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关系中的信息单向性 ——1821年陈官俊被劾降职案

君臣关系中的信息单向性

——1821年陈官俊被劾降职案

文 | 无益君

陈官俊（1781-1849），山东潍县人，清朝嘉、道年间著名官员，金石家陈介祺之父。金榜题名后，陈官俊以学问贯通供职于翰林院、右春坊、上书房等清要部门，成为御前近臣，深得嘉庆、道光两任帝王的眷顾，道光帝赞其“心地坦白，诚朴可嘉”。可惜正是这种性格，使陈官俊屡屡违背君臣之间信息的单向度原则，令他惹火上身仕途颠踬。

学政被劾

嘉庆二十四年（1819）九月，长期供职内廷的陈官俊外放为山西学政。“学政”全称“提督学政”，为清代省级文教主管官员，“掌全省学校政令和岁、科两试。按期巡历所属各府、厅、州，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凡有兴革，会总督、巡抚行之。”多由朝廷在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部属等官中简派，严格来说，属中央派出官员而非地方官。在明眼人看来，官俊之得外放，是翰苑词臣行将被重用的前奏。果然，任学政将近两年后，他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离晋回京。

孰料离晋不久，官俊的老上司山西巡抚成格（1769-1838年）对他发动弹劾，指控他于嘉庆二十四年在太原县殴打办差家人，又于次年买某通判婢女作妾，并称其“干预地方公事，擅作威福。虽未能实指其苞苴之据，而已大开奔竞之风。”道光帝授意军机大臣传讯陈官俊，官俊承认殴差、买妾二事属实，其他事项坚予否认。

道光帝下旨将陈官俊降为中允、赞善，又指派陕甘总督长龄赴山西查办该案，命陈官俊往山西当面对质。长龄回奏皇帝称，成格所参各款多系得自传闻，不能指实。最后，双方被各打五十大板，成格不胜巡抚之任，以六部主事降补，陈官俊再降为编修，并退出上书房。

成格为何弹劾即将被重用的陈官俊？又为何选择他离晋赴京这个时机呢？理清这条线索，才能弄明白整个案件的脉络。

劾案原委

原来，嘉庆二十五年下半年，陈官俊接到刚刚即位的道光帝的密旨，要他“留心察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随时密奏。”感激于新皇帝的信任，陈官俊决心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官俊以御前清贵而典外任，在同僚眼中不免傲气凌人。《清史稿·陈官俊传》载：“官俊恃曾直内廷，为宣宗所眷，意气甚张。”加之他自觉有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在手，对山西的官员展开各种明察暗访，行动间不免着了痕迹，整个山西官场顿时搅动不安起来。

巡抚成格忌惮陈官俊的密奏特权，生恐自己的把柄落在陈官俊手中，一旦直达天听，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搜集陈官俊的黑材料，攒成弹章，要化被动为主动。他又有意选择在陈官俊调离山西后才启动弹劾程序，指望着朝廷不会派员察实，可以蒙混过关。

成格弹劾陈官俊，固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陈官俊也受创不轻。总结起来，陈官俊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是殴差。按照清朝的制度，“学政按临各处，州县丁役如有过犯，原应发交地方官惩处。”官俊自恃背景深厚，作风强硬，可在皇帝眼中，却犯了轻躁的毛病。

二是买妾。中国帝制时代的权力运作以分割和牵制为基本原则，官员之间公务之外的来往和联系虽为势所难免，却又属于官场的禁忌。官俊作为学政，代表着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却与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利益纠葛，此种“不检束”在官俊实在是咎无可辞。

三是不知慎密。案件调查显示，陈官俊“干预公事、擅作威福”一节并不成立，可是行事不够慎密的问题却暴露无遗。对此，道光帝严厉地谴责道：

“讵意陈官俊卞急粗率，将晋省官员大加访问，以致声势侈张，物议滋起，殊与朕委任之意大相径庭。言不密则失身，致干罪戾”，

“陈官俊躁妄粗鄙，不知慎密，实属负恩。”

可见，轻躁和不检束显然不是问题的重点，压垮陈官俊的根本在于其“失密”，本应自下而上的呈报，却作了过多的自上而下的释放，违背了信息的单向度原则。

朝廷之体，贵在慎密

孔光（前65-5年

西汉

李沆（947-1004年）

北宋

宋濂(1310-1381年)

明代

性格决定命运。道光十九年，已为工部尚书的陈官俊再次因口无遮拦而被褫职。东陵郎中庆玉因贪污而遭籍没，得人预告，将财产大半转移。后来查明，籍没的消息是陈官俊闲谈间无意泄漏的。官俊之胸无城府使得他和历史上那些谨言慎行的名臣终究差出一个段位。

西汉的孔光为人周密谨慎，任职中枢机构尚书台十余年，未尝有过，“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即便是休假与家人宴饮之际，仍然无一句提及朝政之事。有家人出于好奇问孔光：“长乐宫温室中所种何树？”孔光顾左右而言他。史家评道：“若孔光者，可谓至慎矣，故能终身无过，享其荣禄。”

北宋时，有“圣相”之誉的李沆“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在家中接待宾客时，常沉默寡言，时称之为“无口匏”。

明朝初年的儒臣宋濂也是践行慎密之道的典范。《玉堂丛语》卷五载：“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应制之作，亦削其稿。署‘温室’二字于居室之壁，有问及内事者，指以示之。”可见他以孔光为榜样，严守慎密之体。

《周易》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密被视为君子的一项品格，而且多关乎政治运作。武则天撰《臣轨》一书，是封建帝王对臣子的告诫，也是历代为臣之道的总结。其中“慎密”章有点睛之语曰：

“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

慎密不仅仅是保守政务机密那么简单，亦是帝制时代推尊皇权的自然逻辑，所以才有“朝廷之体，贵在慎密”之说。析言之，臣子是君主的工具，臣子行事不密，容易陷君主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危害到君主的安全。是以，为臣当守恭敬静密之旨，具体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大慎者闭心，次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

从制度层面来理解，“臣不密则失身”意味着对不密之臣的否定性法律评价。秦始皇因“中人泄吾语”而大肆诛戮，进入汉代后，“漏泄省中语”成为常见的给大小臣工定罪的由头。魏晋以降，对人臣不密的制裁愈来愈制度化。《唐律·职制》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大清律例·兵律·军政》：“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于人者，斩（监候）；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陈官俊的遭际令人同情，然而置于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其实并不冤枉。

陈官俊遭劾降职案是中国古代官员因行事不密而获咎的典型例子。皇权对臣子慎密的看重，折射出君为臣纲体制中信息单向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