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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 2019-08-11 王为国 小时候，有一次跟大人去苏州。回家时，船从盘门出，沿西塘河到澹台湖，再过宝带桥，然后一直往东。过宝带桥时，发现桥孔很大（那时人小，船也不大，是小木船），在过桥时，大人将长竹篙抵在桥孔南北桥墩石上，一起用力斜撑，小木船如箭般过了桥孔。 过桥孔后，大人对我说：这座桥像一条玉带，是因为当时领导造桥的苏州一把手捐出了自己的一条玉带。我当时听了就有个疑问：一条玉带就能造这么大一座桥？这条玉带一定非常值钱。 长大后，这个疑问才得到答案。原来是唐朝元和年间的苏州刺史王仲舒，因见此处属于江南运河与澹台湖的交汇处，而澹台湖与太湖相通，风浪较大。这个口子没有桥梁，运河里的漕船在航行时，都要靠纤夫背纤前行，但到了这个口子上，由于此段没有陆路，没有桥梁，纤夫无法通过，就导致漕船常常在此堵塞。 在王仲舒任苏州刺史时，唐朝政权的日常运营要靠江浙地区的米粮，所以漕粮顺利北运，是当时苏州地方官的重要工作。澹台湖与大运河交汇处无陆路、无桥梁的情况影响了漕粮北运，于是，王仲舒决定在此处修路造桥，为了筹集资金，他率先捐出了自己的一条玉带（代表官员身份的玉腰带）。 这样的关于宝带桥的认识一直保持到遇见苏州文史专家王仁宇老先生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王仁宇老先生悄悄跟我说：“其实，现在形式的宝带桥始建于明代。” 这话让我心里犯嘀咕：“宝带桥究竟始建于何时？” 查南宋范成大编撰的《吴郡志》，其罗列的桥中没有宝带桥，而在卷十一《牧守》中，对王仲舒的介绍，也只有寥寥几句：“王仲舒，字弘中，自婺州刺史徙苏州。隄松江为路，变屋瓦，绝火灾。赋调常与民为期，不扰自办。”这个记载表示当时王仲舒只是沿着古吴淞江，从苏州城一路向南筑了条堤岸，没提到桥。《吴郡志》是一部非常好的方志，南宋离唐末也不算太远，如果唐末的王仲舒真的造了宝带桥的话，《吴郡志》上应该会有记载，难道是王仲舒当时没有造桥？又或者是王仲舒造了桥但后来被毁？ 年代久远，实物证据找不到了，只好找史料证据。由于本人在研究吴淞江，所以历朝历代与吴淞江水利有关的史料，我都收集并认真研究。 我在研读《吴郡文编》中一篇元代张天英撰写的《至正石塘记》的水利史料时，发现了蛛丝马迹，作者在文章开首说：“吴江居具区上游，昔吴郡也，其地滨太湖，故筑堤塘以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为桥以达其道路。宋绍定间，提刑吴渊命知县李椿重修之。”元代的张天英认定，王仲舒在修建塘路时，确实是建了桥，即澹台湖与大运河交汇处的桥，但这桥不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拱桥样式，而是几乎与堤岸平的连拱桥梁形式。这桥后来被毁，一直到南宋绍定年间，才重新修建。“绍定”是南宋理宗的年号，即公元1228-1232年之间，而范成大的生卒年代是公元1126-1193年，所以范成大的《吴郡志》中没有提到宝带桥，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那桥已经被毁且尚未重建。 清金友理编撰的《太湖备考》中说唐“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时松陵镇南北西俱水乡，抵郡无陆路，至是始通。”这个记载是不确实的，因为《新唐书·王仲舒传》所记载王仲舒任苏州刺史的年份不是在元和五年（810）而是在元和十一年（816）。《新唐书·王仲舒传》有这样的记载：“元和初，召为吏部员外郎，未几，知制诰。杨凭得罪斥去，无敢过其家，仲舒屡存之。将直凭冤，贬峡州刺史，母丧解。服除，为婺州刺史……居五年……徙苏州。堤松江为路，变屋瓦，绝火灾，赋调尝与民为期，不扰自办。” 王仲舒在元和初（805-806）被贬，后来遭母丧，回家守孝三年后，再出来做官，任婺州刺史，五年后调任苏州刺史。从这个过程推断，王仲舒任苏州刺史的年份应该是在元和十一年（816）左右。 唐穆宗继位后，立马调王仲舒进京任中书舍人，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召为中书舍人。”唐穆宗是在公元820年继位的，王仲舒被调进京当中书舍人的时间也应该是在公元820年前后，所以王仲舒任苏州刺史的年份大约是在元和十一年到元和十四年之间（816-819），宝带桥的始建年代也应该是在这个时间，而不是《太湖备考》中所说的元和五年（810）。 ▲ 王仲舒任苏州刺史的年份大约是在元和十一年到元和十四年之间（816-819），宝带桥的始建年代也应该是在这个时间，而不是《太湖备考》中所说的元和五年（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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