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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接着聊《水浒》。 教员生前爱看《水浒》，年轻的时候从里面看出了“造反”，年纪大了从里面看出了“投降”。 我是个看闲书的，达不到这种“六经注我”的境地，只能注注 “六经”。今天咱们就借着水泊梁山从整体上聊一聊暴乱的社会基础。题目比较大，为了方便叙述，我们从阶级基础，经济基础，伦理观念三个方面顺次展开。喜欢的可以全看，部分喜欢的可以挑着看。 1 先来聊一聊阶级基础。 1965年，教员跟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提及《水浒》说：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教员说话从来都有自己的所指，单从这句话看却未必正确。中国老百姓其实不好造反。 中国历史上勇于造反，热衷争夺政权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类是豪族，如司马懿父子、杨坚、李世民者均是；一类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者是也。豪族有所凭借，靠近权力，便于窃取；流氓勇于冒险，无所顾忌，每有所得。 豪族的凭借是什么呢？在古代，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士农工商，四业之中，农业税收最重，四民之中，农民最苦。加上我们国家的继承制度以所有儿子均分田地为主；即便是颇有田产的家庭，一分再分之后，也几无所有。不到几代人，即使是殷实人家，田地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再加上租税以田赋为主，大部分农民便出现了“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复被水旱之灾……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的境况；农民穷苦，豪族则趁机兼并。 所谓豪族，多出身于官僚世家，孟子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中的巨室是也。他们依靠政治上的权利，武断于乡曲。从商鞅变法以至于近代，皇家对于这些人大多数时候是一边使用，一边羁縻的状态。汉武帝刺史六条问事中有两条是压制豪族的；然而即便如此，到了宣帝时仍然出现了“宁负二千石，不负豪大家”的境况。 国家不向豪族课税，他们本应承担的赋税被分配给普通百姓负担，“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豪族们自己不事生产，将土地租借给他人，按时收租，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有野心者则率部曲，做争夺帝位的豪举。 至于流氓，则是贫穷普遍化以后的产物。普通百姓遇上主圣臣良、国泰民安的时代；赶上轻徭薄赋，修养生息的政策；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也就能混个温饱；一旦赶上皇帝好大喜功，连年征伐或者贪财好货，赏用无度；再加水旱之灾，赋税之重，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老百姓很容易就不堪重负，以至于“弃田流徙为闲民”。 底层经济越凋敝，闲民越增加，贫穷越普遍。民不聊生，社会大乱便不远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曾国藩和赵烈文论及“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市肆里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时，赵烈文做出“抽心一烂，土崩瓦解之局”的判断，曾国藩则表示“日夜望死”的忧虑的原因所在。 遍翻历史书，因贫困作乱的，多是由流氓发动。他们早早离开了土地，又没有立身的事做，既无身家性命，生活也不安定；生的快乐没有尝过，死的苦痛也无法令他们恐怖。他们最肯冒险，九死一生之中潜藏着置身云霄之上的可能，他们自己虽然没有豪族的势力，但成群结队之后，大可以横行江湖。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社会上隐然成了一支独立的势力。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豪族虽然离皇权比较近，但要取得政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么皇室丢弃人心，失去了大部分豪族的支持，武王伐纣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要么政策失当，民不聊生，流氓们又不成器，到处掳掠，等他们动摇了皇室的根基，豪族们再出来收拾河山，李唐取隋便是此一例。流氓则更难有大的作为，一来治国理政不是造反杀人，那是一门技术活，既需要统治者自己左右平衡，量入为出，也需要技术人员的支持；这都是切切实实的绣花功夫，并非提刀拼命的草莽们所能胜任。所以，历史上流氓推翻政权的很多，建立政权的屈指可数。 梁山泊的骨干构成力量，要么为专爱结交“天下好汉”的县城富户，要么为想取一套富贵的云游道人，要么为不甘屈居人下的不第秀才；要么漂泊江湖，要么出身私商；他们大多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江中“揩油”。他们又生逢盛世，《水浒》多处描述到物阜民丰，天下太平，百姓乐业的场景；缺乏一个坚定的阶级支持的流氓集团，最后“投降”只怕也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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