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小的溥仪，在“三哭”中继承清朝大统，当上了宣统皇帝。那么小皇帝溥仪又面临哪些鲜为人知的宫中规矩呢？ 当溥仪被慈禧太后立为“宣统皇帝”之后，有两件事必须马上就办。一是，颁布上谕，对于溥仪的名字，开始施行“避圣讳”；二是，立即替溥仪寻找到一位“替僧”。 “避圣讳”是自古以来对于皇帝的一种独有的特殊待遇，大约起于商周，废除于民国期间。因为民国政府颁布了《清室优待条件》，附在《清帝逊位诏书》后。其中至少有两项规定，与“避圣讳”密切相关。 一项规定，溥仪“暂居宫禁”。即溥仪可暂时留在故宫内，适时迁往颐和园。当然后来没能实现。另一项则规定，溥仪在宫内仍旧保留“帝号”，即在故宫小朝廷内，溥仪仍然享有在有限范围内行使的皇帝权力，直到1924年溥仪被迫出宫，“避圣讳”才彻底废除。由此，延续中国几千年的这项规定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溯源“避圣讳”，起初并不仅指皇上，而是特指三种人：圣者、贤者、尊者。即对皇上和贤达名人乃至长辈，既不能书写，也不能直呼其名，必须一律回避。甚至给孩子起名字，也不能重合。这在古代非同小可，“避圣讳”往往被明令写入律条。如唐朝法律就规定，如果直呼皇帝名字便犯了“大不敬”之罪，情节严重者要掉脑袋且不能受到赦免。   据考证，“避圣讳”自古以来，主要有这样三种方式： 一是，改名字。新皇继位，凡是跟皇帝名字相重合的，必须赶紧改名字。若不改便犯下了杀头之罪。甚至连传说中的人物也不能幸免。譬如大家熟知的嫦娥，便是避讳的产物。汉文帝刘恒将“姮娥”改成嫦娥。 上行下效。据史籍记载，曾有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便施行过可笑的“避讳”。他公然张贴告示，不许百姓任意书写“登”字，乃至同音字也不行。如有人违犯，轻则一顿鞭刑，重则关进监狱。当地老百姓只好把“灯”字改为“火”字。不出所料，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元宵节燃放花灯，哪知告示公开贴了出来了，大伙一看顿时傻了眼：本州照例放“火”三天。百姓哭笑不得，无奈，戏称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是，缺笔。遇到皇上的名字末一字时，须少写一笔，叫避讳，又称“敬缺末笔”。康熙之前，对于皇帝的避讳，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在皇帝的名字上面贴上一张黄纸条或黄绫子条，这种避讳方法叫做“贴黄”。 康熙简化了避讳方式。像康熙名“ 玄烨”，书写名字最后一个字时，缺少一笔即可。凡跟“玄”字有关的，像“头晕目眩”的“眩”字，书写时也须缺少最末一笔。在清朝尽管简化，但规定仍非常严格。 三是，遇到要避讳的字，空上一格。譬如唐朝时，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须空上一格，“观世音”就被改成了“观 音”。这种避讳方式几乎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至今依然如此。 那么，到了溥仪登基，其名字“避讳”又有什么规定呢？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朝廷专门颁布懿旨，对于立为皇帝的溥仪，如何书写“御名”，作出了详细规定：“御名下一字避写。嗣后礼遇联写成语，仍应照旧书写。如遇书写单字时，于御名下一字，避写‘儀’。” 且早在30年前，笔者曾到中国第一档案馆查阅过原始卷宗，亲笔抄录了慈禧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颁布的皮衣的名字如何“避圣讳”的懿旨：“御名字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下一字敬缺一撇，书作‘儀’”。 由此不难看出，在清朝宫内，直到溥仪登基，“避圣讳”的规定仍极为严格。 再说这第二件事，即溥仪在宫中必须设立一名“替僧”，这是国家机密。关于替僧的生日，外人不能知道，连皇家近亲也未必知晓。 提到替僧，此事丝毫马虎不得。在清朝，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责任人都会掉脑袋。 考证“替僧”之说，恐怕要溯源到南北朝的梁武帝。而自清朝开国皇帝开始，无一不信奉喇嘛黄教，且尊喇嘛黄教为正宗国教。按照清朝不成文的习惯，作为皇帝，必须有一个“替僧”代其出家。 据末代太监孙耀庭对笔者回忆：“替僧”不见得与皇上同年出生，但要同月同日生，生辰八字还不能相克，其品貌亦要求端正。     溥仪的“替僧”名叫孙虎，原来也是宫内太监，当喇嘛是后来学的。由于孙虎是代溥仪出家的替身，宫里的底下人，一般人都不敢得罪甚至怕他。他衣着打扮以及饮食也比一般人好得多，在宫中亦颇有势力。 对此，孙耀廷曾经追忆道：“溥仪比我小四岁，算来孙虎避溥仪大很多。在溥仪登基时，孙虎刚当上替僧，只不过二十岁左右。孙虎平时就在宫内居住，人很瘦，个子不高，老提着一个鸟笼子在宫里溜达，人们背后都叫他孙喇嘛。夏天，他头上常戴着像草帽的凉帽，上面还系着二个红缨子；冬天总爱戴一顶棉帽。” 民国年间，孙耀庭去故宫神武门西边办事，恰巧与替僧相遇。孙虎穿着一身紫色喇嘛大褂，里面穿着一件大棉袍。每逢宫中“忌日”，孙虎便亲率雍和宫等处的喇嘛，到宫内“中正殿”去念经、做法事，颇有气派。 孙虎本是皇上的替僧，可总以为自己是皇上，对于宫内的老朋友，变得凡人不理了，连太监养老义会(太监养老的连锁寺庙)也不加入。这位孙虎在宫内人缘极差。当冯玉祥“逼宫”时，孙虎也被轰出紫禁城，冻饿而死。溥仪特赦之后，一直打听这位“替僧”的下落，最终也没打听到。事实上，溥仪的“替僧”其自身也难保，当然不可能替代同月、同日出生的溥仪的厄运。 溥仪进宫之后，最重要的是祭祀。祭祀无外乎两大地点：一个是宫外，一个是宫内。 宫外算起来，主要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还包括先农坛。当然溥仪作为皇上来说，按照祖制，他要祈求上天能赐其国泰民安，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每年一次不落，去先农坛亲耕。因为满族是游牧民族，人主中原之后需要了解以农为主的农民一年四时的耕作。 然而，溥仪仅是个幼年的小孩儿，无法亲耕，只能找人代耕这一亩三分地。    老北京人都知道，一亩三分地，是特指皇上在先农坛亲耕的那块田。至于此事由来，历来说法不一。据说，其中一种说法源于溥仪的先祖皇帝微服私访。一次，皇帝走进一户农家，这时，一个小孩儿见到他，哪知他是皇上，仰起脸开口便问他：“你家有多少地？”皇帝笑了笑，随口回答说：“一亩三分地。”实际上，这是皇上在先农坛示范耕田的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这就成了皇城脚下的老北京人的一句俗语。在溥仪的日常用语中，也短不了冒出这句老北京话来。 据说，北京天桥的地名跟皇帝也颇有关系。雍正年间，皇帝亲赴天坛祭天，途经天桥。为使道路好走点儿，当地便赶修了一座石桥。这样，雍正皇帝从石桥上走过之后，此处便被人称作天子途经之桥。据考，乾隆年间，北京全图便已赫然出现了“天桥”这个响亮的地名。 辛亥革命前一年，溥仪也曾经乘轿赴天坛祭天，同样途经这座天子之桥。过后，恰遇民国年间马路拓宽，随之，这座石桥被拆掉。由此，溥仪遂成了最后位经过天子之桥的幼小“天子”。 宫内，主要是在坤宁宫祭祖。但除此之外，溥仪还会跪拜一根木头杆子。一般游人来到故宫参观，都会看到三大殿前东侧有一个中间带窟窿的石墩子。游人看到后，大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石墩子是怎么回事。几十年前，我陪同末代太监孙耀庭重游故宫时，他在现场告诉我：“可千万别小看这石墩子，在清朝时，石墩中间的窟窿里常年插着一根木杆子，上面顶上有一个敞口木盒，每天都要在里面盛满肉来喂乌鸦。” 这被称之为“祖宗杆子”，满语俗称巴蜡杆子。别说这石墩和杆子不能随便碰，就连杆子投下的日影也不能踩上，得绕着走。对此，溥仪的七叔载涛在晚年撰写的遗稿里，曾做过这样记载：“祖宗杆子通常竖立在宫内或府内神殿的东南方，高约两丈余，杆顶是一个方形锡斗(木质包锡)。照宫廷的规矩，每天都要喂乌鸦。” 新登基的皇上，也必须在“祖宗杆子”前上祭。而且摆上十几道菜肴作为供品，礼仪极为隆重。 如此神圣的祖宗杆子，祭祀时怎么会用来喂乌鸦呢?当年清朝的先祖努尔哈赤打仗负伤，被敌兵追赶，躲进一个草垛里。当敌兵追到草垛前，发现上面落着两只乌鸦，以为里面不可能藏人，就追到别处去了，努尔哈赤因此得救。皇族从此把乌鸦视为圣鸟，祭祖时，遂把喂乌鸦作为一道重要仪式。 幼小的溥仪，跪在宫内懵懵懂懂地祭奠先祖时，可能还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汉族帝师向他灌输的“四书五经”，却使他自小萌发了逆反的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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