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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标准远低于中国文学自身的最高标准 背景：·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英译者。翻译中国作家作品：萧红、老舍、王朔、苏童、王安忆、刘震云、阿来、白先勇、朱天文……，及《狼图腾》《北京娃娃》畅销小说。葛浩文2014年4月中旬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翻译研讨会演讲稿修改载于《文学报》（原载《文学报》2014年9月11日第18—第19版）。在演讲中，葛浩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看法。嗣后，同样引起了中国读者和媒体对葛浩文的激烈批评！但对于葛浩文的这些观点之前笔者并不知晓，只知道他是莫言小说的译者。借此谈点个人看法。 ·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即人学，即美学。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刻画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外貌描写、神态描写。 正文葛浩文的演讲，引发了很多异议和激烈的批评。对此，我们不作评价。仔细想想葛浩文的界定——如何写中国走出去的小说，葛浩文的说法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那么，当用葛浩文的这种说法，来评价中国所有文学（包括古典）与小说的时候，他的这一结论实际上也基本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学与小说的评价，同时也不可能不反映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些倾向。尽管葛浩文再三强调，只针对走出去的中国小说。但是，一当以此要求中国小说走出去的时候，难道面对的不是整个中国文学与小说吗？不然，又何以评判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走出去的作品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葛浩文这种以走出去的眼光，是如何评价中国小说的。当代小说，我们姑且不论。他说的一些缺点，不光葛浩文们不满意，有的我们自己也不满意。我们只举其中葛浩文说的一个例子： 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novel），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novel）？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 他自己知道这种看法有争议，但敢于说实话就令我们尊重。如是，我们也不妨对他说说我们的实话。这必然面对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葛浩文也提到，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这里不谈标准，只看葛浩文对中国小说的这一评价，我们不难发现，葛浩文读中国小说，与我们自己读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小说，不只针对当代小说，而是包括古典小说在内中国读者的一般阅读心理，或者说审美与阅读习惯，以及创作者本人的写作意图与美学追求，包括更大范围文学的一般审美偏好。 怎么不一样呢？ 我们不妨先打个简单的比方：包括葛浩文在内的西方读者读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自己读的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格律不能再现之外，他们比我们读的究竟少了些什么？ 答案众所周知，中国的格律诗，一经翻译，就变味了。平仄不能译，汉字本身所隐含的象形意象，更不可能译。何况，诗词中司空见惯的用典更是令人头疼（葛浩文甚至抱怨说中国作家用成语太多而成语几乎都来自典故）。即便是中国读者，如不深入细致地读进入，也不见得全知道用典的出处与来路，何况西方读者。有人甚至说，中国古典诗词是没法翻译也不能翻译的。所以，我们读出的诗意，和他们读到的诗意是不同的。我们不光读出诗意、诗情，还能读出诗性、诗境，言外之意、象外之境以及字词本身的象形意象。简单归纳，可以权且用一个词来表达——“韵味”。 就是说：他们少了一种只有我们自己才读出来的东西——韵味。 那么，诗歌与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诗歌与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题材。它们之间，看似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们不作讨论。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几乎各种艺术形式，无论书法、绘画、诗文、戏剧乃至音乐、舞蹈等等，包括散文、小说等种种文学艺术形式，无不追求一种诗性化了的艺术境界（或曰：诗是中国艺术审美的最高范畴）。这样说可能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戏剧，不管京剧、昆曲、豫剧、评剧、越剧任何一个戏种，角色一上台，挥一挥马鞭，我们就知道，他在马上，而且身后可能是千军万马的将领，无须骑上一匹真马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我们就能感受到万马嘶鸣杀声震天的气势。这便是中国艺术所特有的意象。而唱词唱腔肢体语言加上配乐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韵味，才是我们一遍遍重复欣赏同一出折子戏而从不厌烦的真正原因。此，才是中国人所欣赏的所谓——艺术性。它是一种诗性的表达，一种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一如我们咀嚼一首古诗，反复沉吟，回味无穷。掩卷而思，拍案叫绝！ 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甚至把诗歌意境（风格）分为二十四种：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翻译到国外去。但如何把它向西方读者解释清楚，他们又如何与我们一样真正的领会呢？不得而知。 回到小说，一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 小说=人物+情节+环境 而我们读小说，除了这三要素，我们还要读更多的东西： 小说=人物+情节+环境+韵味 而韵味=意韵+味道。意韵=意义、意象、意蕴、意境。 也可以按一般的说法： 艺术（包括小说等各种题材文学）=言、象、意。言，语言；象，形象；意，意义、意象、意蕴、意境，从而传达某种意韵与味道——韵味。有时，也用“意境”一词，来表达 “韵味”，未可区分的那么清楚。如果非要区分清楚，可以这样理解：韵味，是意境所传达出的意蕴与味道；意境，是韵味达到的某种境界。韵味、意境、味道，亦可合用。 韵味，在通过语言塑造的形象之外，传达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种独特的意蕴与意味，由此反映出作者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关于意境，古人早已说的很明白。唐代王昌龄《诗格》把“境”分为三类：“物境”，“情境”，“意境”。诗者，三境合一。而境者，唐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境，象外之意。境，界也，竟也。《说文·音部》释竟为：“竟，乐曲尽为竟”。境，是空间概念；竟，是时间性概念。“由竟到境，展示出一种从时间到空间的引申转化，即时间的空间化”，“故，‘境’字本意是一个以空间蕴涵时间的概念，即时空一体化概念。”境，是一种情态、意态，类似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神游畅怀状态（参见拙著《变易美学》上卷第222页及相关论述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所以，严格来讲格律诗根本就无法完全译成外文，又如何再现中国古典诗歌曲尽不止的韵味呢？ 而意境韵味的背后，隐含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在的精神追求。或平淡天真，或通达智慧，或民德厚生，或有为无为、为而不为、不为而为，或坐忘心斋、虚无清净，或色空合一、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等等儒、道、释或理学、心学、玄学、禅学等诸多意味境界。即便小说并非刻意为之，然以中国传统文人作者的休养修为，也无不传达出这种精神追求。有意无意当中，我们无时不感受到其中的诗意化的情景、物镜、和意境。所以，当他们简化地仅仅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完全赞同？ 就葛浩文评价《红楼梦》而言，我们内心又岂能平静？《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方式，其蕴含的内容含义，其言外之情、境外之象、书外之意，却恰恰是葛浩文批评的地方。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我们在书中人物贾宝玉和钗、黛、湘、春等十二钗与作者曹雪芹身上所寄托的那份情思心意与情感精神之所托，又哪是一个西方读者就能完全体会和领会到的？ 进一步（形而上）讲，情景、物镜、意镜，三者合一，即中国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理态。然后，以文载之——文以传道、文以载道。不只传人伦社会之道，更要传天地万物之道，和茫茫宇宙之心。这一点，也恰恰是葛浩文批评的地方（批评中国作家受文以载道影响太深）。天地之道者，非仅儒道，还有佛道和道家之道。这一点，就是非了解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人所能领会到的了。但作为文学形式，它是无形中体现和表现出来的，而非刻意为之。不然，就是文论研究了。心与宇宙天地相通达，即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与天地自然勾通畅达彻悟的生命状态。如此而传达出作者内心的精神世界，便与西方作家有所不同了。诚然，当代小说在这方面不很明显。就如葛浩文说的那样，当代中国作家过于关注社会现实。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 小说，人物（性格）通过故事情节，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推演展开。人物活动，构成故事情节。在最基本的要素之外，作者往往还要自觉不自觉地从中表达出某种意蕴和韵味。通俗说法就是一种味道，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这种味道，往往含而不露，氤氲含蓄其间，而无须说明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如果说意象境界是作者传达表现的内容，那么在表现技巧上中国文人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词——含蓄，言而不语，含而不露。或谓之：“曲”也。金圣叹说：“曲成曲字，取正吹之横笛，空里面有个曲。逐孔逐孔吹去，从上翻到最下一孔，天地之调已尽了。”（他说的是“曲成”一词我们借用之）又或曰：“文”也。文章的“文”字，亦本意如此。一如山间小溪，曲曲折折，叮叮咚咚，或泉石哽咽不见水流，或光阴煌煌清澈见底，转转弯弯，隐隐现现，藏藏露露，快快慢慢，山高水长行百里而不疲，日夜不息移岁月而不倦，生机昂然。但水渠呢？一泻千里一览无余（葛浩文说中国小说叙述不流畅）。 这也可以说是艺术性的另一种说法。中国艺术的所谓艺术性，简单说本质上就包含在这个含蓄的味道之中。说而不说，不说而说，欲说还休。它让读者自己读出来，自己听出来，自己品出来。品出来了，却又说不出来。实生活当中，中国人的语言幽默，包括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方式、人情世故，也无不体现在这种含蓄的绕来绕去不直说的言语当中（很遗憾我们的现代小说却没能充分体现出来（太想说明白）古典小说中《醒世姻缘》就是非常显著的例子当然还有《红楼梦》）。而这一点，也最为西方人头疼。那么，我们那些饱读诗书一肚子墨水的文人，当表现为文字等艺术形式的时候，包括创作的文学形象，岂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岂是习惯了直来直去的西方人（比如西方小说中大量的内心表白剖析而这恰又是葛浩文批评中国小说不足的地方说“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那么容易明白的（不直说而让读者自己去品味）？ 所以，音乐，我们叫弦外之音。画，则曰画外之境、境外之象。文，则曰言外之意。无论诗、书、画，要笔不到而意到，笔不尽而意周，笔尽而意不尽，才能有味道、有境界、有诗意。“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所以，我们爱喝茶，不爱喝白开水。我们也不喜欢喝只煮一遍的咖啡，而是一泡、二泡、三泡，四泡、五泡、六泡，七泡、八泡慢慢地倒噜来倒噜去意犹未尽的茶道。不光茶的味道，还有水的味道（一如书画等艺术“知白守黑”）。中国的艺术，其玄妙之处，就在这样一个含蓄的说而不说不说而说意犹未尽的味道之中。西方人选美，有明确的三围指标，精确到毫米。我们东方呢？“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宋玉两千年以前就说了。如直白而不含蓄，则艺术性降低，乃至于不是艺术的。苏轼那样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宋之冠，诗、文那么好，还被后人评为太直白太直露。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西方人，要完全读出这种含而不露的味道，几乎是很难的。而要进入到中国艺术的情态意态以至汉字象形意象思维当中（尤繁体字），更不可能。就是说，葛浩文及西方读者，无法一如中国人那样来欣赏中国艺术，他们很难和中国的文人一样进入一种诗意的情境意境当中。一部《红楼梦》，之所以让数百上千万的中国读者着迷，让历代红学家们钻之弥深而不能自拔，难道仅仅因为钗、黛她们这些贵族小姐与公子哥的爱情故事与生活？当然不是。它的内容太丰富太复杂，我们姑且不论。简单比附，《红楼梦》其实就是一首诗，一首古代文人玩的诗。诗比女儿，女儿比诗。曹雪芹把世间之最美，给了这些女儿，给了一个个诗一般美的女儿。我们从中读到了曹雪芹的那颗水一样的女儿心！它纯美、隽永、含蓄、幽远、沉厚。曹雪芹悲天怜人，欲哭无泪，以至泪尽而逝。“智极成圣，情极成佛。”曹雪芹大爱无疆，曹雪芹大悲无疆！这些，西方人岂能读得出来？而仅仅把《红楼梦》看作中国贵族生活的记录，那就太简单化了。 又譬如，小说一开头大段的铺陈描写，而没有西方小说那种响亮的句子，在葛浩文看来是无用的多余的。如是，王安忆《长恨歌》几大段落描写上海的里弄，就是多余的了。但，这样的小说如此描写，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多余。哪怕是不在开头，在中间描述也是必要的。雨果《巴黎圣母院》写巴黎的建筑艺术，不但不多余，而且成了一大特色，成了经典。 从人物性格来说，中国人的个性情怀，几乎是在人情世故中展露出来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要想读懂中国小说，不会那么容易。在这一点上，中西社会从古到今，差别向来很大。是故，无论文化、艺术，历史、民俗、人情、言语、审美，一直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方面，中西方比较研究的著作很多，斯不待言。何况直接反应人的小说？正因如此，要直译中国文学作品是很难的。所以，葛浩文采用了二种翻译派别中的意译一派。到底翻译成什么程度（二次创作有人说比原著好），我们不敢妄加评论。我们只能说，面对中国小说，这或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对于一肚子墨水和学问的中国文人来说，除了人情世故，还有中国文人独有的品味。就是前面所说的韵味、味道。味道，是品出来的、玩出来的，更是闲出来的。无论琴棋书画、诗酒唱和，都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常态，它们无不是在玩乐中慢慢产生的。而且，是文人的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让人知道，更不是为了销出（勾栏酒肆商业活动也主要是传播除了少数文人专为歌妓写词也为自娱自乐）。所以，当面对《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歌赋、诗酒唱和、人情世故，西方读者会读出什么来呢？他们读出来的正如葛浩文所说的：觉得多余。而我们呢，恰恰从中读出一种不可穷尽的味道。木心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水中没有水草，单调。有了水草，水好看，草也好看。这水，便是活水。由是而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便发生了巨大的偏差。他们只看水，而我们水、水草，都看。还要看水草与水在一起的妙处。我们以为《红楼梦》是伟大的著作，了不起的小说，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而在葛浩文看来，却是啰里啰嗦贵族生活的普通记录而已。而该写的，又不写出来（实则含蓄隐晦）。以此而论，他们去读《金瓶梅》《醒世姻缘》这样的小说，恐怕就更难读出其味了。西方也有人对这些小说评价极高，但也只是个别的汉学专家，不是普通读者。即便从专家角度来看葛浩文，那么他的这些个观点，也太浅近了。当然，他自己反复强调针对要走出去的小说（的确好心好意让我们感激！）。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以及西方读者）对整个中国小说的一般评价（文中他也提到西方读者的这些反映）。 葛浩文翻译的几乎都是现代小说。那么，他对汉学到底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清楚（介绍说他是著名汉学家未知是否只要研究中国的东西无论古典或现代都可以称为汉学家亦未见诸其传统汉学成果许是笔者寡闻）。但，从葛浩文的一些观念上我们只能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像一肚子墨水和学问的中国文人那样，进入一种传统的审美意趣与语境当中，品品味味，咀咀嚼嚼，拿拿捏捏，乐在其中。而一切为当下、一切为用的思想，必然降低传统艺术与审美的魅力。不是二者矛盾，而是因为现代与传统并没有完全接轨。而以有用无用取舍，更是浅见短视。即便为用，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延续性，中国作家对本民族传统小说与文学的热爱而受其影响，也是必然而然的。我们只能说，影响不是太多了（他批评中国作家受传统章回小说影响），而是还很不够。 本质上，葛浩文的观念，其实就是西方现代商品社会观念的一个反映：既然是商品，就必须销出去。不然，也就不成其为商品，当然也就一文不值了。而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家，恰恰不是为了销出去，才创作文学与艺术作品（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它的最高境界，不是销出去，让更多人喜欢，而恰恰相反——曲高和寡。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才是中国文人艺术家追求的至高境地。因此，当以现今社会能不能销出去的观念，去评判小说与文学优劣的时候，必然与传统中的至高境界，产生千里之遥。如是，若以这样的要求创作小说，那就不是中国文学与小说的最高境地了。那我们何以降格以求呢？至于是不是为读者而写，作品本身自会说话。好在，诺奖不过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即便在古代有这样一个奖，就中国文人的性格与心思而言，他们也绝不会为了获一个什么奖才去创作。 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建立在西方文化与评价标准之上，用它来评判中国的小说与文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正如穿着中国旗袍与巴黎现代流行服饰同台表演，要分出胜负冠亚军一样。只能说喜欢哪一款，但要分胜负却很难。何况，这里面还有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政治与国际背景等复杂因素掺杂其中。因为少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那么“诺奖”的标准，相对于在中国自身的标准，不但不是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恰恰相反：它对于中国文学——降格了！当代中国文学获奖，也只能是一种不幸中的幸运（我们也和葛浩文一样喜欢莫言小说而且无一例外地是从《红高粱》这样优秀的作品开始的但这与“诺奖”无关）。所以我们说，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文学和小说的最高奖。尤其面对中国文学的时候，它的标准不但不是最高的，相反，它要比中国文学自身的最高标准，低了一层。正如至今西方人不可能完全明白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中国的古典诗词一样，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读懂《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但我们却能读懂西方小说等伟大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值得我们庆幸的。同时，他们读不懂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小说，这不是我们的不幸，而是他们的悲哀。一如至今整个西方世界也不能完全弄懂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对此，我们毫不奇怪。 （需要说明一点：我们不是否定诺贝尔奖的作用。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确实有所不同。因为自然科学具有不同于文化的公共性，可以建立一种统一的科学标准。文化的存在，恰恰不是因为公共性。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不同。而人与人的差别，远远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文学，是人学。文化，乃人文化成。所以，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是很难的。只能说，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份“诺奖”有不同偏好与偏向。） 陈忠实在《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既是民族的秘史，又何必非得要人家读懂它呢？别人又如何轻易地就能读懂？那好，那就让我们中国自己的作家来写我们自己民族的秘史。我们自己喜欢它，和诺贝尔文学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奖，不过才一百多年。获奖好，不获亦好。不获此奖，我们一样在读莫言和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葛浩文不给《红楼梦》“诺奖”，难道我们就不读《红楼梦》了吗？我们喜欢读它，与诺贝尔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 无论葛浩文和西方读者懂与不懂，都不妨碍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伟大的著作，世界超一流的文学与小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标准。无须为了西方的标准，降格以求。 自己的好东西，西方人不懂，我们不去苛求。何必非得要人家承认呢？我们的好东西他们不去真正的弄明白，这才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我们本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褚哲轮/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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