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不能代表区域经济学的方向：一个通俗的学科关系解释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十分红火，但许多区域经济学者正在为自己的专业掘墓，这听起来十分荒诞，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正在引导学生们用新经济地理学取代区域经济学，这会遗害无穷。

美国著名学者克鲁格曼于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许多中国区域经济学者将其奉为神明，连其与其他一些学者发明的新经济地理学也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许多人还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区域经济学的骄傲。然而，这些人没有系统地了解西方学术界的态度，也不知道克鲁格曼主要是由于新贸易理论而非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更不知道过分吹嘘新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区域经济学是有害无益的。

区域经济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地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在这个学科中有明显的地理学派和经济学派之分，而且两个学派互相不服。例如，在英国区域经济学界，来自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与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是区域经济学的旁门左道，而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才是区域经济学正根。正因为如此，英国的著名专业期刊《区域研究》才声称，自己的使命之一是调和英国区域经济学领域来自地理学与经济学两派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个杂志设定的这个目标是很难完成的。

地理学者与经济学者之间的相互嘲弄并不是由于学者们吃饱了没事干而喜欢干仗，而都是源于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地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存在巨大区别，两个学派的学者都希望区域经济学使用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这是不同学者群争斗不断的根本原因。

地理学采用的是归纳方法，而经济学采用的是演绎的方法。更具体地说就是，面对区域问题，地理学家强调对现实区域的描述与规律的总结，而经济学家强调用正式的模型推导出区域经济运行的规律。有人可能会说，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平共处不就没有争吵了吗？确实，纯粹的地理学者与纯粹的经济学者是不可能吵起来的，也就是说，当两者的研究是两条平行线时，不可能有交叉，因而会各自相安无事，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当两个领域的学者聚首区域经济学领域时，尖锐的矛盾就产生了：到底是依据地理学方法还是依据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学？基于对这一问题截然相反的回答，热爱自己专业的学者均视与自己专业在区域经济学这一领域竞争的对方为异类。

艾萨德创立的区域科学主张兼容并包，在区域科学领域有来自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与解决城市、农村或区域中存在的问题。但正是由于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区域科学在美国衰落了，具体表现是19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区域科学系被撤销，这标志着曾经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的区域科学开始在美国分化，聚集于区域科学领域的学者作鸟兽散，都回归了其原来的领域。克鲁格曼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再次让来自经济学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克鲁格曼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存在缺陷，即主流经济学长期是在无空间的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定下进行经济推理；经济地理、区位或区域经济分析同样存在缺陷，即都缺乏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技巧。这便是其创立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多读西方有关研究文献，则会发现，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自产生之日起，便遭到了地理学者的炮轰。克鲁格曼之所以将自己创立的学问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是由于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过时了。地理学家当然不服，你是新的，那么我们都是老的吗？新与老比，小孩子都知道新比老好，这等于是克鲁格曼对正统经济地理学的大不敬。因此，许多认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对正统经济地理学的污辱。于是，在西方地理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抨击克鲁格曼者，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恩·马丁等。在新经济地理学问世后，克鲁格曼每发表一篇新经济地理学文章，马丁教授几乎就针锋相对写一篇批判文章。这场大批判的具体内容我在公开发表的《区域科学的兴衰、新经济地理学争论与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载于《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3期）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作过多的纯学术讨论，只简要提及几个主要观点。

平心而论，克鲁格曼并不了解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自己也曾承认过。他如果不否认传统经济地理学方法，就不可能创造新经济地理学。他认为地理学的最大缺陷是缺乏为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正式模型，因而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适的区域经济解释模型——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这是其理论的最大特点。然而，正是这一创新遭到了地理学家们的无情嘲讽。剑桥大学的罗恩·马丁教授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有三个突出缺陷：其短视的理论观点、其沉湎于主流的数理经济学以及其忽视地理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科学院的乔舒亚·奥尔森也指出了克鲁格曼的三个缺陷：第一，克鲁格曼及其同伴忽视了关键的外部性；第二，地理经济学家狭义处理外部性导致不能很好地理解空间规模问题；第三，克鲁格曼等人过分依赖正式的数学模型。解释清楚这些观点需要较大篇幅，我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地理学者如此批评克鲁格曼及其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不是因为与克鲁格曼有个人恩怨，而是在努力为自己的学科争取在区域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那么，从区域经济学者的角度看，这场争论到底孰是孰非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搞清楚了区域经济学的使命，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区域经济学不是纯理论学科，是在区域差距扩大背景下产生的一门应用学科，其落脚点在于解决现实中的区域问题，而不是建立一套数学模型来解释现实区域分布。我曾经在课堂上称，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就是一个“双黄蛋”，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区域经济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具体的区域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方案，而这不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例如，你能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来回答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吗？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至少有两个缺点是致命的：第一，其构建的一套模型试图解释所有层级区域的问题，与现实不符。大到国际区域，小到一个县，都用CP模型解释，是不合适的，因为不同规模与层级的区域的运行机理可能不完全相同；第二，其所研究的区域只不过是几何区域而非现实区域，为了模型建立的需要，将区域模糊化是必要的，但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绝对不能模糊化的。你能将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视为一样的区域吗？不针对具体区域的研究对现实问题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说句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的话，如果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沿用克鲁格曼的研究套路，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就会完全经济学化，这对区域经济学将是一场灾难！区域经济学者怎么能在模型研究方面与理论经济学者竞争呢？区域经济学放弃面向现实区域问题的长处等于自毁长城，区域经济学向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靠得越近就死得越早，最终会被理论经济学生吞活剥。

当然，彻底否定新经济地理学也是不对的。新经济地理学有无数拥趸，说明其有过人之处。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来说，克鲁格曼指责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的观点应该得到掌声，克鲁格曼的符合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之一。因此，我多年坚持在课堂上带博士生与硕士生读克鲁格曼与其他新经济地理学学者的文章，吸收其长处。但无论如何，用新经济地理学引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要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就必须端正自己的态度，保持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我曾经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总结为三个方面，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现实的区域；应该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宜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也不宜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向；区域经济学必须注重理论与方法创新，但落脚点在于区域管理与决策。新经济地理学只能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区域经济学的根本。目前，中国存在大量的区域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区域经济学者应该为自己的专业而自豪，同时应该竭尽所能维护自己的专业。

1998年我曾经走访过英国的《区域研究》编辑部，在那我同编辑讨论过地理学与经济学在区域研究领域的争论。记得当年我向他们提出过一个协调两个学派的观点：在区域研究领域，地理学者专注于实体规划研究，经济学者专注于战略规划研究，可能会少些矛盾。现在想来，方法论是无法调和的。中国区域经济学领域有来自地理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但并没有激烈的冲突，这表明大家并不重视方法论分歧。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肯定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是正常的，但来自地理学领域的学者也跟着摇旗呐喊十分让人不解。当然，我写此文并不是希望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学领域挑起无端的学科对抗，只是希望无论来自哪个领域，区域经济学学者都应该维护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根本。

一名好学者，首先应该是其所从事的专业的热爱者与保护者，其次应该有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不幸的是，中国有许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自己专业掘墓者的角色。我将热爱与保护本专业放在研究水平之前作为评价学者好坏的标准，理由十分简单，你不热爱自己的专业，怎么可能是好学者？完全经济学化会将区域经济学领入死胡同，因此热爱区域经济学的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新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将其神化。

附画蛇添足的几句话：

中国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专业曾经在中国独领风骚，如今没落之相已显，这是我等十分不愿意看到的。我的专业在我的大学里遭遇到了十分不幸的对待，这是我最近几年不惜放弃自己的利益与恶学官争斗的主要原因。待到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复兴之日，希望后街晚辈们不要忘记了我这个为专业发展不顾一切与败坏学风的恶势力斗争的教授。当然，更希望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与学生正确对待新经济地理学，不能似西方地理学者那样全面否定，但决不能作为自己学科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