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强大的金融家族

这个隐藏在伊尹背后的神秘家族（氏族），就是他身为奴隶时所服务的主人——有莘氏（谐音：“有心事”）。

有莘氏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氏族，没有之一。甚至有人说，这个氏族其实才是华夏民族的真正前身。由于这个氏族走到台前起到关键作用的几个人物都是女性，因此整个氏族都得以隐藏在历史的阴影之后，让人难以窥探其行踪。

有莘氏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记载，来自前文那位娶了很多美女老婆，但也被戴上绿帽的帝王——帝喾（参见这位头戴无数绿帽的上古帝王是谁？）。史载，帝喾姓公孙，别姓殷、子，号高辛氏。高辛氏，亦即有莘氏。在那个时候，有男子从母性的习俗，这是母系氏族的残余。古“辛”、“莘”互通，“高辛”即居住在高台上的莘氏。古时黄河泛滥无常，聪明者自然要栖息在沿河的高台之上。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一点。

夏朝开创人大禹，同样出自有莘氏。其父鲧娶有莘氏女修已，生子禹。禹子启，被封于莘地。注意：启，同商族的始祖“契”，同周族的始祖“弃”，是同音字。“启”是否即商祖“契”，很值得怀疑。而莘地，当然是有莘氏所居地。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禹的儿子启请各方诸侯搓了一顿，被拥戴上台。有莘氏因此成为夏朝的母系王族。

伊尹辅佐商汤，背后则是有莘氏与商族的联姻。有莘氏之女嫁给商汤后生下一子称为“外丙”，是商汤的次子。商汤还有一个长子名叫“太丁”，但是后来早死未能即位(死因很可疑），外丙在伊尹的拥戴下，成为商朝第二任君主，伊尹则成为摄政。有莘氏又华丽转身为商朝的母系王族！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巧合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不仅有莘氏是夏商两个朝代的母系王族，推翻商朝所建立的周朝，其母系王族同样是有莘氏！

《诗经·大雅·大明》载：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这首诗，唯美地描述了周文王姬昌迎娶有莘氏之女太姒的情景。

因渭水无桥，姬昌决定于渭水造舟为梁，舟舟相连，成为浮桥，亲迎太姒，场面盛大。周朝早期最重要的几个王族，包括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以及发动“三监之乱”的管叔蔡叔霍叔，都是太姒所生。（太姒与姬昌生下十子，次序为：长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

直到东周春秋时期，有莘氏仍然是周朝最为活跃的贵族，只不过此时史籍中通常将“莘”称作“辛”。例如孔子所著《春秋》中记载，鲁桓公十八年（周庄王三年，前694年），周公黑肩想立王子克而弑杀周庄王，有一个重要的大臣辛伯劝告，周公不听，结果辛伯告知庄王，周公黑肩被周庄王所杀，王子克逃奔燕国。

从春秋开始，母系氏族的氏逐渐被抛弃，改为父系的“姓”。由于不断的立宗分姓，曾经十分庞大的有莘氏便渐趋萎缩，最终只剩下陕西合阳、山东曹县莘家集等少数几个聚集地。如今，莘、辛两姓更是成为一个小姓，百家姓里排不到第三百位，据说散布于山东、四川、安徽、浙江等地。

夏朝建立于公元前约2070年，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046年，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这一千年间风云变幻，成王败寇，城头变幻大王旗，然而有莘氏却隐身幕后，屹立千年而不倒，这一成就比欧洲历史上隐身王朝幕后的美第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美第奇家族的传奇，比起有莘氏完全不够看

有莘氏何德何能，连续扶植夏商周三个王朝，成为中国史上最为有影响力，也最为神秘的造王者家族？

强大的有莘氏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古代史中最重要的一条暗线：东西二元格局。东西两大经济区既对立又统一，形成了华夏文明极为特殊的二元一体的特征。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古文明中最为特殊的一个。与华夏文明并列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北纬四十度附近的大河流域的入海三角洲。华夏文明虽然也是起源于北纬40度附近的大河流域（黄河），但是其中心区域却在黄河的中游，而不是入海三角洲。

其实更准确地说，华夏文明同时起源于黄河的中游冲积平原（河洛平原和渭河平原）和下游的入海三角洲（华北平原），是两个次级文明形成的混合文明。比起其他古文明的一元特性，华夏文明的双核驱动的内部博弈，使得整个文明表现得更为兼容并蓄。

这种兼容并蓄的特征体现在华夏文明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汉字这种类似图形化的表意文字，就是为了适应早期跨文明交流状况而形成的；再比如说，华夏文明以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肤色等外在特征作为识别标准。随着文明范围的扩大，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扩展到与其平行的长江流域，仍然是通过兼容并蓄的方式完成的，从二元一体扩展为多元一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夏文明是地球上最为包容的文明，没有之一。（西方白左那种多元拼盘式的文化包容都是伪包容，这里不做展开）

那么，早期华夏文明这种二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与黄河的特殊性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黄河的整体形状是个“几”字型，在中游地区向北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这一地区又被称为“河套”。被几字套住的这块区域的地理特征也被称为黄土高原（并非完全重合）。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原始人类的简陋工具也可以耕作，成为孕育文明的基础。这一区域位于又位于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河套内的汾河谷地提供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通路，河西走廊又提供了西方游牧民族东进的通道，因此这一地区又成为不同生活方式的原始氏族汇聚、互通有无之所。因此黄河中游成为一个文明孕育之地。

同时，黄河下游与其他大河入海三角洲一样，也是天然的文明孕育之地，黄河下游文明以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相对应的，黄河中游文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这两个文明摇篮距离如此之近，却又存在重大差别（古巴比伦文明虽然号称两河文明，但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距如此之近，以至于与同一条河没有实质区别）。

这一差别集中体现，不在别的方面，正是在金融上。

黄河中下游相对于其他大河文明，还有一个重大差别，缺乏易于开采的贵金属矿藏。以至于在产生文明发展的催化剂——货币这一问题上，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相比于易于开采的金银矿，开采铜矿以及锡矿再熔炼成青铜，需要跨越极高的技术门槛。从商朝中期大规模使用青铜作为货币开始，商周两代的金融命脉，都维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铜矿和锡矿之上，这也为商朝灭亡和周朝衰落埋下了伏笔（后文继续讨论）。

在夏朝以及商朝中前期，主要流通的货币是贝壳。显而易见，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下游文明，对于获取贝壳作为货币具有极大的便利，而位于黄河中游文明则只能通过交易等手段，间接获得货币。

显而易见，如果两个国家，一个拥有货币发行权，另一个没有货币发行权，完全依赖前者的货币，后者在经济上将处于极为不利地位。

贝币，以及骨质仿贝币和铜质仿贝币

但是，中游文明又存在两个巨大优势：

首先是关于河流的的地缘优势。黄河是一条极容易泛滥的河流，在中游地区的黄河堤坝稍微动一点手脚，就可以在下游区域制造定向的黄泛区，威胁到下游的生存。这对于文明早期的人类来说，几乎相当于单方面使用的“核武器”，虽然未必真的使用，仅仅威慑，就存在巨大的威力。这从大禹治水后就被拥戴为天下之主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是武力方面的优势。中游地区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劣，又缺乏货币，更需要政治军事手段进行社会动员，人们社会性更强，组织纪律性更强，通常也更加尚武。

双方博弈的结果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中游文明，在政治和军事上却处于有利地位。

华夏文明的东西二元博弈，又集中体现为政商二元博弈。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不重合，这在古文明中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种东西二元博弈，从传说中的黄帝战蚩尤就体现出来。这场上古大战之后，中下游的文明融合远未完成，并立和对立长期存在。夏朝和商朝都在殚精竭虑地与东夷打交道，周朝也不能幸免。

中下游的文明融合直到战国后期才算宣告完成，而中下游的东西地区博弈则仍然长期存在，典型历史事件包括秦末大起义，楚汉争霸，西汉早期的七王之乱，直到隋炀帝修建了“之字形”的大运河，通过水运交通将两大经济区域连接起来，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西部的经济地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东西博弈才算终结。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又演化成了南北博弈，这种南北博弈成为从宋到清乃至今天中国内部博弈的主旋律。

东西博弈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经济上处于优势的东部地区，不甘于政治上被控制的地位，因此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间接获得控制权。这种博弈方式集中体现在有莘氏身上。

有莘氏的领地位于今天的商丘北部的菏泽、定陶一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水网便利，交通发达，是黄河下游最为适宜的经商之所，号称“天下之中”。春秋时期的范蠡在辞官后就是来到定陶经商，几年就成为巨富，被称为“陶朱公”。

如果做个简单粗暴的类比，将黄河中下游对比地中海东部区域，有莘氏所在区域是四方商路汇聚的经商便利之地，就相当于犹太人祖先所在的“迦南之地”。正如犹太人通过经商领悟到金融知识一样，有莘氏也在经商活动中不断精进，成为一个上古的金融氏族。正如一些掌握金融力量的犹太家族喜欢躲在幕后进行操控一样，有莘氏也擅长类似的事情。

有莘氏领地的优势，由于后来金宋之交的气候剧烈变化、战乱导致的黄河泛滥变得不复存在，这一地区被打上黄泛区的标签反而成为了贫困的代名词。这就如同今天看以色列所在的迦南之地，不过是位于干旱沙漠中贫瘠之地罢了。

那么，为什么有莘氏能够获得这种隐形控制权长达千年，却在春秋战国之后衰落了呢？

这与早期的文化教育权力容易被少数人垄断，有很大的关系。

文明早期并无所谓的教育系统，各种知识积累，都是氏族之内的代际传承。有莘氏在经商中领悟的知识，成为氏族的不传之秘，不断内部传承，而这种传承又加强了该氏族的竞争优势，其他氏族但凡有点政治野心，都谋求与有莘氏联姻结盟，无形中又增强了该氏族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又扩展到巫术、医术（古代这俩本就是一体），进而建立宗教，又进一步加强了有莘氏的掌控力。

有莘氏的家奴伊尹，居然成为横跨烹饪（这在上古也是只有累世贵族的需要，才有可能培养出来的高级技术）、医术、巫术、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的高级人才，如果不是有莘氏的刻意培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介奴隶身份怎么可能获得如此之多的知识？

因此，伊尹不过是有莘氏培养出的白手套而已。改朝换代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有莘氏这种累世位于隐形权力核心的家族来说，当然不能干在明面上。假手奴隶去干，成功了也在掌控之中，万一失败了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自身家族半点牵涉不上。

当今世界，同样存在这样的金融势力白手套。比如欧洲雄鸡国那位娶了比自己大三十岁女老师的小帅哥总统，就被很多人怀疑是金融势力的白手套。

成功推翻夏朝所建立的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金融化的时代。商朝的统治方式，非常类似于比商朝晚了一千年的雅典金融联盟体（即“提洛同盟”）。有莘氏也成为附身于商朝的最大赢家。同时，商朝存在的深刻社会矛盾，也与这种以金融为核心的统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有莘氏的知识优势，到了春秋战国遭遇了巨大挑战，并逐渐瓦解。

首先，官办教育开始风行。

周朝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商朝的官方意识形态被有莘氏掌握的严峻性（即金融利益绑架了政治），进行釜底抽薪的反制。

周朝官方为了打破金融氏族对知识的垄断，官方开始在贵族中推行系统的小学-大学教育。《礼记》中记载，周朝官方建立了辟雍、上庠，东序（亦名东胶）、瞽宗，与成均五所大学，由于辟雍位于中央且最为有名，后世统称为“辟雍”，并被后世沿用了下来。北京国子监的核心建筑，就叫做“辟雍”。

并规定男性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大学”，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各个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兴办官学，一方面为了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为了制造有利于本国的舆论优势。例如田氏代齐之后的齐国，为了宣扬自身的合法性，开办了一所著名的大学，被称作稷下学宫，这所古代大学也就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的所在地。

其次，以孔子、墨子等人为代表的民间教育家，则掀起一股面向平民的教育革命，将受教育权力带给更为广泛的人群，进一步打破了金融氏族的知识垄断，受教育权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少数人愚弄、奴役多数人的金融霸权被瓦解。到了战国后期，整体呈现出贵族衰落，平民崛起的历史大势。

这与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印刷机发明之后，教育不再被教会所垄断，因而掀起了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内在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商朝取代夏朝，是金融势力崛起压倒政治中心的结果，那么当时政治和金融的博弈的具体形式什么？伊尹带领商汤取代夏朝，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