立四分月相说也并未因苏钟的发现而前进多少。李伯谦认为苏钟为宣王三十三年。刘启益认为钟铭晋侯苏是晋穆侯弗生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铜器定点说核查的月相完全相合。王世民同意厉王说所记是目前所知西周晚期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李学勤同意千亩之战与晋无涉说认为殇叔纪年应单列共和要单独计算不能与宣王合并。陈久金认为晋侯苏钟有音节顺序为凭可暂时确信其为同一年的月日干支指出人们对西周时是否使用子正一直持有怀疑态度认为马承源所说的厉王三十三年不是苏钟记事之年宣王三十三年为前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同意钟铭干支刻写颠倒的说法。张闻玉认为司马迁《史记》纪年不误月相非定点不可钟铭应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部分前记穆王事后记晋侯苏随宣王征战钟铭前段历日有误刻。张培瑜认为第二或第三个纪日干支有误月相不定点可能四分月相说更为近真。高至喜认为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的而是来自江南。裘锡圭认为钟铭似乎不大可能原原本本地去追记二十余年前之事并按追记时器主的身份去改变他在当时的称呼。共和年数古今无异说同意初干吉日说认为王占奎说比较合理倾向宣王说并释铭文ldquo分行rdquo前一字为ldquo范rdquo字。黄锡全认为ldquo左洀rdquo后一字为ldquo顾rdquo地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旧治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淖地推定为高鱼ldquo列rdquo即犁（黎）地。冯时认为西周金文记述同月之事月相往往只记于首见之日而同月其他日期则不复记月相初吉与月相两类语辞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钟铭两二月ldquo实际并非记录同年同月之事rdquo自周王三十三年开始的省疆土活动与其后的征伐宿夷战事其实反映的只是同一事件的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献侯卒年与穆侯即位的时间被限定在宣王三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两年之间西周吉日系统是独立于记时系统之外的忌宜系统并行不悖四分月相说并非西周历法的实际内容。孙华将王三十三年定为厉王三十三年。黄彰健认为既死霸即朔指初一（既吉、初吉）哉生霸为月光初生生霸为望既生霸为既望方生霸为月光初缺死霸为晦。晋侯苏钟为周宣王时器其月相铭文错误太多钟铭三十三年可能系三十一年之误。谢尧亭认为把ldquo苏rdquo定为晋献侯以外的任何一位晋侯都是不可取的苏钟以宣王说为长并指出西周历法仍然只是在探讨阶段不应以历谱来简单地修正钟铭。黄盛璋认为夙夷国都就是熏城并非鲁之郓城宿国可上追到殷代ldquo方生霸rdquo、ldquo方死霸rdquo实为使用两个弦月相授时而为两个独立月相纪时词陈久金所提公元前年较为合理史公所推年纪已确证有误钟铭ldquo癸卯rdquo为ldquo癸巳rdquo误刻西周以胐为月首而不是朔既生霸、既死霸分别为日与日月相纪时词表时点和时段不能两兼。周书灿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主战场似亦当在西周王朝的东南一带即江汉、江淮一带编钟所记作战地点自然大有可能即在江南一带。王子初指出Ⅰ式钟的形制结构对中国青铜钟类乐器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关键特征在于其有旋而无斡说明其并未按吊挂演奏的方式设计其年代至少应在西周初期件晋侯苏编钟并非同一时期的产品它们很可能是在自西周初期至恭王世前后mdash年间逐步发展增扩形成的。这套钟可以分为音列相同的组,编钟的音准情况是比较差的。方述鑫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以宣王说为是三十三年属于宣王即位三十三年即传统算法的宣王十九年（前年）一月四分月相说可信《史记》关于晋献侯苏在位为宣王时代的记载是可靠的。李朝远认为晋侯苏钟为西周厉王时器晋侯苏钟铭文是由陨铁刻制的。常金仓认为西周史官记时有个通则就是于一月之中只用一个月相我们还不能将ldquo癸卯rdquo与ldquo壬寅rdquo倒置而简单了事并认为古代月相无四分之说。张闻玉认为王三十三年指穆王三十三年ldquo分行rdquo二字以后刻凿晋献侯随宣王征伐的战功ldquo二月既望癸卯rdquo确实是刻工的误刻晋侯苏钟与厉王无涉。仇士华、张长寿认为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赞同李学勤的晋侯苏即位后追记此前跟随厉王东征的说法。《纪要》认为周正建子与建丑游移说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月相四分说或近似的说法可以采用月相定点说难以成立对初吉是否月相分歧较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大初吉表某月上旬中任何一日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初吉和月相不是一个系统霸指月的光面张闻玉坚持月相定点说刘启益认为初吉为月出这天既生霸为月出次日既望为月圆的次日既死霸即晦黄盛璋主张月相六分说。M木炭碳测年校正为公元前plusmn年。共和元年（前年）这个支点不宜轻易变动将懿王元年ldquo天再旦rdquo为公元前年说也作为排谱时的一个支点。黄盛璋认为M的碳测年结果完全否定M为厉王三十三年（前年）但不能排除M晋侯苏可以到宣王三十三年苏钟按铜器学研究王世必为宣王绝对不是厉王钟铭ldquo癸卯rdquo应为ldquo癸巳rdquo误刻公元前年较合王三十三年苏钟历日M为晋献侯墓。李仲操认为西周月相是定点的晋侯苏钟所记东国南国实指今山东省南部济宁地区的古代小方国夙夷所居之地应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之处认为钟铭癸卯为癸巳之误三十三年为晋侯苏即位之前的厉王三十三年。成家徹郎认为李学勤说是大有可能的同意冯时的二月不同年的解说导入火历认为周厉王在位实际是年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年苏钟的ldquo王三十三年rdquo为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李仲操认为ldquo癸卯rdquo应ldquo癸巳rdquo的误刻支持月相定点说钟铭三十三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前年）认为周王和晋侯在兖地分行夙夷即夙沙之夷夙夷居地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处郓城实指东郓淖列为地名或地貌当指低湿多泥之地此地应在郓城附近淖列夷指居住在淖列之地的夙夷。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二月干支有误取ldquo癸卯rdquo改为ldquo辛卯rdquo说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由此确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年。倪德卫、夏含夷认为晋侯苏钟铭文所载ldquo三十三年rdquo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即公元前年可是历法记载合于公元前年支持四分月相说。许杰认为M早于Mldquo则似乎可从一个侧面支持宣王说rdquo。王占奎认为晋侯苏钟所记三十三年应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共和十四年不是周室没有天子此时的天子正是宣王簋铭ldquo伯和父rdquo即史载共伯和ldquo王元年rdquo只能是所谓的共和元年即宣王元年并从古音的角度论证了ldquo对rdquo与ldquo司徒rdquo的关系。彭裕商认为晋侯苏钟和同墓所出簋壶等都应为宣王时物。谭德睿认为编钟按音列成编的设计是在春秋晚期或之前一些时期在此之前为使青铜钟成编采用的是在已经铸造成的钟之中挑选成编的方法实现的晋侯苏钟即是如此。关晓武、廉海萍、白荣金、刘绪和华觉明等认为晋侯苏钟可能是使用陨铁刃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刃具和钢质刃具刻镂而成。汤锡文认为修改铭文的做法以适合自己的解释这样做好比削足适履一样不可取。晋侯苏钟的铭文是没有错误的至少当时的人是能够解释铭文的正确含义我们所不能解释的只能说我们的认识尚不够姑且以疑存疑为好。《史记》所载为实则晋侯苏是晋献侯无疑。所以宣王三十三年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晋侯苏钟所指的王即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是厉王三十三年。铭文系一次性镌刻而成镌刻时间在晋献侯即位之后晋侯苏以王臣（祖孙三人同朝为官）或晋侯长孙的身份了参加战争铭文记载的是晋献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参加了东伐战争的事迹铭文系在位后追加的周厉王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进行了东征南伐苏钟采用的是重要事件纪年法东伐战争发生在厉王三十三年从铭文月相的解释来看符合四分月相说西周早期文字记录采用了月相定点后来随着历法的深入人心铭文大多采用了省略的记叙方法演变为后来的四分说。西周当时并没有采用固定建子说实际上晋侯苏钟所记的建制为建寅因为基于观像授时月朔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李伯谦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中的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王指的是与晋献侯同时的周宣王。张培瑜认为如果在我们的纪年铜器合历研究中出现历日不合的情况首先应该检查的是自己的体系最好不要过多地考虑金文中可能是错字或错误纪时的问题尤其不要轻易改字即使明显的错误甚至于晋侯苏钟的既望、既死霸等等最好也仍其旧因为我们的认识有限也许会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认识会有所提高。李伯谦认为将苏钟铭文中的ldquo唯王三十又三年rdquo解释为晋侯苏追记所刻厉王纪年的理由并不充分它还应该是时王宣王的纪年铭文中所记王的活动还应该是时王即宣王在世时的活动。程平山认为ldquo学者争论lsquo晋侯苏rsquo钟时代及其刻写的时代依据寳字写法应是较晚刻写的出于晋文侯墓（M）应是幽王元年至平王二十四年之间刻写的rdquo。王晖认为晋侯苏钟所记郓城之战交战地点在今河南中南部的ldquo南国rdquo钧台一带ldquo东国rdquo是指东都洛阳泛指的南国为江汉及淮水流域一带从狭义看南国的中心之地应在今河南许昌、禹县一带。徐伯鸿认为晋侯苏钟所记ldquo唯王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三十又三年rdquo时在共和十二年当晋釐侯十一年即公元前年。韩炳华认为晋侯苏钟的刻凿年代以及埋葬年代均应在宣王时期而铸造年代却应该在穆王时期据此推断西周晚期的历法是比较成熟的。李朝远认为一堵为钟应该是当时礼制的一般规范M、M的两组编钟均为一肆的组合M的枚楚公逆钟或许是两堵中的一堵。黄锡全、于炳文认为楚公逆钟器主为熊鄂讨论了铭文和此套钟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鎛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铭文最长的楚国铜器和成组乐器。李学勤讨论了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的出土地和出土及进献时间并将古今发现的楚公逆钟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形制近似并对宋代钟的铭文予以释读同意楚公逆为熊咢的意见认为楚公逆编钟出在晋穆侯墓内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也同意楚公家为熊咢子熊仪的意见指出此时楚已自称大邦却仍保留着ldquo祀首rdquo令人联想到猎头的习俗并推测楚公逆钟记载的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刘彬徽认为楚公逆钟的发现提供了重新估价西周时期楚国发展水平的最新重要史料提供了了解楚国与中原文化及周围方国部族文化关系的新史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楚国青铜器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形成自身特色的认识有助于订正宋代发现的楚公逆钟的错误记载和看法。李伯谦认为楚公逆钟的出土将晋楚两个大国的关系史往前推进了二百多年。高至喜认为M号墓出土的楚公逆编钟的周文化因素少而楚文化因素多而楚公豕钟则相反订后者年代在厉王时期楚公豕即楚熊挚而不是熊仪。美国柯鹤立认为楚公逆钟落葬时间在公元前年楚公逆可能为纪念四方之战大获全胜请人铸钟庆贺认为孙诒让推断逆即熊鄂是有道理的楚公逆钟铸造于南方地区。陈剑认为楚公逆钟铭文中的ldquo求rdquo后一字为ldquo人rdquo字读为ldquo楚公逆出求人用祀四方首rdquo李学勤释该字为ldquo厥rdquo非是。董珊认为楚公逆钟铭文所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祭祀人牲而专门发动的一场掠夺人口的战争ldquo夫工rdquo即ldquo敷供rdquo为ldquo遍祭rdquo之意ldquo四方首rdquo是四方的主神是四方神和社稷之神的集体称谓蕴含了ldquo五行之官rdquo以及晚期所称五行配四方的思想观念。晋侯墓地青铜器叔夨方鼎、杨姞壶的研究关于叔夨方鼎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西周初年仍和商代一样流行年终置闰其历法水平不比商代晚期进步多少叔夨即为叔虞此鼎可称为叔虞方鼎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器。李学勤对叔夨方鼎的铭文进行了补释。饶宗颐认为李伯谦论证详密诚属创见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很难把叔仄说成唐叔虞。王占奎支持李伯谦说认为夨可释为虞叔夨即叔虞。吴振武认为将ldquo夨rdquo字等同于ldquo吴（虞）rdquo在目前仍无坚实的证据。关于叔夨鼎中的ldquo十四月rdquo饶宗颐、刘雨、王占奎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黄盛璋认为叔夨不是唐叔虞而是叔虞子燮父一名一字。早在年黄盛璋认为夨非吴、虞字形、音、义不同。张懋镕和田建文对叔夨释为唐叔虞持怀疑的态度张懋镕认为似乎叔夨的身份仅为一个朝臣反映不出一国封君的情愫。黄盛璋强调论证叔夨不是叔虞而是其子燮父未即位前的名字揭示了叔夨鼎的重要价值认为叔夨方鼎作于成王后期当时叔夨入侍成王而为厥士之一厥士是王官官职。黄锡全同意叔夨为唐叔虞的意见并对铭文和断句进行了补充论证。李学勤认为叔夨即叔虞夨应是虞的本字所以叔夨方鼎的主人应该就是唐叔虞。沈长云认为叔夨之夨应释读为夭同意作器者为唐叔虞。冯时认为叔夨之叔乃行字后世以字为氏而称晋叔叔虞之名本作夨并讨论了叔虞名与字子于的关系叔虞的身份属于王士结合同墓所出晋侯尊铭文分析认为叔夨即叔虞。刘雨认为李伯谦分析的叔夨即唐叔虞是有道理的指出铭文十四月的发现反映了西周时期人们对历法的认识水平西周历法的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薄弱环节推测叔虞方鼎铭文可能记录了成王册命叔虞的大礼。曹玮认为李伯谦释叔夨方鼎记载的三个祭名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是三种可以单独完成的祭祀形式在时间上有先后次序内容上有紧密联系铭文中的祭祀礼与殷商甲骨文的关系十分明显。唐友波认为叔夨为叔虞应该是对的并讨论了名字关系。刘钊认为李伯谦指出的铭文中的叔夨就是晋国始封之君唐叔虞的意见绝对是正确的。关于杨姞壶李学勤认为M的杨姞应是晋穆侯的一位夫人晋穆侯时杨国是姞姓与晋通婚M为晋献侯墓M为晋穆侯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认为晋侯邦父次夫人名杨姞杨国（杨姞母家）铜器亦属首次发现。王光尧认为杨乃杨国号本字杨姞壶是媵器认为是杨国国君之女嫁给晋侯邦父为妻者杨国为姞姓诸侯杨国地在今洪洞县东南十五里许灭国的下限在晋献公十七年（公元前年）。王人聪认为此壶非媵器而是已嫁妇女自作之器杨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姞非杨国之女而是嫁给杨国的姞姓之女杨国为姬姓而非姞姓认为它是杨国之器是姞姓女子嫁于杨国后在杨国所作之器它是晋人所获的战利品之一被作为M的随葬品置入墓中杨姞不是M的墓主。张崇宁认为杨国被封于幽王时晋武公和周景王封杨说均不能成立杨国被灭在晋国武、献时期号墓主为晋鄂侯。孙庆伟认为是周宣王而非幽王封尚父于杨在此之前也没有一个姞姓的杨国杨姞应是嫁到杨国的姞姓之女当来自南燕或偪国M的墓主不是杨姞。谢尧亭赞成王人聪说。李伯谦综合周代彝铭材料将妇女的称谓大体分为六类认为杨姞壶的时代要早于文献记载的姬姓杨国的始封年代坊堆mdash永凝堡遗址很可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的杨国至两周之际被灭宣王之子或后裔复封此地但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此古国即姞姓杨国文章中披露晋侯墓地除晋穆侯次夫人墓中出有杨姞壶在晋靖侯夫人墓中（今按指M）尚出有姞姓女子自作之盨。认为将杨姞壶铭的杨姞解释为姞姓杨国女子的自称似较将其视为嫁于杨国的姞姓女子的称谓更为合乎情理。张德光认为杨姞壶是宣王晚期姞姓杨国女子嫁于晋国国君穆侯为妻之后的自作用器M的墓主人就是晋穆侯弗生之妻杨国很可能在今洪洞坊堆mdash永凝堡一带杨国姓姞自西周初年至两周之际灭亡周幽王八年宣王之子尚父或后裔复封此地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但此杨姓姬而非姞可能姬杨之地望仍在坊堆mdash永凝堡一带。徐伯鸿认为杨姞是杨国姞姓之女。评：晋侯墓地用鼎是符合周礼的也符合其爵位何休的注或者并非西周古礼具体情形的真实反映。所谓的列鼎制的出现并不能说明用鼎制度的成熟只能说明用鼎制度的变革在列鼎制出现之前用鼎制度早已存在并广泛应用。若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对当时用鼎制度的认识不足而不是用鼎制度本身有问题。西周墓地的用器制度体现了当时宗法关系和君臣关系的礼俗要求正如徐伯鸿所说存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器用制度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比较深入但有些论证流于形式没有扎实的资料依据新见不新。关于古代历法从来争议很大应该承认我们对古代历法的认识非常有限如对ldquo初吉rdquo等术语的讨论即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学习、总结、继承和发展轻易否定器铭或文献记载以弥缝自己观点的作法实不足取张培瑜所言极是。四、西周公墓及其墓地制度问题刘绪和罗新总结认为就墓葬规模而言从早到晚愈来愈大墓室长宽比例由大到小墓室深度南排较北排略浅。墓道与墓室由等宽到墓室宽于墓道属夫妇异穴合葬墓此处墓地为晋侯专有即为ldquo公墓rdquo晋侯以下等级的贵族和国人当另有墓地。卢连成认为在墓区的南部和北部发现的壕沟有可能是公侯墓地的围沟这种围沟可能是陵园兆域区划的重要标志。东区代晋侯大墓的坑位可能仍然遵循着西周昭穆排列的礼制。晋侯及其夫人实行异穴合葬制度夫妻异穴合葬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一种定制。晋国与卫国、燕国虽都为外服诸侯中的重要封国但爵位等次可能稍逊于燕、卫之国晋国诸侯在墓葬规格、礼乐器数量、组合以及车马舆服设置诸方面似乎也稍逊一筹晋国的发展强大是在东周初年晋文侯之后了。秋山进午认为晋侯墓地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独立这和当时晋侯权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夫妇异穴合葬墓是晋侯墓地的特点之一在九middot十三墓组中夫人墓占优势其形成的原因有可能跟从周王室下嫁的夫人地位较高有关《周礼》所记ldquo公墓rdquo和ldquo邦墓rdquo之制只是战国时代或其以后的现象而不能上溯至西周时期。所谓的ldquo昭穆制rdquo亦同样很难理解为西周时期通行的制度。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即是迄今所知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诸侯国国君的公墓区了并依据文献和考古实例提出当时冢人选择墓地的三条原则即公墓区与邦墓区不得相混（都城）北方和东方是通行方位依山面水的高平之地是重要条件。同时提出晋国公墓制度与其他诸国的区别表明晋国在挣脱当时牢牢束缚着社会机体的血缘关系纽带方面较其他国家前进了一步。并提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在晋国公墓区内并未实行昭穆制度进而对《周礼middot春官宗伯middot冢人》所说的这种公墓墓位安排制度在西周时期是否真的存在表示怀疑。并指出夫妇并穴合葬墓的男女墓位的特点和M、M头向的特殊性。认为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不仅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并提出西周没有墓上建筑推断商代也不会有墓上建筑。谢尧亭总结认为晋侯墓地墓主埋葬时有殉葬现象埋葬后有祭祀现象祭祀坑自M组以后大量出现牺牲多为马个别为牛有用人陪葬和用人作牺牲的现象存在。赵化成认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为北赵晋侯墓地所在及其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墓地周围没有发现环壕或是其他标志墓地范围的建筑设施。国君与夫人并穴合葬是其特点。印群认为公墓的规格是相当高的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应葬有公室及其以上的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无资格葬入公墓邦墓即是万民之墓地即王室以外的国民墓地邦墓只接受那些没有显赫贵族身份的一般社会成员。认为北赵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宝鸡弓鱼国墓地是公墓而张家坡西周墓地、曲阜鲁故城西周墓乙组为邦墓。高智群认为M、M组夫妇墓位固定为男左女右应是周人ldquo尚左rdquo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已发现的商周公墓的墓位是依照一定的礼制进行安排的但尚未有确凿证据证实存在礼书所谓的ldquo昭穆rdquo格局。殉葬的犬马主要供冥居守卫攘邪和墓主巡游出行之用。小型墓坑成年男女是服侍晋君夫妇于地下的殉葬者身份有高低之分。牛羊作为祭品贡献的对象应包括墓主和地祇它和后世祭墓之礼性质有别。李伯谦强调了曲村北墓地为晋国邦墓区北赵南之墓地为公墓区指出了晋国公墓区和邦墓区的特点同时指出北赵墓地为晋国大夫墓地的认识无法成立。并认为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体现不出昭穆制度横置S形的墓序反映了何种墓位安排尚待研究。刘绪、徐天进指出晋国墓地未见实行昭穆制度夫妇异穴并列墓主要见于大中型墓在西周中小型墓中极为少见。墓向的一致和墓主规模逐渐增大的趋势显现出当时有夫妇墓室等差和相关ldquo度数rdquo的规定凡有车马坑的一定是随葬鼎或鼎的男性墓主且车马坑均位于主墓之东墓内葬车与否、多少和大小因男女而各异殉人的现象见于西周早期殉狗的现象见于西周早中期的男性墓。宋建认为晋侯的墓葬都集中埋葬在同一墓地晋侯墓地的兆域可能经过了不只一次的规划晋侯墓地不葬晋国的其他高层贵族。以车马坑陪葬是晋侯墓地的重要特征。M组明显同其他组墓葬间隔。晋侯墓并未按昭穆形式排列。周代诸侯的墓地规划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形式。谢尧亭怀疑晋侯墓地外围应有兆沟。乔斌、田双印认为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初年的晋侯墓地内并未实行昭穆之制。王恩田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内涵和排列方式与《周礼》所说的ldquo公墓rdquo不尽相符但其凸显晋侯及其夫人特殊政治地位的意图仍然非常明确应属ldquo公墓rdquo或ldquo集中公墓rdquo。父子相继的历代晋侯及其夫人同葬于公墓这种安排方式显然是刻意所为旨在强调嫡系血缘关系突出ldquo大宗rdquo的特殊地位。墓道一直是晋国国君享有的特权。评：从西周墓地看ldquo公墓rdquo和ldquo邦墓rdquo之制在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不过晋侯墓地的ldquo公墓rdquo形式在已发现的西周墓地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晋侯墓地周围的壕沟是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工作能对其性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夫妇并穴合葬的现象在西周时期只见于较高等级的贵族低级贵族和其他非贵族身份者一般不见使用这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礼制现象反映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婚制和社会组织状况。有作者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的说法多少让人难以理解。五、晋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侯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晋文化应是萌芽于西周晚期形成于春秋早期而鼎盛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间指出晋侯墓地和上郭墓地可以确指的文化因素除了宗周以外还有唐尧、夏和北方戎羌三种同时指出晋侯墓地无明显的殷商文化影响证明此地并非商人的活动区。张懋镕认为晋侯墓地全面展示了如何从殉人、殉犬到只殉犬不殉人以至连犬也不殉葬的这样一个演化发展过程。殉人现象在晋侯墓地的消失是一部分保守、落后的殷商文化必然被摒弃而自然消退的结果。晋国西周早期后不再殉人的原因与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关。雍颖认为在西周中期以前晋侯夫人的社会地位可能相对较高西周中期晋侯夫人的地位有所降低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她们的地位又有所提高进而冲破了礼制的层层束缚晋侯夫人在晋国颇受尊重。张童心认为晋国由于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大熔炉通过M中三足瓮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晋与戎狄的关系以及晋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汇融合创造出了辉煌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张光裕通过对苏公匜的释读探讨了西周晚期苏晋联姻苏国可能依附晋国的历史事实。李夏廷认为人兽复合纹广泛出现在西周时期至春秋初年的玉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宗教习俗和观念形态。评：殷、周文化存在着差异也存在联系所谓ldquo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rdquo。晋国早期早段墓葬对殷商文化葬俗的使用是出于何种原因？是ldquo因其俗rdquo还是其他一时难以说清后来为什么又摒弃之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而变为另一种葬俗？其间必然存在一次礼制的变革。男尊女卑是西周晋国社会的基调妇女地位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在同一等级内而言男尊女卑不同等级之间自然不是这样。晋侯夫人的地位仅仅低于晋侯而相当于当时其他男性高级贵族。晋侯墓地的材料十分丰富可资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墓地的严重被盗至为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大面积布方整体揭露甚是遗憾至今我们对各墓组之间内容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不过幸运的是这批资料是由李伯谦先生主持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报告此乃学术界的一大幸事！本文涉及到的研究者较多为行文方便均直呼其名省尊ldquo先生rdquo二字请见谅。李伯谦《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与晋侯墓地若干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三卷文物出版社年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mdash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年月第页。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和研究现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七期。又见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年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年春天马mdash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年第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孙华《关于晋侯对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年第期。卢连成《天马mdash曲村晋侯墓地年代及墓主考订》《汾河湾mdashmdash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年月。曲沃县博物馆《天马mdash曲村遗址青铜器介绍》《文物季刊》年第期。李伯谦《天马mdash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年月。黄锡全《关于晋侯墓地几位晋侯顺序的排列问题》《跋涉集mdashmda
阅读结束，下载到本地随时阅读 举报 文物世界wwsj谢尧亭晋侯墓地研究述评（下）三、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器物及组合研究李学勤介绍了一件古越阁收藏的晋公戈认为是公元前年晋釐侯物。朱启新报道了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冒鼎。李学勤认为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赵世刚认为晋公戈的年代当定为晋献公四年较为合适。周亚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回的晋侯墓地铜器包括晋侯对青铜器六件、盗自M的鼎、簋各件、晋伯甗件并对其名称等予以讨论认为M晋侯苏鼎至少应有件铜簋上的晋侯名字以李朝远隶释为是推测晋伯甗器主与晋侯邦父、晋叔家父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孙华认为晋公戈是春秋早期之物以晋武公的可能性最大。张德光认为晋与列国青铜文化的交流始自西周晚期且数量有限交流的形式为战争、贸易和友好往来在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和错金技术等方面有所交流。陈芳妹认为晋侯ldquo对rdquo（本文作者拟隶陈氏为器铭原文）铺为西周中期偏晚器其用以盛放熬煎过的肥美的米出土于高级贵族墓葬表明稻粱的加入黍稷使得此前由盛放黍稷的簋独撑粢盛器大局之势改变了说明了西周中期以后青铜粢盛礼制的繁复化及祭仪中对高举或手执青铜粢盛器的需求。蔡鸿江研究了晋系青铜器的形制特征、纹饰特征、铭文字体特征及其编年、三晋青铜兵器铸造制度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认为晋系青铜器形制分为八类纹饰分为五类。刘克甫认为西周青铜容器之基本特色其一律为礼器非普通实用器具西周随葬的铜器除墓主自作器以外另有三种来源祖考所传递者上级所赏赐者父母所作媵器认为有不同作器者之铜器出于同一墓葬时其中辈分或等级最低下者才为该墓墓主同墓所出铜器之不同作器者或受赏者中如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则墓主应为女性即西周时代地位较低者之器不会随葬于地位较高者之墓即便是同等地位人的馈赠也不可能埋入墓葬。唐友波认为ldquo晋叔家父rdquo即殇叔是可信的并讨论了叔氏、杨姞、柏姞等人物的姓氏问题认为叔氏是以行字叔为氏休之ldquo文考叔氏rdquo与ldquo叔钊父rdquo、ldquo晋叔家父rdquo及晋穆侯均为兄弟行柏姞是嫁到晋国来的柏国姞姓女子杨姞也应相同这种称法不仅是他人称之也是自称。商彤流认为M出土的青铜双耳罐与辛店mdash刘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双耳罐相似推测晋国的所在地域为戎狄之地而后被周人所灭这件青铜双耳罐反映了先周晚期、西周早期晋国地域内的羌戎文化因素。汪涛认为西周后期的青铜艺术显示出衰落的气象同时新的苗头也开始出现两周之际的晋国青铜器不但在器形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在工艺上也有所改进可以说是代表了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青铜器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一些特殊器物的考察为研究ldquo性属rdquo问题提供了信息加深了我们对古代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认识认为晋国的青铜铸造工艺跟周王室铜器大体一致但仍有自己的特点除了模仿陶器和玉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生产似乎也受到木器工艺的影响青铜器上用人形来做装饰似乎是晋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认为妇女在西周时代的晋国地位并不低她们在社会上以及礼仪祭祀活动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苏芳淑、李零介绍了在香港见到的一件有铭青铜跪坐人像刻铭字记载晋侯与淮夷激战擒获淮夷君王颂扬周王铜人像或许就是当时淮夷君王的形象。作者认为这件晋侯铜人或者可以和年间在香港出现的晋侯苏钟作联想考虑。李学勤认为晋侯铜人腰带前方的蔽膝当即戎服的韐铜人铭文中的晋侯当为厉侯或靖侯更倾向于前者。孙永和、吉琨璋介绍了曲沃县博物馆藏的晋侯墓地盗出的青铜礼器、车马器和石磬等。李朝远认为晋侯墓地所出青铜器共余件出现了一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些前所未见的器形如鸟尊、猪尊、兔尊、立鸟人足筒形器、兽面纹铙等晋国礼器呈现出重食和重乐的特点鼎、簋、甗的组合与西周其他地区鼎、簋、鬲的核心组合不同晋侯墓地的鼎簋组合几无整齐划一的规律可循水器组合的特点是盘匜组合与盘盉组合同时共存且晋侯墓多用盘匜组合夫人墓多用盘盉组合盨昙花一现簠仅一见未见酒器觚对酒器鸟兽尊和壶情有独钟随葬青铜明器特点鲜明青铜器纹饰特点是繁缛与简朴并行立体装饰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末房由美子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整体上虽然吸收了岐周、宗周、近畿青铜容器的器形和装饰手法但与任何时期都不完全相同有着相当明确的独特性在西周末年更是形成了独特无双的固有设计也成为春秋时期装饰手法的先驱及重要的发祥地。陈芳妹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铜三足瓮与铜双耳罐只见于女性墓中并与北方民族的陶器相似有可能反映姬晋殖民政权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女性墓中铜制模仿陶器型则是通婚后的影响墓地中所出土的一些罕见青铜新器制如方座筒形器与人形足攀龙盒也只见于女性墓中。周亚认为晋侯墓地中这些数代晋侯的铜器或者兄弟铜器合葬的现象也可能是賵赙制度的表现。李晓峰对晋侯墓地发表的件有铭青铜器铭文进行了集释集释之后以按语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杨颖亮认为晋侯墓地青铜器合金类型主要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全部为铸造成形。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成熟知道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进行合金配料且配料几乎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周代的人们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而且充分认识了铅在青铜配料中的作用。晋侯墓地在随葬青铜器时不区分实用器和非实用器。乐器退火为了改善音质。铸造组织中富锡相比较容易腐蚀单一的alpha相则比较耐腐蚀。自由铜的出现和锡铅的腐蚀都有关系完全矿化的组织锈蚀呈层状分布一层孔雀石一层红铜矿。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属于普通铅。侯墓和邦墓随葬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都分布在Ａ、Ｂ、Ｃ三个区域中。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在分布区域上有共同特征基本都分为Ａ、Ｂ、Ｃ三个区域。陈剑认为M：猪尊铭文末一字当读为ldquo彝rdquo甚或就是彝器之彝的异体。角道亮介认为北赵墓地青铜鼎与天马mdash曲村遗址青铜鼎存在着同样的变化倾向这与西周王朝中心地带的青铜鼎呈现着相同的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刻意地维持着与西周的友好关系北赵墓地是晋侯及其宗室在西周时代的一定短时期内建造的墓地。李学勤将文王玉环上的文字释为ldquo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大战贾人rdquo。认为这件玉环乃是晋国初封位置的重要证据唐、贾二国皆在晋南。文王生前称西伯文王是谥称。环上文字刻于西周初年或即唐人所刻。孙华认为M为鼎簋M为鼎簋它们与该墓地其他晋侯墓一样其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因为晋为甸服偏侯这正是晋侯恪守周人礼法的反映。周人饰棺制度的形成很可能在西周中期后段即懿、孝之际以后M有缀玉覆面缀玉覆面的出现时间很可能在懿、孝之际前后并在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敛具。M出土的三角形锋中胡戈是目前所知年代明确的最早一例。孙庆伟讨论了珩与璜、衝与牙等认为两周佩玉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可视为璜、珩的发展变化。孙华认为M可能为一椁二棺M应为一椁二棺M、M组墓的棺饰为两池两墓饰棺翣数皆为四件相当于周礼大夫用翣之数M为鼎簋M为鼎簋晋国时为甸服偏侯其使用大夫的礼器规格与其饰棺制度相吻合并讨论了M、M组晋侯夫妇在用玉制度上的异同和特点。孙机认为组玉佩既有礼玉的性质又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墓葬中的组玉佩大多数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笼统地归入葬玉范畴不确身份愈高组玉佩愈复杂愈长反之亦然它与步态有关组玉佩的功能性作用是节步礼仪性意义是表示身份认为文献中的黄即璜、即衡、即珩黄为命服中的玉佩先秦时珩和璜区别并不严格西周并无磬形之珩东周以降组玉佩的形制产生较大变化。赵化成认为商代棺椁多重制度尚未出现西周至春秋早期棺椁多重等级制度尚未形成与商代相比贵族使用重棺的现象已较普遍。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棺椁多重制度已经形成战国中晚期为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僭越和破坏期。西汉时期为其损益和衰亡期。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形成要晚于用鼎制度。曹玮认为晋侯墓对墓室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地位或爵位与墓室面积的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相比之下晋侯夫人墓的墓室却不是那么严格车马在两周时期是爵位高下的象征之一殉车马是丧葬制度中表现等级的内容之一祭祀坑的多少应该是男女有别的祭祀坑上的男女差别应该来自礼制的限制夫人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们的墓里则没有殉狗的现象乐器和金属兵器、工具只出土于晋侯墓晋侯夫人墓中有出土玉戈的现象晋侯墓以鼎簋为主夫人墓以鼎簋或簋为主酒器在随葬品中有一个从实用器向明器过渡的过程以列鼎列簋为中心的器物组合在西周穆王前后出现但形成制度当是西周后期的事了这一点在晋侯墓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晋侯晋侯夫人在随葬制度上存在差别体现在鼎簋数量编钟有无甗的有无、兵器工具的有无方壶、圆壶的差异玉器数量等方面墓主生前用器ldquo拼凑rdquo成礼制规定的器用配置即随葬于墓中。印群认为西周时期出现列鼎但并不成熟春秋时期列鼎制度成熟并得以发展战国中期列鼎制的实际作用基本丧失。认为ldquo春秋礼制崩坏说rdquo值得商榷。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动物玉雕分动物造型玉器和动物纹饰玉器两类前者分四类以塑造写实动物为主神话动物为辅采用圆雕、片雕手法。后者分写实动物和神话动物两类以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罕见采用浅浮雕和少量透雕手法。总的来看写实风格为其主流。李伯谦认为M墓主是晋穆侯的正夫人M是次夫人从M玉器装入铜盒内随葬认为西周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本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世俗的对美的追求也渐渐萌生专供观赏把玩的完好玉器的出现和对它的可以收藏则可作为从西周晚期开始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出现变化这一现象的一个反映。曹楠认为晋侯墓地的葬玉有玉覆面、玉琀、玉握、踏玉西周时期的葬玉在北赵晋侯墓地得到普遍的使用以M最为典型从M的葬玉可推断虽然完善的玉衣到西汉中期才出现但是西周晚期玉衣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周存在的玉能防腐的观念和葬玉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葬玉的使用进入鼎盛时期。张尉认为晋侯墓地玉器从功能上可分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形制有几何形、象器形、象生形等玉器装饰手法多样既有写实性又有几何性阴刻、浮雕、透雕、圆雕等等手法运用自如玉料既有新疆和田玉也应有地方玉晋侯墓地玉器在形制、纹饰、琢工上较商代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孙庆伟比较系统地收集并研究了周代墓葬出土的玉器及其制度其中对晋侯墓地的玉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孟耀虎、任志录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原始瓷器全部为手制轮修容器可能采用泥条盘筑容器采用刷釉法豆类器物采用蘸釉法器形为接制青瓷来自南方以产于浙江的可能性较大。朱凤翰认为晋侯墓地M出土的件铜鼎已属ldquo列鼎rdquo。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晋侯使用鼎簋（或簋）晋侯夫人使用鼎簋（或簋）严格的列鼎列簋制度在西周早中期的晋国尚未形成不过从整体观察至西周晚期用鼎制度当已基本确定并强调了西周晚期人们的用玉观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张懋镕认为晋侯墓地出土方鼎再次证明在西周早期方鼎一般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方座簋是规格较高的青铜礼器它出现在墓葬中有助于提升食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铜盨的发明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体现也反映出姬周贵族在使用新型礼器方面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所谓天子鼎簋等记载只是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制度被多次过滤后留存下来的残骸。晋侯墓地的鼎簋数目似乎早期多而晚期少。晋侯墓器物组合是食酒水乐器夫人墓无乐器而酒器普遍存在只是夫人墓酒器种类较少晋侯墓地的器物组合关系比较稳定礼制没有多大变化。觚、斝、方彝在晋侯墓地的多次出土表明殷商礼制在西周高层贵族阶级中积淀得更多一些显示出晋国诸侯保守落后的一面。宋建认为晋侯墓地实行列鼎形式最早的是晋侯对墓（M）西周中期情况比较复杂西周晚期除个别特殊者几乎都是列鼎形式曲村北墓葬表明用鼎形式的规范完善似乎是从列簋开始的虢国比起晋国和应国来都要礼高一等。陈芳妹认为在晋侯墓地的时代同一器主的青铜器在随葬时不以一器主为限而是被用来表达了世代及夫妻间的关系网。徐伯鸿认为晋侯墓葬用五鼎四簋之制为五命级乃赐则小侯晋为五命赐则小侯晋侯礼仪以五为节其器用五鼎四簋之制。晋侯夫人的命数为三命级。西周穆王前多鼎指以用牲的多寡规格来标示墓主的地位穆王以后以用鼎的多寡来表示墓主的命级。自殷商时期至穆王时期的用鼎制度的变化过程正是一个血缘关系逐步受到阶级关系干预全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晋侯墓地的墓葬用鼎制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即使用一套方鼎和两套圆鼎的多鼎制的用鼎制度第二种类型即鼎簋相配的所谓ldquo规范rdquo的用鼎制度它反映了穆王晚期建立起来的命级制度第三种类型即以一组鼎簋标示墓主依周王礼制享有的命级而以鼎簋的总数标示僭用的爵等这种用鼎制度反映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僭制越等与尊王攘夷、保守周制这对矛盾的斗争与消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长的过程。雍颖认为晋侯墓地最早的两座晋侯夫人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明显多于其他夫人墓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列簋制直至西周晚期的M、M组墓才完全确立铜编钟和石磬只见于晋侯墓而不见于晋侯夫人墓一些小件青铜工具也见于晋侯夫人墓中因此小件工具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性别的标准玉钺只见于晋侯墓玉蚕只见于晋侯夫人墓中玉琮的使用并不只限于男性晋侯夫人墓中的殉车、祭祀坑和青铜礼器明显少于晋侯墓。玉器成为晋国贵族妇女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张奎认为按照周礼晋侯邦父应是七鼎待遇实属五鼎可能反映了当时礼制已破坏有可能表明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制度。王世民认为在西周时期金石之乐似为周王卿士和列国诸侯方能享用的高级规格由晋侯墓地的编钟探讨了西周成组编钟的发展过程指出能使用两组编钟和一二组编磬的墓葬应属于礼制上更高的规格。李朝远认为侯墓中可以作为组合的鼎数有减少的趋势夫人墓中亦然侯墓中鼎制的规范化可能初始于M、M组时鼎的组合和用鼎制度经过了西周早中期的发展和磨合到M、M组时方基本确立晋侯五鼎、夫人三鼎的鼎制晋侯墓地用鼎制度的演进可以视为周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M和M、M组发现的晋侯ldquo对rdquo鼎分别铸造于宣王十二年和十三年。周亚在收集和研究了部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列鼎数据之后认为晋侯苏鼎有可能是七件一套的列鼎。张崇宁认为肖形器的风格写实完全是出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设计不同于大多青铜器的设计是由用途和用料为出发点也许因为这种写实风格不如抽象的动物纹饰能表达统治者的威慑力、权力所以无法受其大力支持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主流。马今洪认为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鸟尊、猪尊、兔尊在形制方面既有鸟兽形尊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创新在西周晚期晚段兔尊替代了尊的功能形成新的酒器组合而猪尊、兔尊的火纹显示了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独特性晋侯墓地尊在使用年限上的大大延迟可能是晋侯墓地青铜器的一个特点。陶正刚认为晋国继承了周王朝的礼俗对鸟的崇拜在晋立国后始终不渝地把鸟视为神祖鸟人图像是晋国崇拜的神祖像也是祈求他来保护和佑助同族人、团结同族人崇拜的对象。杨晓能认为青铜礼器外底图像既是史前跨地区、跨文化的远祖动物崇拜的遗存又是一种介于铭文和装饰之间的新媒体可命名为ldquo图像铭文rdquo或ldquo动物图像铭文rdquo。三代时期众多民族、氏族、家族共同崇拜的有关动物或动物群晋国相互吸收、融合和标准化的进程已达到综合化、概念化和普及化的程度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区别各个氏族崇拜的动物的些微差异。宋玲平认为酒器多出自晋侯墓晋侯夫人墓较少早期墓酒器所占比重大晚期墓水器增多酒器、车马器、漆器的有无似乎也代表一定的等级意义只有晋侯墓才出编钟编磬始终随葬车马器一般都出玉覆面随葬原始瓷。关于鼎簋相配制度西周晚期早段以前晋侯诸墓似乎没有特别的规律从西周晚期晚段M组开始比较规范。自M开始晋侯墓均出编磬编钟与编磬伴出夫人墓不见男性墓殉车或狗女性墓不见兵器、工具一般出自晋侯墓罕见或不见于夫人墓男性墓均随葬甗女性墓罕见或不见。晋侯墓的车马器较夫人墓的多夫人墓陶器多于晋侯墓大口尊和三足瓮仅见于夫人墓。女性墓随葬玉器数量往往多于男性墓在随葬器用制度上女性墓的规格通常低于男性墓棺椁多重制度在晋国西周中期早段一度出现犹如昙花一现到西周晚期才逐渐形成基本规范的制度一椁二棺是当时封国国君享用葬具的最高规格。两套钟的研究（晋侯苏钟、楚公逆钟）。朱启新、卢连成认为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铸造的。王占奎认为M为晋献侯墓晋侯苏钟只能是宣王世苏钟的三十三年是指共和以来的宣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王恩田认为苏钟的三十三年是周宣王三十三年东征的对象是鲁国的伯御晋侯苏的卒年订在三十三年及其以后晋献侯在位二十七年以上晋穆侯在位不得超过年。马承源认为刻凿晋侯苏编钟铭文的有尖锐锋刃的利器只能是铁制的纪年考定为厉王三十三年《史记middot晋世家》所载西周晋国年次之数并不可靠以此推算的晋侯墓地的布局和昭穆系列恐怕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安排。进而认为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考证夙夷即宿夷宿的地望在山东东平县境郓城地望在今郓城之东。王占奎认为月相说其实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初吉等四个术语可能是一套不以阴阳历为其体系的记时术语它们是以十月太阳历为其历法体系的时段术语晋侯苏钟铭之三十三年是共和以来的三十三年（前年）主张宣王凡六十年（前mdash前年）厉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前mdash前年）懿王元年即公元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前年恭王在位至少年穆王年昭王在位年成康之间不少于年康王似不少于年。据统计﹪以上的铜器铭文合乎通例在当时天文知识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此种例外不足为奇。李学勤认为苏钟部分为南方地区产品钟铭历日合周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郓城在今山东郓城东十六里这一军事战场在古大野泽北梁山一带。钟铭的晋侯苏系即位后追称。王占奎认为如果不拘泥于ldquo月相说rdquo苏钟之三十三年也可以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定点月相说不能成立四分月相说也并未因苏钟的发现而前进多少。李伯谦认为苏钟为宣王三十三年。刘启益认为钟铭晋侯苏是晋穆侯弗生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铜器定点说核查的月相完全相合。王世民同意厉王说所记是目前所知西周晚期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李学勤同意千亩之战与晋无涉说认为殇叔纪年应单列共和要单独计算不能与宣王合并。陈久金认为晋侯苏钟有音节顺序为凭可暂时确信其为同一年的月日干支指出人们对西周时是否使用子正一直持有怀疑态度认为马承源所说的厉王三十三年不是苏钟记事之年宣王三十三年为前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同意钟铭干支刻写颠倒的说法。张闻玉认为司马迁《史记》纪年不误月相非定点不可钟铭应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部分前记穆王事后记晋侯苏随宣王征战钟铭前段历日有误刻。张培瑜认为第二或第三个纪日干支有误月相不定点可能四分月相说更为近真。高至喜认为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的而是来自江南。裘锡圭认为钟铭似乎不大可能原原本本地去追记二十余年前之事并按追记时器主的身份去改变他在当时的称呼。共和年数古今无异说同意初干吉日说认为王占奎说比较合理倾向宣王说并释铭文ldquo分行rdquo前一字为ldquo范rdquo字。黄锡全认为ldquo左洀rdquo后一字为ldquo顾rdquo地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旧治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淖地推定为高鱼ldquo列rdquo即犁（黎）地。冯时认为西周金文记述同月之事月相往往只记于首见之日而同月其他日期则不复记月相初吉与月相两类语辞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钟铭两二月ldquo实际并非记录同年同月之事rdquo自周王三十三年开始的省疆土活动与其后的征伐宿夷战事其实反映的只是同一事件的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献侯卒年与穆侯即位的时间被限定在宣王三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两年之间西周吉日系统是独立于记时系统之外的忌宜系统并行不悖四分月相说并非西周历法的实际内容。孙华将王三十三年定为厉王三十三年。黄彰健认为既死霸即朔指初一（既吉、初吉）哉生霸为月光初生生霸为望既生霸为既望方生霸为月光初缺死霸为晦。晋侯苏钟为周宣王时器其月相铭文错误太多钟铭三十三年可能系三十一年之误。谢尧亭认为把ldquo苏rdquo定为晋献侯以外的任何一位晋侯都是不可取的苏钟以宣王说为长并指出西周历法仍然只是在探讨阶段不应以历谱来简单地修正钟铭。黄盛璋认为夙夷国都就是熏城并非鲁之郓城宿国可上追到殷代ldquo方生霸rdquo、ldquo方死霸rdquo实为使用两个弦月相授时而为两个独立月相纪时词陈久金所提公元前年较为合理史公所推年纪已确证有误钟铭ldquo癸卯rdquo为ldquo癸巳rdquo误刻西周以胐为月首而不是朔既生霸、既死霸分别为日与日月相纪时词表时点和时段不能两兼。周书灿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主战场似亦当在西周王朝的东南一带即江汉、江淮一带编钟所记作战地点自然大有可能即在江南一带。王子初指出Ⅰ式钟的形制结构对中国青铜钟类乐器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关键特征在于其有旋而无斡说明其并未按吊挂演奏的方式设计其年代至少应在西周初期件晋侯苏编钟并非同一时期的产品它们很可能是在自西周初期至恭王世前后mdash年间逐步发展增扩形成的。这套钟可以分为音列相同的组,编钟的音准情况是比较差的。方述鑫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以宣王说为是三十三年属于宣王即位三十三年即传统算法的宣王十九年（前年）一月四分月相说可信《史记》关于晋献侯苏在位为宣王时代的记载是可靠的。李朝远认为晋侯苏钟为西周厉王时器晋侯苏钟铭文是由陨铁刻制的。常金仓认为西周史官记时有个通则就是于一月之中只用一个月相我们还不能将ldquo癸卯rdquo与ldquo壬寅rdquo倒置而简单了事并认为古代月相无四分之说。张闻玉认为王三十三年指穆王三十三年ldquo分行rdquo二字以后刻凿晋献侯随宣王征伐的战功ldquo二月既望癸卯rdquo确实是刻工的误刻晋侯苏钟与厉王无涉。仇士华、张长寿认为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赞同李学勤的晋侯苏即位后追记此前跟随厉王东征的说法。《纪要》认为周正建子与建丑游移说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月相四分说或近似的说法可以采用月相定点说难以成立对初吉是否月相分歧较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大初吉表某月上旬中任何一日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初吉和月相不是一个系统霸指月的光面张闻玉坚持月相定点说刘启益认为初吉为月出这天既生霸为月出次日既望为月圆的次日既死霸即晦黄盛璋主张月相六分说。M木炭碳测年校正为公元前plusmn年。共和元年（前年）这个支点不宜轻易变动将懿王元年ldquo天再旦rdquo为公元前年说也作为排谱时的一个支点。黄盛璋认为M的碳测年结果完全否定M为厉王三十三年（前年）但不能排除M晋侯苏可以到宣王三十三年苏钟按铜器学研究王世必为宣王绝对不是厉王钟铭ldquo癸卯rdquo应为ldquo癸巳rdquo误刻公元前年较合王三十三年苏钟历日M为晋献侯墓。李仲操认为西周月相是定点的晋侯苏钟所记东国南国实指今山东省南部济宁地区的古代小方国夙夷所居之地应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之处认为钟铭癸卯为癸巳之误三十三年为晋侯苏即位之前的厉王三十三年。成家徹郎认为李学勤说是大有可能的同意冯时的二月不同年的解说导入火历认为周厉王在位实际是年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年苏钟的ldquo王三十三年rdquo为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李仲操认为ldquo癸卯rdquo应ldquo癸巳rdquo的误刻支持月相定点说钟铭三十三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前年）认为周王和晋侯在兖地分行夙夷即夙沙之夷夙夷居地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处郓城实指东郓淖列为地名或地貌当指低湿多泥之地此地应在郓城附近淖列夷指居住在淖列之地的夙夷。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二月干支有误取ldquo癸卯rdquo改为ldquo辛卯rdquo说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由此确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年。倪德卫、夏含夷认为晋侯苏钟铭文所载ldquo三十三年rdquo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即公元前年可是历法记载合于公元前年支持四分月相说。许杰认为M早于Mldquo则似乎可从一个侧面支持宣王说rdquo。王占奎认为晋侯苏钟所记三十三年应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共和十四年不是周室没有天子此时的天子正是宣王簋铭ldquo伯和父rdquo即史载共伯和ldquo王元年rdquo只能是所谓的共和元年即宣王元年并从古音的角度论证了ldquo对rdquo与ldquo司徒rdquo的关系。彭裕商认为晋侯苏钟和同墓所出簋壶等都应为宣王时物。谭德睿认为编钟按音列成编的设计是在春秋晚期或之前一些时期在此之前为使青铜钟成编采用的是在已经铸造成的钟之中挑选成编的方法实现的晋侯苏钟即是如此。关晓武、廉海萍、白荣金、刘绪和华觉明等认为晋侯苏钟可能是使用陨铁刃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刃具和钢质刃具刻镂而成。汤锡文认为修改铭文的做法以适合自己的解释这样做好比削足适履一样不可取。晋侯苏钟的铭文是没有错误的至少当时的人是能够解释铭文的正确含义我们所不能解释的只能说我们的认识尚不够姑且以疑存疑为好。《史记》所载为实则晋侯苏是晋献侯无疑。所以宣王三十三年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晋侯苏钟所指的王即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是厉王三十三年。铭文系一次性镌刻而成镌刻时间在晋献侯即位之后晋侯苏以王臣（祖孙三人同朝为官）或晋侯长孙的身份了参加战争铭文记载的是晋献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参加了东伐战争的事迹铭文系在位后追加的周厉王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进行了东征南伐苏钟采用的是重要事件纪年法东伐战争发生在厉王三十三年从铭文月相的解释来看符合四分月相说西周早期文字记录采用了月相定点后来随着历法的深入人心铭文大多采用了省略的记叙方法演变为后来的四分说。西周当时并没有采用固定建子说实际上晋侯苏钟所记的建制为建寅因为基于观像授时月朔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李伯谦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中的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王指的是与晋献侯同时的周宣王。张培瑜认为如果在我们的纪年铜器合历研究中出现历日不合的情况首先应该检查的是自己的体系最好不要过多地考虑金文中可能是错字或错误纪时的问题尤其不要轻易改字即使明显的错误甚至于晋侯苏钟的既望、既死霸等等最好也仍其旧因为我们的认识有限也许会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认识会有所提高。李伯谦认为将苏钟铭文中的ldquo唯王三十又三年rdquo解释为晋侯苏追记所刻厉王纪年的理由并不充分它还应该是时王宣王的纪年铭文中所记王的活动还应该是时王即宣王在世时的活动。程平山认为ldquo学者争论lsquo晋侯苏rsquo钟时代及其刻写的时代依据寳字写法应是较晚刻写的出于晋文侯墓（M）应是幽王元年至平王二十四年之间刻写的rdquo。王晖认为晋侯苏钟所记郓城之战交战地点在今河南中南部的ldquo南国rdquo钧台一带ldquo东国rdquo是指东都洛阳泛指的南国为江汉及淮水流域一带从狭义看南国的中心之地应在今河南许昌、禹县一带。徐伯鸿认为晋侯苏钟所记ldquo唯王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三十又三年rdquo时在共和十二年当晋釐侯十一年即公元前年。韩炳华认为晋侯苏钟的刻凿年代以及埋葬年代均应在宣王时期而铸造年代却应该在穆王时期据此推断西周晚期的历法是比较成熟的。李朝远认为一堵为钟应该是当时礼制的一般规范M、M的两组编钟均为一肆的组合M的枚楚公逆钟或许是两堵中的一堵。黄锡全、于炳文认为楚公逆钟器主为熊鄂讨论了铭文和此套钟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鎛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铭文最长的楚国铜器和成组乐器。李学勤讨论了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的出土地和出土及进献时间并将古今发现的楚公逆钟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形制近似并对宋代钟的铭文予以释读同意楚公逆为熊咢的意见认为楚公逆编钟出在晋穆侯墓内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也同意楚公家为熊咢子熊仪的意见指出此时楚已自称大邦却仍保留着ldquo祀首rdquo令人联想到猎头的习俗并推测楚公逆钟记载的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刘彬徽认为楚公逆钟的发现提供了重新估价西周时期楚国发展水平的最新重要史料提供了了解楚国与中原文化及周围方国部族文化关系的新史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楚国青铜器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形成自身特色的认识有助于订正宋代发现的楚公逆钟的错误记载和看法。李伯谦认为楚公逆钟的出土将晋楚两个大国的关系史往前推进了二百多年。高至喜认为M号墓出土的楚公逆编钟的周文化因素少而楚文化因素多而楚公豕钟则相反订后者年代在厉王时期楚公豕即楚熊挚而不是熊仪。美国柯鹤立认为楚公逆钟落葬时间在公元前年楚公逆可能为纪念四方之战大获全胜请人铸钟庆贺认为孙诒让推断逆即熊鄂是有道理的楚公逆钟铸造于南方地区。陈剑认为楚公逆钟铭文中的ldquo求rdquo后一字为ldquo人rdquo字读为ldquo楚公逆出求人用祀四方首rdquo李学勤释该字为ldquo厥rdquo非是。董珊认为楚公逆钟铭文所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祭祀人牲而专门发动的一场掠夺人口的战争ldquo夫工rdquo即ldquo敷供rdquo为ldquo遍祭rdquo之意ldquo四方首rdquo是四方的主神是四方神和社稷之神的集体称谓蕴含了ldquo五行之官rdquo以及晚期所称五行配四方的思想观念。晋侯墓地青铜器叔夨方鼎、杨姞壶的研究关于叔夨方鼎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西周初年仍和商代一样流行年终置闰其历法水平不比商代晚期进步多少叔夨即为叔虞此鼎可称为叔虞方鼎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器。李学勤对叔夨方鼎的铭文进行了补释。饶宗颐认为李伯谦论证详密诚属创见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很难把叔仄说成唐叔虞。王占奎支持李伯谦说认为夨可释为虞叔夨即叔虞。吴振武认为将ldquo夨rdquo字等同于ldquo吴（虞）rdquo在目前仍无坚实的证据。关于叔夨鼎中的ldquo十四月rdquo饶宗颐、刘雨、王占奎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黄盛璋认为叔夨不是唐叔虞而是叔虞子燮父一名一字。早在年黄盛璋认为夨非吴、虞字形、音、义不同。张懋镕和田建文对叔夨释为唐叔虞持怀疑的态度张懋镕认为似乎叔夨的身份仅为一个朝臣反映不出一国封君的情愫。黄盛璋强调论证叔夨不是叔虞而是其子燮父未即位前的名字揭示了叔夨鼎的重要价值认为叔夨方鼎作于成王后期当时叔夨入侍成王而为厥士之一厥士是王官官职。黄锡全同意叔夨为唐叔虞的意见并对铭文和断句进行了补充论证。李学勤认为叔夨即叔虞夨应是虞的本字所以叔夨方鼎的主人应该就是唐叔虞。沈长云认为叔夨之夨应释读为夭同意作器者为唐叔虞。冯时认为叔夨之叔乃行字后世以字为氏而称晋叔叔虞之名本作夨并讨论了叔虞名与字子于的关系叔虞的身份属于王士结合同墓所出晋侯尊铭文分析认为叔夨即叔虞。刘雨认为李伯谦分析的叔夨即唐叔虞是有道理的指出铭文十四月的发现反映了西周时期人们对历法的认识水平西周历法的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薄弱环节推测叔虞方鼎铭文可能记录了成王册命叔虞的大礼。曹玮认为李伯谦释叔夨方鼎记载的三个祭名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是三种可以单独完成的祭祀形式在时间上有先后次序内容上有紧密联系铭文中的祭祀礼与殷商甲骨文的关系十分明显。唐友波认为叔夨为叔虞应该是对的并讨论了名字关系。刘钊认为李伯谦指出的铭文中的叔夨就是晋国始封之君唐叔虞的意见绝对是正确的。关于杨姞壶李学勤认为M的杨姞应是晋穆侯的一位夫人晋穆侯时杨国是姞姓与晋通婚M为晋献侯墓M为晋穆侯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认为晋侯邦父次夫人名杨姞杨国（杨姞母家）铜器亦属首次发现。王光尧认为杨乃杨国号本字杨姞壶是媵器认为是杨国国君之女嫁给晋侯邦父为妻者杨国为姞姓诸侯杨国地在今洪洞县东南十五里许灭国的下限在晋献公十七年（公元前年）。王人聪认为此壶非媵器而是已嫁妇女自作之器杨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姞非杨国之女而是嫁给杨国的姞姓之女杨国为姬姓而非姞姓认为它是杨国之器是姞姓女子嫁于杨国后在杨国所作之器它是晋人所获的战利品之一被作为M的随葬品置入墓中杨姞不是M的墓主。张崇宁认为杨国被封于幽王时晋武公和周景王封杨说均不能成立杨国被灭在晋国武、献时期号墓主为晋鄂侯。孙庆伟认为是周宣王而非幽王封尚父于杨在此之前也没有一个姞姓的杨国杨姞应是嫁到杨国的姞姓之女当来自南燕或偪国M的墓主不是杨姞。谢尧亭赞成王人聪说。李伯谦综合周代彝铭材料将妇女的称谓大体分为六类认为杨姞壶的时代要早于文献记载的姬姓杨国的始封年代坊堆mdash永凝堡遗址很可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的杨国至两周之际被灭宣王之子或后裔复封此地但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此古国即姞姓杨国文章中披露晋侯墓地除晋穆侯次夫人墓中出有杨姞壶在晋靖侯夫人墓中（今按指M）尚出有姞姓女子自作之盨。认为将杨姞壶铭的杨姞解释为姞姓杨国女子的自称似较将其视为嫁于杨国的姞姓女子的称谓更为合乎情理。张德光认为杨姞壶是宣王晚期姞姓杨国女子嫁于晋国国君穆侯为妻之后的自作用器M的墓主人就是晋穆侯弗生之妻杨国很可能在今洪洞坊堆mdash永凝堡一带杨国姓姞自西周初年至两周之际灭亡周幽王八年宣王之子尚父或后裔复封此地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但此杨姓姬而非姞可能姬杨之地望仍在坊堆mdash永凝堡一带。徐伯鸿认为杨姞是杨国姞姓之女。评：晋侯墓地用鼎是符合周礼的也符合其爵位何休的注或者并非西周古礼具体情形的真实反映。所谓的列鼎制的出现并不能说明用鼎制度的成熟只能说明用鼎制度的变革在列鼎制出现之前用鼎制度早已存在并广泛应用。若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对当时用鼎制度的认识不足而不是用鼎制度本身有问题。西周墓地的用器制度体现了当时宗法关系和君臣关系的礼俗要求正如徐伯鸿所说存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器用制度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比较深入但有些论证流于形式没有扎实的资料依据新见不新。关于古代历法从来争议很大应该承认我们对古代历法的认识非常有限如对ldquo初吉rdquo等术语的讨论即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学习、总结、继承和发展轻易否定器铭或文献记载以弥缝自己观点的作法实不足取张培瑜所言极是。四、西周公墓及其墓地制度问题刘绪和罗新总结认为就墓葬规模而言从早到晚愈来愈大墓室长宽比例由大到小墓室深度南排较北排略浅。墓道与墓室由等宽到墓室宽于墓道属夫妇异穴合葬墓此处墓地为晋侯专有即为ldquo公墓rdquo晋侯以下等级的贵族和国人当另有墓地。卢连成认为在墓区的南部和北部发现的壕沟有可能是公侯墓地的围沟这种围沟可能是陵园兆域区划的重要标志。东区代晋侯大墓的坑位可能仍然遵循着西周昭穆排列的礼制。晋侯及其夫人实行异穴合葬制度夫妻异穴合葬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一种定制。晋国与卫国、燕国虽都为外服诸侯中的重要封国但爵位等次可能稍逊于燕、卫之国晋国诸侯在墓葬规格、礼乐器数量、组合以及车马舆服设置诸方面似乎也稍逊一筹晋国的发展强大是在东周初年晋文侯之后了。秋山进午认为晋侯墓地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独立这和当时晋侯权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夫妇异穴合葬墓是晋侯墓地的特点之一在九middot十三墓组中夫人墓占优势其形成的原因有可能跟从周王室下嫁的夫人地位较高有关《周礼》所记ldquo公墓rdquo和ldquo邦墓rdquo之制只是战国时代或其以后的现象而不能上溯至西周时期。所谓的ldquo昭穆制rdquo亦同样很难理解为西周时期通行的制度。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即是迄今所知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诸侯国国君的公墓区了并依据文献和考古实例提出当时冢人选择墓地的三条原则即公墓区与邦墓区不得相混（都城）北方和东方是通行方位依山面水的高平之地是重要条件。同时提出晋国公墓制度与其他诸国的区别表明晋国在挣脱当时牢牢束缚着社会机体的血缘关系纽带方面较其他国家前进了一步。并提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在晋国公墓区内并未实行昭穆制度进而对《周礼middot春官宗伯middot冢人》所说的这种公墓墓位安排制度在西周时期是否真的存在表示怀疑。并指出夫妇并穴合葬墓的男女墓位的特点和M、M头向的特殊性。认为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不仅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并提出西周没有墓上建筑推断商代也不会有墓上建筑。谢尧亭总结认为晋侯墓地墓主埋葬时有殉葬现象埋葬后有祭祀现象祭祀坑自M组以后大量出现牺牲多为马个别为牛有用人陪葬和用人作牺牲的现象存在。赵化成认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为北赵晋侯墓地所在及其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墓地周围没有发现环壕或是其他标志墓地范围的建筑设施。国君与夫人并穴合葬是其特点。印群认为公墓的规格是相当高的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应葬有公室及其以上的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无资格葬入公墓邦墓即是万民之墓地即王室以外的国民墓地邦墓只接受那些没有显赫贵族身份的一般社会成员。认为北赵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宝鸡弓鱼国墓地是公墓而张家坡西周墓地、曲阜鲁故城西周墓乙组为邦墓。高智群认为M、M组夫妇墓位固定为男左女右应是周人ldquo尚左rdquo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已发现的商周公墓的墓位是依照一定的礼制进行安排的但尚未有确凿证据证实存在礼书所谓的ldquo昭穆rdquo格局。殉葬的犬马主要供冥居守卫攘邪和墓主巡游出行之用。小型墓坑成年男女是服侍晋君夫妇于地下的殉葬者身份有高低之分。牛羊作为祭品贡献的对象应包括墓主和地祇它和后世祭墓之礼性质有别。李伯谦强调了曲村北墓地为晋国邦墓区北赵南之墓地为公墓区指出了晋国公墓区和邦墓区的特点同时指出北赵墓地为晋国大夫墓地的认识无法成立。并认为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体现不出昭穆制度横置S形的墓序反映了何种墓位安排尚待研究。刘绪、徐天进指出晋国墓地未见实行昭穆制度夫妇异穴并列墓主要见于大中型墓在西周中小型墓中极为少见。墓向的一致和墓主规模逐渐增大的趋势显现出当时有夫妇墓室等差和相关ldquo度数rdquo的规定凡有车马坑的一定是随葬鼎或鼎的男性墓主且车马坑均位于主墓之东墓内葬车与否、多少和大小因男女而各异殉人的现象见于西周早期殉狗的现象见于西周早中期的男性墓。宋建认为晋侯的墓葬都集中埋葬在同一墓地晋侯墓地的兆域可能经过了不只一次的规划晋侯墓地不葬晋国的其他高层贵族。以车马坑陪葬是晋侯墓地的重要特征。M组明显同其他组墓葬间隔。晋侯墓并未按昭穆形式排列。周代诸侯的墓地规划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形式。谢尧亭怀疑晋侯墓地外围应有兆沟。乔斌、田双印认为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初年的晋侯墓地内并未实行昭穆之制。王恩田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内涵和排列方式与《周礼》所说的ldquo公墓rdquo不尽相符但其凸显晋侯及其夫人特殊政治地位的意图仍然非常明确应属ldquo公墓rdquo或ldquo集中公墓rdquo。父子相继的历代晋侯及其夫人同葬于公墓这种安排方式显然是刻意所为旨在强调嫡系血缘关系突出ldquo大宗rdquo的特殊地位。墓道一直是晋国国君享有的特权。评：从西周墓地看ldquo公墓rdquo和ldquo邦墓rdquo之制在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不过晋侯墓地的ldquo公墓rdquo形式在已发现的西周墓地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晋侯墓地周围的壕沟是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工作能对其性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夫妇并穴合葬的现象在西周时期只见于较高等级的贵族低级贵族和其他非贵族身份者一般不见使用这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礼制现象反映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婚制和社会组织状况。有作者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的说法多少让人难以理解。五、晋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侯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晋文化应是萌芽于西周晚期形成于春秋早期而鼎盛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间指出晋侯墓地和上郭墓地可以确指的文化因素除了宗周以外还有唐尧、夏和北方戎羌三种同时指出晋侯墓地无明显的殷商文化影响证明此地并非商人的活动区。张懋镕认为晋侯墓地全面展示了如何从殉人、殉犬到只殉犬不殉人以至连犬也不殉葬的这样一个演化发展过程。殉人现象在晋侯墓地的消失是一部分保守、落后的殷商文化必然被摒弃而自然消退的结果。晋国西周早期后不再殉人的原因与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关。雍颖认为在西周中期以前晋侯夫人的社会地位可能相对较高西周中期晋侯夫人的地位有所降低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她们的地位又有所提高进而冲破了礼制的层层束缚晋侯夫人在晋国颇受尊重。张童心认为晋国由于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大熔炉通过M中三足瓮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晋与戎狄的关系以及晋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汇融合创造出了辉煌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张光裕通过对苏公匜的释读探讨了西周晚期苏晋联姻苏国可能依附晋国的历史事实。李夏廷认为人兽复合纹广泛出现在西周时期至春秋初年的玉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宗教习俗和观念形态。评：殷、周文化存在着差异也存在联系所谓ldquo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rdquo。晋国早期早段墓葬对殷商文化葬俗的使用是出于何种原因？是ldquo因其俗rdquo还是其他一时难以说清后来为什么又摒弃之调查与发掘文物世界wwsj而变为另一种葬俗？其间必然存在一次礼制的变革。男尊女卑是西周晋国社会的基调妇女地位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在同一等级内而言男尊女卑不同等级之间自然不是这样。晋侯夫人的地位仅仅低于晋侯而相当于当时其他男性高级贵族。晋侯墓地的材料十分丰富可资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墓地的严重被盗至为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大面积布方整体揭露甚是遗憾至今我们对各墓组之间内容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不过幸运的是这批资料是由李伯谦先生主持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报告此乃学术界的一大幸事！本文涉及到的研究者较多为行文方便均直呼其名省尊ldquo先生rdquo二字请见谅。李伯谦《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与晋侯墓地若干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三卷文物出版社年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mdash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年月第页。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和研究现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七期。又见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年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年春天马mdash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年第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mdash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年第期。孙华《关于晋侯对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年第期。卢连成《天马mdash曲村晋侯墓地年代及墓主考订》《汾河湾mdashmdash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年月。曲沃县博物馆《天马mdash曲村遗址青铜器介绍》《文物季刊》年第期。李伯谦《天马mdash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年月。黄锡全《关于晋侯墓地几位晋侯顺序的排列问题》《跋涉集mdash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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