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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近日大火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必非得从人民群众熟悉的清朝康雍乾时期截取素材，完全可以利用优秀的剧情帮助人民群众了解那些不那么熟悉的历史。 这次马亲王所选的天宝（剧中为天保）三载（公元744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可能最大的事情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唐玄宗（剧中的圣人）迎娶前儿媳杨玉环（剧中的严太真），“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这一年还有几件当时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小事，比如太子（剧中的李玙，实际已改名李绍）被赐名李亨，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接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离造反不过只差一个河东节度使了。 这一年的前后数十年，华夏大地正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与万历十五年相比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十一年后的安史之乱是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点，但安史之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唐太宗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开始，大唐就逐步滑向了深渊。 募兵制与两税法 剧中男主角张小敬是大唐第一批募兵，从时间节点来看，这与真实历史也是颇为相符的。虽然募兵早已有之，但多为临时举措，募兵制作为正式制度予以固定还是要算到开元年间（旧历）。
剧中的张小敬隶属于第三十三折冲府第八团，但这可能与真实历史稍有抵牾。虽然当时是募兵制与府兵制并存的最后时光，但折冲府属于府兵编制，其中的兵士属于义务兵，从折冲府募兵似乎不太可能，也无必要。 府兵制起源于北魏鲜卑人兵民合一的制度，西魏时期宇文泰开始创立府兵制。府兵制属于全民义务兵役制，士兵平时耕种，战时征调。虽然理想状态下的是府兵是“三时耕种，一时上番”，但实际情况甚不理想。以唐代广阔的领土，边境有战事时内陆征调的府兵往返战场就需要两三个月，哪怕农闲时期发生战争也是很容易耽误农业生产的，而战事又不会每次都如统治者所愿快速结束。 另外，府兵还须自带装备、马匹（上交一匹马，但使用的往往不是自己上交的），负担极重。加上初唐四面出击，专注打了几十年高句丽，坐视了吐蕃崛起，又不得不迎接吐蕃的挑战。以至于唐初府兵制便不堪重负。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进一步降低战争成本，打起了内迁胡人的主意。为了可以快速调集大军，唐太宗希望将内迁胡人保留部落形态，这一点遭到了魏征、李大亮等名臣的反对，但有温彦博等人的迎合，还是得以实施，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一个伏笔。 到武周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很多自耕农被迫成为佃农，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国家可以让自耕农自带装备、马匹应征，但根本不可能让佃农做到这一点，哪怕强制也不行。到开元年间，只有调集府兵的铜鱼、文书还在流转，却无兵可调了。 这种情况下募兵这种临时举措便应运而生了。相对府兵制，募兵制的优点在于，募兵是职业军人，有较为固定的驻守区域，可以获得更多的作训时间，也解决了府兵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开元年间，募兵制正式成为固定制度。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府兵制被正式废除。 但募兵制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高额的军费以及中央或者皇帝对军队掌控力的下降。为解决军费问题，国家收税方式由直接征收劳动力改为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来雇佣劳动力，于是，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主导的两税法便应运而生了。两税（夏税、秋税）只针对有土地的人征收，丁盐布帛钱这种人头税针对没有土地的人征收。虽然后来多有反复，但两税法还是坚持了下来，人头税逐渐往两税合并，最终发展到清朝“摊丁入亩”的终极形态，直到2005年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而募兵制下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问题终唐一世都没有得到解决，唐朝的一系列措施看起来更像是为两宋试错，而宋代吸取了中唐至五代的历史教训，虽然不再为军阀割据的问题烦恼，但巨额军费带来的超级通货膨胀最终埋葬了南宋。 中晚唐的军阀割据、农民起义虽然带来了动荡，但也埋葬了世家门阀，冲破了原有社会关系对农民人身控制的藩篱，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新的社会形态对今天的我们依旧有着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从《长安十二时辰》所反映那个年代开始的。 太子的困局 隋唐时期的太子算是最高危的职业了。 隋文帝杨坚的太子杨勇死于谗言；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死于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政变失败被废；唐高宗李治的几位太子李忠、李贤被废，李显则是当了皇帝又被废；唐中宗李显的太子李重润被废后又被杀，李重俊政变失败被杀，李重茂当了皇帝又被废；最后到了唐玄宗李隆基这里，第一任太子李瑛被废后又被杀…… 总的来说，李亨之前，只有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是稳固的。不同的是，李治是多方平衡的结果，李隆基则是年轻有为、势力雄厚，以至于其父唐睿宗李旦提前禅位于他。 所以，有这样一个强势的父皇，太子会格外难熬。太子手下也不是没有人才，李泌（剧中的李必）、王忠嗣（剧中的王宗汜）、皇甫惟明、郭子仪、李光弼皆是一时忠臣良将，但也架不住皇帝的猜忌和宰相的打压。 可能是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原因，皇帝既希望太子有能力、有足够势力可以平稳接班，又害怕太子有能力接班，毕竟这意味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皇帝没安全感，太子更没有。为防止太子威胁到自己，唐玄宗李隆基先后放任两任宰相李林甫（剧中的林九郎）、杨国忠（剧中的严钊）打击太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太子才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唐玄宗等人逃至马嵬驿时，太子李亨发动政变，诛杀杨国忠父子以及杨玉环，但陈玄礼的效忠保护了唐玄宗，李亨见无机可乘，便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李亨抵达朔方军（此时节度使为郭子仪）大本营灵武后举行登基大典，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唐玄宗为制衡李亨，又册封永王李璘为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驻守江陵。 后来，唐肃宗李亨在李泌的帮助下，先后平定太上皇、永王两方的势力。大局稳定后，李亨开始信任奸臣李辅国、鱼朝恩，后因谗言诛杀了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建宁王李倓，可以说他最后还是变成了自己曾经最害怕的样子。 大战略家李泌 李泌的历史形象跟本剧倒是大相径庭。剧中的李泌热血、有理想、敢于迎难而上，但历史上的李泌却是一个明哲保身之人。他四起四落，面对杨国忠的忌恨，他选择了归隐；面对李辅国的诬陷，他依旧选择归隐；面对元载的权势滔天，他选择了退却；面对常衮的排挤，他依旧选择退却。直到临死前两年，熬死所有对手的他才正式出任宰相，最后终老于任上。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光辉。不过可惜的是，他提出的彻底平定安史之乱的方略没有被唐肃宗采纳。李泌方略如下： 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去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史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为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穴，当死河南诸将手。 总的来说，这已经具备“间接路线战略”的特征，抓住了主要矛盾。但是唐代统治者总体上还是缺乏军事专业性的，这也不符合唐代一贯的直来直去的作风。另一方面，唐肃宗即位合法性不足，急需功绩来增强合法性，于是不顾李泌的反对，强行攻下两京（长安、洛阳），损失巨大不说，还给了叛军以喘息之机，于是本可两三年平定的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 甚至，为了加速收复两京，李亨向回纥借兵，许诺“克城（长安）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破城后又放任回纥人劫掠，但被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李豫）阻止，改为攻下洛阳后放任回纥人劫掠。最终，洛阳先后被回纥人劫掠两次，这时候洛阳却不会有张小敬们来守护了。 始作俑者李林甫 剧中的林九郎看起来还是有政治理想的，然而历史上的李林甫却是对大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安史之乱得以爆发，他是主要责任人之一。 论造反，王忠嗣（河西、陇右、河东、朔方四镇节度使）条件比安禄山要好得多，但为何王忠嗣从没考虑过造反，而安禄山却反了呢？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因为安禄山是胡人，但客观地说，在唐太宗内迁胡人之后，胡人的造反几率确实变高了。 唐代还未像宋代那般文武分途，汉将或者文官出任节度使立了军功就可以“出将入相”。但是，胡人为将，即使在节度使任上立了军功，也不可能当上宰相。李林甫为堵住其他人（比如王忠嗣）走这条路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可能性，所以极力撺掇唐玄宗多任命胡人为将，而唐玄宗最终也同意了。虽然此后出现了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独当一面且忠于朝廷的大将，但一个安禄山就毁灭了一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安史之乱后，朝廷颜面扫地，让更多节度使看到了机会。 后来，两宋以“文武分途”解决了这个问题，却被称作“崇文抑武”，只能说偏见害死人了。 人人都有一个长安梦 “长安梦”是本剧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第八团的人不少是为了摆脱旧籍前去参军，只为了将来有机会去长安；崔六郎为了弟弟崔器能在长安立足，做过杀头的买卖，又在长安做着见不得光的勾当。 只不过他们的长安梦都没有实现。第八团的人大部分死在了烽燧堡，只因为可笑的政治原因，而替其他人活着的人，也因为不公正待遇而梦碎。崔六郎与崔器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最终还是死于政治斗争的余波。 当时全国有几千万人，却只有几十万人可以生活在长安，其中大部分还是生在长安的。这比如今的北漂在北京立足要难得多。崔器在陇右当过兵，砍过八十四颗首级，又有崔六郎为他拿钱开路，好不容易做了旅帅。但是，参军打拼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人能做到崔器这般？ 这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同身受，在外漂泊的各种艰辛不易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向往长安，本质还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候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在那里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正如如今的一线城市有着更多的机会。只不过大部分人在付出了青春之后，终究还是会回到那个回不去的家乡。比起长安那些人，我们或许更幸福一些，至少我们不用面对他们要面对的危险。 所以，珍惜如今还算美好的生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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