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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年，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因发表《哲学通信》遭到巴黎高等法院的通缉，他只得避居于小城西雷，住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里。夫人是一个奇女子，喜欢阅读各类科学书籍，但她很厌恶历史，觉得读历史书毫无用处，只是无聊时的消遣而已。夫人的批评意见很尖锐，她说：知道埃伊尔继承瑞典国王哈坎的王位、知道奥斯曼是埃托鲁尔的儿子，这些知识对于我这个现代法国女子有什么要紧的呢？ 这种批评确实很到位，我们也不禁要反问自己——知道秦始皇的性格是否残暴、蜀后主的智力是否低下、明武宗的统治是否暴戾，这与我这个现代的市井小民有何干系呢？《资治通鉴》里的帝皇将相、王侯世家、功臣谋士早就变成了千年枯骨，了解他们的事迹与性格，对于我的银行存款又有何意义呢？嘲笑岳飞、翻案秦桧、吹捧魏忠贤、贬低史可法，这些行为又与我的利益有何相干？——历史学是否是无用之学？读历史书究竟有没有用处？ 为了劝说夏特莱夫人重视历史，伏尔泰写作了《风俗论》 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是否有意义？牛顿与惠更斯的争论，推动光学的发展；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的争论，有助于自由贸易与国民经济；培根与经院哲学的论战，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这种因争论而带来的进步，在历史领域中却很少看得到。 历史学家们之间的笔墨官司更多是口舌之争：关于晋元帝的生父、明成祖的生母、孝庄后的下嫁、雍正帝的暴亡都曾引发不小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对历史学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时至今日，它们依然悬而未决，而且恐怕在千百年后也是如此。历史的真相恐怕永无揭穿之日，可这种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何用处呢？除了满足专家学者的好奇心、历史爱好者的八卦欲外，对于国家的治理、个人的学识又有何助益呢？当两个人为这种历史悬案争得面红耳赤、写文章进行口诛笔伐时，明智的旁观者心里会暗念道：看呐，这些书呆子们又要引经据典来讲废话了！ 历史就像个大法院，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曾受到自己时代的判决，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收获荣誉、或者受到惩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人都会化为成枯骨。李林甫和秦桧生前倍享尊荣、得以寿终，逃过了应有的责罚，这是时代的过错，而且是不可弥补的过错。后人不思以史为鉴，澄明当代的政治，反而要在对死者的剖棺戮尸中寻求快感——怎么，你真以为迟来的正义还算正义吗？秦始皇隋炀帝未曾与你谋面，你也不曾眼见其人、耳闻其声，他们的治政得失已由陈胜李密的起义来回应了，翻不翻案，对已经覆灭的王朝又有何影响呢？历史上的每个人物都应由自己的时代来宣判，后人对着一堆枯骨翻案又有何意义！ 历史领域被太多这种无谓的争论所充斥，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只停留在表象层次，没有深入去发掘内在的东西，所以历史看上去才那么的不实用。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书一般无人问津，而历史小说却畅销无比——历史变成了纯粹的消遣读物。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伏尔泰告诉夏特莱夫人，学历史并非毫无用处，你之所以觉得它无用，那是因为你学习的方法不正确。史学家们在著史时，总是要追求翔实，他们把一切可信的材料全部收揽入其中，编成一本卷轶浩繁的史典，以供后人查阅。读者研究历史时，如果没有站在总联系的高度去看，而是跟着作者的步伐，意欲读尽这部由无数材料堆积而成的史籍，那么他就只会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没有看到整个大趋势。 史书就像字典一样，编者总是希望内容丰富而完备，读者则只查阅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一个人捧起一本字典，然后从A到Z，每个字按严格的顺序来阅读，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死板的蠢材啊——他不知道应该舍弃那些生僻字，多了解常用的内容，到最后他即使认懂了许多文字，却读不懂由这些文字凑起来的文章。学历史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拿起《汉书》，从本纪到列传，一篇又一篇机械的读，到最后也就知道这些传主，而不了解整个西汉史。 有些人读历史只看到了人物的性格、事件的经过和个人的遭遇，却怎么也读不出生产的发展、朝代的兴衰、风俗的更替以及精神的变异——他们没有透过杂乱无章的事件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几乎是停滞的，在各个时代之间没有发展和进步，有的只是治乱兴废的重复。他们不知道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所以历史在他们的面前也就显得陌生而无用。因此，伏尔泰说：
在我们看来，秦始皇的父亲是否是吕不韦、元顺帝是否是瀛国公的儿子，这都属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它们丝毫没有影响秦国扫定天下和元朝灭亡的历史大势，执着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是学不到东西的。 “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 伏尔泰认为历史书应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承认历史是上升发展的而不是停滞与轮回，这是伏尔泰历史观的一大特点。同时，他是一名启蒙思想家，所以特别关注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 在伏尔泰眼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意味着人的精神从愚昧走向了理性、从宗教迷信走向了启蒙进步。他批评普芬道夫的历史书只是一堆材料堆积和故事奇闻，在里面我们读不到国家的兵力变化、人口增减、民族融合、法律变更、风俗移易以及国民财富的增长。这种史书只有人物和事件，却没有人类文明。 在野蛮无知而又专制的中世纪，历史书本应给人们提供一面镜子，让他们重新去发现古希腊与罗马的辉煌艺术、先进科技以及开明政治，发挥启蒙的作用。然而人们在史书里除了帝王的丰功伟绩、贵族的权谋倾轧和后宫的勾心斗角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历史爱好者们崇拜帝王的功绩、学习贵族的权谋、模仿后宫的争斗，却没认清自己卑贱可怜的社会地位与不平等的现实，他们热衷于学习上层人物的陋习，自己却一天比一天愚昧、一年比一年败坏。 除了史料以外，历史书应发挥其思想启蒙的作用，让读者知道什么是愚昧，什么又是理性。要启蒙他们去追求进步与发展，用自己的理性来独立思考问题，而不是做古人的应声虫，拙劣的模仿先人的事迹，从历史中继承尔虞我诈的陋习。伏尔泰说：
史实收录在作为“词典”的史书中就行了，我们研究历史时不应该在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而是要发掘历史发展的轨迹，用以服务当下。在历史学领域中，应少一些清谈客，多一些启蒙者。 伏尔泰论中国的历史学在《风俗论》中无不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赞赏，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史学家严谨认真，尊重现实，追求准确无误。他说：
在基督徒虚构大洪水、大火灾等故事时，司马迁的《史记》却将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寓意神话全部排除在外了，中国人没有自负的去虚构地球的变迁年代，而是如实记载下可靠的东西。在《史记》中甚至没有追溯到伏羲与神农，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说明他知道在黄帝之前还有神农氏，但他却以黄帝为开端，他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为黄帝之前的谱系与年代都遗失无考了，所以才不去上溯到神农，这是太史公的严谨之处。对于这种务实的精神，伏尔泰是十分尊重的，他说：
中国人的科学算不上进步，但伦理学却发展得很成熟。在中国，很少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中国的史书不宣扬愚昧，而是要收纳治国理政的经验、典章制度的传承、人文风俗的变迁以及古今人物的德行。伏尔泰盛赞《尚书》，认为里面没有任何神迹与预言，也不记载政治诈术。《尚书》里有作为历法的《尧典》，还有介绍地理的《禹贡》，都是抵制愚昧的篇章。 在古人看来，“史”是仅次于“道”的学问，吕祖谦将史学求实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顾炎武则从史书中提炼出天下郡国的全貌，分析了中国的舆地、山川、赋役、屯垦、水利、漕运、财计等问题，用来帮助治国理政。史学的求实精神为“内圣之道”，经世致用的功夫则为“外王之术”，这是执着于细枝末节的人无法理解的。 读史不仅有益于我，也有益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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