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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珂《清稗类钞》有“廉俭”一类，收录轶事约一百八十条，读来感觉大清君臣在进行一场清廉与节俭比赛，越到后期，竞争越是激烈、残酷。光绪初年，大清出现了两名以节俭著称的官员，其一绰号“天下俭”，名李用清：“其自江西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及抚云南，则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居其旁之小室。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其仆怜之，为市棺，稍昂，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又为市小棺，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 徐珂的记载，不知源自何处，其中有两处硬伤：据《清史稿》，李用清原籍不是江西，而是山西，从山西到北京，不用三千余里，不过徒步千里，也属壮举；他从未担任云南巡抚，只署（代理）过贵州巡抚，这已经是其仕途之巅。还有一处不合常理的地方：贵为巡抚，一方诸侯，妻子生产，却不雇接生婆，这实在说不过去。由此能不能推论徐珂在胡说八道呢？再看一则故事。 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云：“……有谓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说云，用清在陕藩任，阖家蔬食，其母亦不获一尝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购熟肉少许以进，为用清所见，怒而掷诸地。母遂携媳至长安县署。语知县以用清不孝状，嘱代雇车辆，俾返原籍。用清闻之，亟恳臬道首府转圜，各遣妻至县劝说，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抚叶伯英素不慊于用清，由是益恶之，故藉年终密考劾去之云。” 这一对比，可知前一个故事，不论真实与否，已经无关紧要。李用清的俭朴、刻薄，以至不近人情，在后一个故事当中，表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从他不给母亲肉吃，再看他对待死去的妻儿，合棺而薄葬，已经相当厚道。 与李用清齐名的李嘉乐，绰号“一国俭”。倘若遵照顾炎武的说法，天下大于国家，“天下俭”则当大于“一国俭”。按《清稗类钞》所述： “其（李嘉乐）为江西布政使也，常薙发，每次与二十文，已而询其仆曰：‘薙发匠得资，亦得意否？’仆曰：‘外间薙发皆四十钱，今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李怒曰：‘吾家中薙发才须十二文，今多与之，已大过，汝乃更益之乎！此后不须彼矣。’盖李之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 老实说，这个剃头的故事，并无出奇之处。徐一士补充的故事，同样寻常：“又闻嘉乐官山东某府（应指青州府）知府时，亦禁眷属食肉，令打扫夫于署中后园种蔓菁，即以此一味为常蔬。灯油自掌，每晚各室亲舀一小勺畀之，不许添，二鼓不息灯者，必严加诃詈。尝责其妻浪费，呼役欲笞之，传为笑谈。”从《笑林广记》里面，随便拉两个吝啬鬼的笑话，都比李嘉乐对得起“一国俭”的声名。 与李用清相比，李嘉乐的节俭，虽然超出常规，尚未耸人听闻；与此相应，他的为人，远比李用清富有人情味。据徐一士所述，李嘉乐在江苏做官的时候，县绅某公将入京，朋友圈商量帮忙凑点活动经费，李嘉乐却说：“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终止。后来某公到天津，拿出一张面值千金的银票，欲汇兑而不得，托人打听，原来是一家不知名的小银号，人家好奇，询问出处，竟是李嘉乐所赠。由此可见李嘉乐何其精通人情世故，而且出手相当豪爽，看来，他只是对自家节俭，对朋友却大方。当时传言，称李嘉乐的人品不如李用清，我的观感完全相反。 “二李以俭刻闻，俭而不中礼，刻而拂人情”，这句评语，只适用于一李：李用清。李嘉乐俭而不刻；李用清则俭而刻，他的刻，不仅施与家人，还施与百姓。这正是康熙最担心的情形：清官多刻。 康熙上谕云：“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试看康熙怎么考核官员：第一标尺是爱民，第二标尺是干练，第三标尺才是清廉。倘若官员“虽贪不苛”，他也能接受，苛（刻）者扰民、害民，有违他最看重的爱民之义。如果只给他两个选项，在“清官多刻”与“虽贪不苛”之间，想必他会选择后者。 为什么说“清官多刻”呢？清官往往道德感极强，道德本来只适合律己，他们却推己及人，用于教化、约束他者，不仅自己清廉，还要家人清廉，还要下属清廉，还要百姓清廉，不仅自己节俭，还要家人节俭，还要下属节俭，还要百姓节俭。譬如李用清和李嘉乐，自己不吃肉，还不许家人吃肉，哪怕是病中的老母亲。再如二李的后台阎敬铭，自己喜欢穿粗布衣服，下属身着绫罗绸缎，便不高兴；平时喜用粗茶淡饭，请客也是如此，客人无以下箸，他还强迫人家吃下半碗白米饭，以致客人出门之后感慨道：“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他的节俭极端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下属叫谢启华，他则质问人家：“取名何必用华字？”……针对这一点，清朝最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早有提醒，为官之道，第一不可“傲人以清”，以清廉为炫耀的幌子与批判的棒子；第二“清不可刻”，“盖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说白了，你可以苛待自己，不可苛待百姓。 道德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清官大都无比自负——如果清官而好理学，如李用清，自负则加一等——自觉清正廉明，问心无愧，行事每每毫无顾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刘鹗《老残游记》所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由此再说李用清。翁同龢对李用清印象甚好，日记常常提及其名，最后却问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这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于同僚的嫉恨，原因更多出在贤者自己身上。李用清代理贵州巡抚，“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江庸《趋庭随笔》），“所至惟禁酒食宴会”（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故而迎来了“廉而不知为政”“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的讥讽。此外，李用清做地方官，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禁烟，《清史稿》为之大书特书，却也指出“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其实这不单是缓急的问题，还关乎百姓生计。对付罂粟和鸦片，岂是一句“疚国殃民”所能打发，岂是一腔道德感所能化解呢？不妨说，近世以来，从一个官员对待鸦片的态度，大抵可窥其高下。“遂兴鸦片之狱”的林则徐，被王伯恭斥为“庸臣误国”；那么在山西、贵州、陕西等地四处禁烟的李用清，正可谓“清官多刻”。 神奇的是，大清不仅出了李用清等一大批节俭的官员，还出了一位以节俭知名的皇帝，此即清宣宗道光。关于他节俭的故事甚多，真伪莫辨。譬如说一个月才换一件衣服，衣服破了，补好再穿；一顿饭只配四个菜，宫中的妃嫔、宫女、太监等，非节庆不得吃肉……相比李用清等官员，皇帝的节俭，不必强制推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谓道光好节俭，庙堂多褴褛，据说道光年间的朝会看起来仿佛丐帮大会，从皇帝到臣子，都是一身破败的补丁衣服，而且以补丁多为荣。 这一幕，大概便是所谓的衰世之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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