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志”是墨子给人的精神信仰定下的称谓。“天”即“上帝”，指至高无上的、终极的、永恒的（精）神；“志”指意志；“天志”即代表至高无上的、终极的、永恒的精神意志。 墨子认为，自古至今，从三代圣王到天下百姓，无不祭祀上帝、祈福于天，说明上帝所拥有的爱和利必是能够普施、普适、普世的爱和利，而天下人所祈之福也必是普施、普适、普世的爱和利，否则，上天不可能普施天下，天下人也不可能共同祈天赐福 。由此足以证明，普世之爱和利，就是上天的意志，天下人共同的精神信仰。 “爱和利”是墨子对人类终极精神的认知，尽管他的发现和证明过程十分简洁，但却是任何学说都无力反驳，不可证伪，不容置疑的信仰真理。在《兼爱》篇中，墨子进一步阐述，人的所有恶念和罪行都源于不相爱相利，天下乱之自起，起不相爱；争之自起，起不相利。若要天下太平，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就不可不劝人相爱相利。所以，墨家所推崇的仁义之人，是那些有大爱的人，爱利天下的人，爱他人若爱己身，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而墨家学说培养出来的墨者更是一群仰望星空，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知识分子精英。 在同一文化体内，“信仰”本是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终极（精）神概念，但在今天的话语世界里，却被滥用得不知所云，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圣众的“信仰”。如果什么东西都能成为信仰，实际上就没有了信仰。这就像中国人信神拜神一样，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不必信。 “信仰”包含了人对自我终极精神的明确认知和信任，如果人的自我精神意识尚处于不可知状态，就不能称之为信仰，而只能称其为迷信。殷商时期，上帝鬼神属于不可知之神；西周即儒家文化的天（命）也属于不可知之神，与上帝和上天相对应的是人的精神，上帝、上天不可知，意味着人的精神不可知，因此，殷商文化和西周及儒家文化，实质上都属于（精）神迷信文化。 不可知而信，就是迷信；知而信，才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精）神始于墨家学说，爱和利是墨家对上帝、上天和人类精神的真知真信。 从不可知的“天（命）”到可知的“天志”，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精神觉醒，人对自我精神的明确认知和信仰，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人类因此而获得了认识世界真相，发现自然真理的理性思维“神”力。 当人拥有了对（精）神的信仰，也就意味着信仰了（精）神的可知性，信仰了（精）神具有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力量。人的精神意念才会转化成有明晰定义的精神信念和思维概念，才会产生可信的知识。信仰是人类知识的源头，是人类先知发现的第一个真知识。爱与利作为墨家学说的创始精神信仰，改写了千万年以来中国人迷信不可知（精）神的历史，开启了一个信仰人的精神、认识人的精神，以人的精神为理念的人文思想时代。爱和利就如墨者的一双眼睛，是墨者度天下之方圆的“规矩”和思想言说的“明法”。 儒家迷信“天命”，认为人的精神是不可知的，即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把人的精神解释为某种神秘精气（阴阳之气）运行的现象，因此，儒家学说里找不到一个可定义的概念，只有“阴阳不测”的感性观念。《论语》中记载了6次弟子向孔子问仁，结果得到孔子6次不一样的回答。2000年之后，当代儒学大师们讲仁义，仍然是千人千仁、万人万义，人人都象“圣”。 与基督教教义完全不同，墨子的“天志”是理性思维下的定义，而且墨家学说遵循自己的逻辑方法；而基督教的“上帝”始终是一个人格化神，《圣经》的启示性语言也定格在感性思维阶段。“上帝”意为全知、全能、全智、全视、全权、全爱、全造的永远至高并永生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有。 如果站在墨子思想的角度，基督教附会在上帝身上的所有全知、全能都可以从爱和利推导出来。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有”，则属于信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哲学属性，不言而喻。 把墨家当宗教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中国人总是喜欢把“是什么？”的问题变成“像什么？” 来注解，从胡适把墨家视为宗教起，墨家就再也没有摆脱“宗教”这一标签。实际上，墨家的53篇遗作基本上都是在说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墨家制定了宗教意义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有过祭祀上帝或上天的宗教仪式和礼仪。何况墨家学说绝非宗教教义，它甚至还教人“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之类极具现实性的实用主义原则，怎么可能跟宗教扯得上关系。 “天志”作为墨家思想的创始精神，其主要价值是体现在文化哲学意义上，爱和利是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两颗最基本粒子，由此终结了（精）神不可认知的迷信历史。 精神信仰是精神定义的起点，定义是逻辑思维的前提，逻辑是思想理论学说形成的必备条件。没有对人类精神可知性的认知和信仰，就不会有定义产生；没有明确的精神定义，就不会有逻辑学的出现，更不会有对逻辑的信任；没有逻辑的思维也就不会有思想理论的形成。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讲逻辑是因为缺乏逻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懂逻辑和逻辑学的人不在少数，但即便是逻辑学家也不会讲逻辑、信逻辑，为什么？就因为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就没有了信仰（精）神，没有了可以相信的定义，如此这般，怎能容得下逻辑的存在。 古希腊哲学本身就是从宗教神学分离而来，有其深厚的神话信仰背景，从苏格拉底的启示到柏拉图定义的理念，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信仰——“极因之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至少是经历了师徒三代人的接力思考。中国古代没有宗教文化传统，墨子是从巫术文化环境里觉醒的思想家，墨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批判与反击巫术迷信文化，尽管如此，墨家仅存的53篇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一样，基本上囊括了信仰——极因之爱和利、三表法之定义、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之下，墨子从“利”（价值）精神的视角认识世界，比亚氏的“善”可谓更胜一筹。 完全可以骄傲的说，墨家学说是华夏民族自生自发的理性思想学说，中国人率先打开了科学理性思想的大门。 《墨子》是一部闪烁着信仰光辉的思想巨作，其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巨大财富，需要中国人自己不断发掘、重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更关系到中国人的未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