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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要求中国当代小说家按照西方的小说标准来写作，毋宁让他们遵照世界上一切优秀小说的基本特点来写作，更切合实际。因此，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固然要坚定守其固有的民族特点，时代特征，写出如伏尔泰所说的“国家的特殊气质”。 真正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其更为关键的地方是“耐看”，即要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与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咀嚼的艺术底蕴。一味强调“好看”，只会使作家创作出诸多格调不高的媚俗的作品。 今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有“中国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对中国当代小说为何在西方不受欢迎这一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年7月3日，他在 《文学报》 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文章，进一步系统地阐发他的观点。葛浩文着重阐释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如何走出去这一问题，不妨称之为“葛浩文之问”。在葛浩文看来，中国当代小说之所以在西方不受欢迎，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小说作品中人物大都缺乏深度，作家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其二，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受此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往往写得过于冗长，乃至粗制滥造，不知道见好就收。其三，缺乏国际视野。葛浩文指出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烈意愿和努力，中国当代作家不能无视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小说创作标准。 总之，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小说整体上不好看， “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在他看来，“市场也会决定一部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这就是说中国当代小说若要走出去，在写作上还要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口味。 葛浩文的观点在会上就引起了较为强烈的争议。为此，有关媒体以“中国小说应否迎合西方标准”、“中国当代文学标准何在”等为题作了报道。 葛浩文一腔热诚、真切地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能否走出去的精神，诚令人感动，而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若干批评也是一针见血，殊为中肯。不过，葛浩文的有关观点，值得商榷。 中国当代小说在西方并不很受欢迎，有小说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非文学的因素。如果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之于如葛浩文所说的受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与写作方式之“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是难以成立的。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在颁奖典礼上，曾发表了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讲。她说：“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赛珍珠所说的中国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对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 的评价就极高，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媲美”。因此，如果说中国当代小说有冗长与粗制滥造等问题，这不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与写作方式本身的过错，而是有关作家创作才能或态度的问题。真正按照文学传统写作的人，也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作品来。 葛浩文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缺乏国际视野，实是希望他们以国际公认的小说创作标准进行创作。他说：“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型，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显然，葛浩文所谓的国际公认的小说创作标准，乃是西方标准。在笔者看来，既强调国际视野，就不能仅仅用西方标准。他的这段表述暗含的逻辑是：中国小说既要走出去，当然主要是走向西方，那么，就应该用西方标准来写作。葛浩文用西方标准鉴衡中国小说，其实质乃是1905年定一在《小说丛话》中所说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从试图将中国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的范围内进行考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伏尔泰在《论史诗》 中曾深刻地指出“每种艺术都具有某种标志着产生这种艺术的国家的特殊气质”，小说亦然。因此，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完全按照西方小说的标准来创作，这几乎如同要求玫瑰发出紫罗兰那样的芬芳，谈何容易。法国汉学家何碧玉在会上因此就指出，不能要求中国小说完全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文学不应该设有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阎连科才会说：“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是我写作态度。”王安忆则说：“你慢慢知道，你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家的人写作最好。”这并不说他们不关心世界文坛的发展变化，完全不吸收西方杰出小说的创作技法，拒绝走出去，而是说他们最认可的其实是主要以中国小说的写作方式来写中国故事。 客观地说，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文学不应该设有标准”。比如，在我们这个早已走出神灵巫鬼、小说家写作的最终落脚点主要是在写“人”而不是写故事的时代，小说创作出如葛浩文所说有深度的人物，就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如能多侧面深入地开掘丰富的人性，写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缩影的典型人物，那么，不难设想，这样的小说必定会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终会赢得不仅仅是西方读者的广泛喜爱。没有出色的人物形象，一部小说就站不起来； 而写不好人，恐怕不仅仅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通病。莫言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就竭力提倡小说创作要盯着“人”写。诸如惊险奇快、回味无穷的故事情节，精警凝练、充满智慧的作品语言，以及对人生真谛、社会本质的深刻而生动的揭示，如此等等，都能成为好小说的重要标准。但这样的标准，就不只是为西方好小说所独有，而为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小说所共有。 惟是之故，与其要求中国当代小说家按照西方的小说标准来写作，毋宁让他们遵照世界上一切优秀小说的基本特点来写作，更切合实际。因此，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固然要坚定守其固有的民族特点，时代特征，写出如伏尔泰所说的“国家的特殊气质”，但要注意在具体展开的思想深度与叙事手法上，不能只是写了些皮毛、表象，没有大手笔，而要有一个宏阔的国际视野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必须基本写出世界优秀小说所会有的宏大的艺术气象。中国当代小说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就一定会有希望健步走出去。 至若说中国当代小说作家要很现实地考虑市场，写出市场认可的适合西方文化消费者口味的“好看”的小说，中国当代小说才能走出去，这只是说出了一部分道理。作家从事小说创作，适当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与市场的选择，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好看”乃是文学最低的门槛。真正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其更为关键的地方是“耐看”，即要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与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咀嚼的艺术底蕴。一味强调“好看”，只会使作家创作出诸多格调不高的媚俗的作品，如清代著名通俗文学家李渔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是也。我们不能忘了，曹雪芹在写作 《红楼梦》 时就说“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并不迎合读者， 《红楼梦》 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翘楚，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2010年8月，莫言在对采访他的记者时也说：“我并不完全不在乎销量，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创作个性，我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牺牲个性。”不难想见，如果莫言为着市场，尤其是为着西方的读者市场，且不说他能否找到他所熟悉的题材，但肯定不会写出像 《生死疲劳》 等成功的小说作品，更不用说去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由此在世界文学舞台上闪亮登场。 中国当代小说要走出去，但绝不是以迎合的、媚俗的姿态走出去。毕飞宇最近在 《文汇报》 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说得很好，那就是：“更加中国的方式。”总之，时代不同了，中国当代作家固然不能没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但更要练好内功，尤其是凝练好中国方式，讲好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再与出色的翻译家、版权经纪人及国际主流的出版社广泛联手合作，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各种渠道长期不懈的努力，多宣传当代中国小说的丰硕成果，打破西方读者由于文化差异等而普遍存在的阅读偏见，那么，“葛浩文之问”当会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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