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子名墨翟，宋国贵族墨夷的后裔，生前曾任宋国大夫，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之间。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华夏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圣者和科学巨匠。 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极大，当时就有世间显学、非儒即墨的说法。不幸的是，本可以创造新世界的墨家学说，却过早遭遇到一个超前成熟的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专制，仅仅出世百年，为天下人点燃了精神之光的墨家学说，便迅速从国人视野里消失了。《史记》对墨子的记载区区24字，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今天的人只能根据墨者遗笔残存的53篇《墨子》，以墨解墨的理解墨家学说，唯有如此，才可能准确解读墨家学说的精神密码，真正认识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巨大价值，还原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 * * 解读《墨子》的关键，首先是理解墨子思想的创始精神信仰。要做到这一点，对没有信仰的国人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胡适、冯友兰，在各自的哲学史论著中都只字未提墨家的信仰，却又给墨家扣上一顶“宗教”的帽子，可见中国读书人的圣人情节有多严重。 《天志》篇中有一段反复出现数次的话，“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 《法仪》篇又说“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牛羊，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 墨子正是从普天之下人人迷信上帝、祭祀上帝鬼神、祈求上天赐福的共同性，发现了人类的终极精神信仰——普施、普适、普世的爱和利。 墨子认为，上帝即上天的意志不仅是可知的，而且就存在于天下人的心中，是天下人共同的精神信仰，墨子称之为“天志”。在墨子这里，省却了《圣经》诲人不倦的启示，天下人对不可知的上帝的迷信，直截了当地变成了对可知的上帝的信仰，“天志”即上帝之志，上天之志，天下人之志，墨子之志，墨者之志。 所以我说，墨子是从千万年的迷信中猛然觉醒的伟大先知，墨子为上帝和上天给出了一个全世界最简洁的定义——“爱”和“利”，自然而然，“爱利天下”也就成为了墨家学说的创始精神信仰。 墨子惯用“兼相爱，交相利”的表述方式，是刻意与儒家的爱利观念作切割，因为儒学观念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占据着先入为主的正统地位。墨子的“爱”和“利”已经不是儒家学说里的感性心术观念，而是一个具有无限与永恒价值意义的精神概念，是一个唯有上帝或上天才能代表的信仰概念。 信仰无处不在，是信仰本身具有的文化哲学意义。信仰之“爱”是人类伦理道德和理性思想的精神起点，信仰之“利”是世间一切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因，“爱”和“利”就是构成人类全部知识系统的最基本的上帝粒子。换成墨子本人的说法：“天志”之“爱”和“利”是一切言说和行为的“规矩”和“明法”。 汉语里有很多与“爱”和“利”相关链的词汇，比如“爱护”：因爱而护；“爱怜”：因爱而怜；“利于”：因利而于事；“利用”：因利而用；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词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爱利”的虔诚信仰。 数千年华夏文明史，墨子思想的创始精神——“爱利天下”，是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信仰。这一看上去极其简洁的对“上天”和“上帝”的定义，包涵了墨家学说对人类精神的全新认知和理解，由此也奠定了墨子以及墨家学说在世界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虽号称有“诸子百家”，其实就两家，“非儒即墨”！缺少了墨家，二千余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呈现给世界的就是一部按《周易》64卦循环轮回的巫术史，一部国民精神被蒙蔽、麻木的脑残史。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墨子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一座灯塔，在墨子面前，孔丘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垃圾和罪人。孔丘迷信的是“阴阳不测谓之神”，墨子信仰的是“爱和利”；孔丘是商周巫术文化的继承者、维护者，墨子则是巫术文化的批判者、超越者；孔丘是在保守旧的巫史智慧（心术）传统，墨子则是在创造新的人文精神世界。孔丘“教化”出来的“君子”，是在阴阳不测的儒术文化社会里能够保持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的人；墨子“所染”之“贤良之士众”，则是心怀“天志”，永无止境地追求爱利天下的人。儒墨两家根本不是处于同一精神层次，实质上没有可比性。 放眼当今世界，那些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国家，无一不是行走在墨子当年指引的信仰和理性的道路上。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重新认识和理解墨子信仰和理性思想的价值，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但要在儒墨之间再做一次选择，许多人却仍然会感到迷茫而艰难。事实上，潮流所向，所有人都已别无选择，倘若国人还想拥有未来，就必须走到墨家精神和理性思想的轨道上来。 墨子思想的创始精神——“爱利天下”，才是中国人至高无上、永恒不朽的生命精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