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方韬丨《左传》服虔注体例臆解

书目文献 2020-10-23

展开全文

《左傳》服虔注體例臆解[1]

方韜

方韜，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現供職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經學文獻、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獻及古籍整理。

內容提要：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是漢魏《左傳》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但服注過早亡佚，學界對其基本體例認識有限。本文通過挖掘《南齊書·陸澄傳》對服注基本體例的記述，同時結合《太平御覽》保存的服注片段文獻，對《左傳》服注的體例特點進行考析與推測。本文認為，由於服虔只注《左傳》，故服本《左傳》前後年自然相連，而相關經文在傳文注中。服虔重視經傳的敘事解釋關係，亦竭力化解經傳記載的歧異。但服氏注無法容納無傳之經的缺陷，可能是其被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取代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左傳》；服虔；杜預；體例；《太平御覽》

漢末服虔撰《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是漢魏時期影響最大的《左傳》著作。嗣後，又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並峙數百年。唐代統一經學，杜注成為官方文本，服氏注漸趨亡佚。但隨著經學研究風向的轉變，清代輯佚整理服注成為潮流。其中，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李貽德《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劉文淇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等最為知名。日本學者重澤俊郎後來居上，《左傳賈服注攟逸》更是《左傳》服虔注輯佚的集成之作。但是，清儒近人的輯佚有不少問題，根本性的缺陷是只關注服虔注文，對服氏經傳文本及服注的體例並不措意。

當代《左傳》服注研究更重視學術史的觀照，湧現出程南洲《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服虔之春秋左氏學》[2]、何晉《左傳賈、服注與杜注比較研究》[3]等優秀論著。不過，這些研究依然存在下列問題：其一，研究者往往賈服注合觀，致使服虔注的特點不彰[4]；其二，研究者徑用清儒的輯佚成果，但缺少對輯佚源的細緻考察；其三，分類逐條比勘服杜注對研究名物訓詁更有裨益，但若不合注文正文觀之，則不能全面揭示兩家注釋的意旨與特點；其四，服氏、杜氏所據《左傳》乃至《春秋》文本亦有差異，若僅據傳世杜氏《左傳》本去考察服虔注，無疑會產生偏差。

我們認為，重新考察清儒近人輯佚服虔注的文獻源尤為重要。今天看來，其主要文獻來源有二：其一是《左傳正義》《史記集解》《文選注》等古注疏的徵引，其二為《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等類書撮抄。事實上，這兩類文獻保存服注的方式有不小的差異。古注疏徵引的服虔注條目甚多，但很零散。譬如，《左傳正義》以杜預注為底本，孔穎達引服虔注的目的通常是為批駁服氏或補充杜氏。這種引用往往是選引，服注本身的完整性令人懷疑。但不容否認的是，《左傳正義》所引服注是從經學角度研究服虔注最重要的材料。《史記》不少內容據《左傳》而成，故裴駰等可引《左傳》服虔注來解釋相應的《史記》文字。但太史公對《左傳》文字頗有改易，為配合《史記》，裴駰等的徵引也會做相應調整[5]。因此，這類徵引文獻很難說是服虔注的原貌。同樣，李善等引服虔注是為詮釋《文選》中的《左傳》典故，大多也是據其所需的選引。通常這類徵引更關注服虔的訓解，與服氏《左傳》底本關涉不多，故其對認識《左傳》服虔注舊貌，揭示服氏《左傳》學的幫助有限。

傳世唐宋類書所存服注條目遠少於古注疏[6]，這與服注衰于隋唐亡于唐宋之際的歷史吻合。異于古注疏的零星徵引，類書撮抄的特點可能使《左傳》服虔注片段存真。類書所存服注條目以《太平御覽》最多，且萃于《太平御覽·皇王部·太子》卷一四六、一四七。尤為難得的是，該兩卷所引《左傳》文字皆為《左傳》服虔注舊本[7]。所引雖僅十五節，但不少內容局部完整，對我們研究服虔注本頗具意義。

十五節服注《左傳》出自《太平御覽·皇親部一二·太子》，是以《左傳》相關太子內容為中心的撮抄。這些片段分屬於《左傳》魯桓六年（2節）、桓九年、閔二年、僖五年、僖七年、僖三十年、文七年、文十一至十二年、襄十年、襄十九年、襄二十六年、昭十九年、昭二十六年、哀五年。可以說覆蓋了《左傳》早中晚三階段，具有代表性。據此來考察服注舊本，應有較高的可信度。故本文以《太平御覽》所引服注為中心，再結合《左傳正義》等的徵引，就服注本的體例特點進行考析。破碎臆測之譏所在難免，請大雅高明不吝賜教。為便於觀察，本文將《太平御覽》所引雙行小字服注處理為括弧內文字，特此說明。

一、服氏傳本前後年緊密相連

服虔《左傳》注的原貌，宋元以來的學者已不能悉知。所幸《南齊書》中透露出服注的某些特徵，我們可用今存服本片段與這些史料互證，力圖復原出服本的一些輪廓。《南齊書·陸澄傳》載有陸澄王儉的來信往答，是研究經學史的重要文獻：

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

“《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

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8]

這段文字信息量極大，《左傳》賈逵注、服虔注、杜預注皆有涉及。我們逐次分析。“《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國子學《左傳》用服氏注，但服虔不注《春秋》經文，故《春秋》兼用賈逵注本。眾所周知，兩漢以來，《春秋》《左傳》分別流傳，至西晉杜預始“分經之年，與傳相附”[9]，形成後世所見的經傳集解體。是故東漢賈逵有兩部著作，分別注釋《春秋》《左傳》，《隋志》著錄為：“《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10]陸澄所說兼取賈逵經，指《春秋》經用其《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而後文王儉答復說“賈氏注《經》，世所罕習”也指此書。在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流行之後，專治賈氏《經》注者已極少。不過，賈逵《春秋》《左傳》皆有章句注釋，學者自可配合起來研習。但服虔不注《春秋》，太元年間立服氏注，只能取賈逵的《春秋左氏長經》來配合。為何不取杜氏《春秋》經來配合服氏《左傳》注呢？由於杜氏集解經傳自成體系，故難以拆散。而且杜氏《春秋》經文亦與服氏《左傳》文頗有不協，也不易配合[11]。

我們知道，杜預集合經傳作解，《左傳》前後年的文字被《春秋》隔開。為便區分，杜預每年之首必書“經”“傳”以別之。對此，孔穎達《左傳正義》疏隱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云：“此經字並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也，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12]與杜氏集解不同，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只注《左傳》，顯然服注本無傳文被經文分隔的問題。故服氏本每年前亦無需加“傳”字相區別。我們可從服注本前後兩年的連接處觀察。今日所見證據僅有《太平御覽》卷一四六之例：

又曰：郕太子朱儒自安夫鍾，（自安，猶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立君，改立君，不周太子者。）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名也。一曰郕邦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為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13]

按，上文所引為《左傳》文十一年、文十二年內容。“國人弗徇”乃今本《左傳》（《春秋經傳集解》）文十一年最末文字，而“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正是文十二年《左傳》的開篇。可以看出，兩者緊密相連，並無經文的間隔。而《春秋經傳集解》“國人弗徇”杜預注：“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14]杜注“為……傳”往往指《左傳》為其後的《春秋》發傳。杜預集經傳作解，故極重視經傳間的聯繫。文十二年《春秋》：“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杜氏認為，文十一年《左傳》“國人弗徇”正為十二年《春秋》書“郕伯來奔”傳。而服虔只注《左傳》，故不及與次年《春秋》的關係。傳文前後年所述一事渾然一體，亦無需提示。

杜氏用《春秋》分隔《左傳》之跡仍宛然可見。《左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公之楹”。此為該年最末一句。而《左傳》莊二十四年首句云：“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當杜氏用《春秋》將前後年傳文隔開后，後文中的“皆”字無從著落。因為《左傳》文字本前後連貫，“皆”實指“丹楹”“刻桷”兩事。故杜氏注云：“並非丹楹，故言皆”[15]。而在服氏本中，這種問題是不存在的。

二、服氏本經在注文中

服虔未單注《春秋》，這就涉及另一問題：如何說明左氏是《春秋》傳呢？豈不正中今文家“左氏不傳《春秋》”的下懷嗎？事實並非如此。上文提到“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此言對理解服注中的經傳關係起著關鍵作用。“服傳無《經》，雖在注中”指出服虔《左傳》注本與賈逵《左傳》注不同，服氏沒有對應的《春秋》注本。但是，《春秋》經文卻出現在服氏《左傳》注中。這是什麼意思呢？試以《太平御覽》卷一四七引文為例說明。

又曰：許悼公瘧。（許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弑其君買”。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罪之，書弑告于諸侯也。）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原止之無惡，藥物不害，醫無以加壽，命有終。故曰，舍藥物可也。一曰，罪止非也。刺無良史。物讀為勿。止實孝，能盡心事君，舍藥勿以罪之。）[16]

按，上文見於今本《左傳》昭十九年。值得注意的是，服注“《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弑其君買’”即注中所見經文，與今本昭十九年《春秋》：“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全同。服虔在傳文“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後注出經文，而傳文所述許君飲太子藥卒與經書弑君內容完全對應。從敘事角度而言，經傳構成對應解釋關係。可是，傳文隨後通過“書曰”“君子曰”解釋了經書“弑其君”的原因，那麼服虔何不將經文置於此處注出呢？我們認為，服氏關注的是經傳間的敘事聯繫。由於後之傳文注文解釋了經文書法，故引經之後的注文“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全就傳文“飲太子止之藥，卒”而發，並未注經。而構建經傳集解體的杜預，不僅注傳，對經文也有解說：“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17]。

上引傳文言及經文書法，因此並不能充分說明服虔對經傳解釋關係的認定是基於敘事。不及經文書法的傳文顯然更適合觀察服氏學的經傳關係。幸運的是，《太平御覽》卷一四七亦有存錄：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服注：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服注：其身色赤而生毛也）。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按：此處筆者省略】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聞太子與佐期日中，）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失期佐。）過期，乃縊而死。（《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而之言，世子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18]。

按，上文見於今本《左傳》襄二十六年，此節首尾完整。服注“《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與今本《春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僅略去“秋”字，其他全同。服虔所引經文附于傳文“過期，乃縊而死”之後，本節傳文未及經文書法，經傳的聯繫完全以敘事為紐帶。由於傳文未闡發經義，服虔則解釋經文書法：“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而之言，世子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服氏認為經稱“宋公殺”是罪在宋公。而杜預注經：“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19]，認為經責父子雙方，服杜所解仍有差異。

服注對經文書法的解釋，在《左傳正義》亦有所見。僖四年《春秋》：“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杜注：“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睹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穎川縣也。”《左傳正義》疏杜注“屈完”至“縣也”曰：“……服虔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來者，自外之文，非別罪之所在……”[20]對比僖四年《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可知，經書“楚屈完來盟于師”而傳云“楚子使屈完如師”，經傳所述不同。而服注“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顯然就經書“來”而發，為經注無疑。

還需注意的是，服氏《左傳》注所引經文與今本經文亦有不同。襄十一年《公羊》經：“秋七月已未，同盟於京城北”。《春秋公羊音義》：“‘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21]。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指《左氏》即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本。徐彥《春秋公羊傳疏》：“《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22]。徐彥疏明確分辨了“左氏經”與“服氏之經”，前者顯然指杜氏《春秋》經。可見，服杜經文也有一定的差異。據服虔注引經體例，經文位置當在今本《左傳》襄十一年：“秋，七月，同盟於亳”之後，而服氏本《左傳》“亳”或當作“京”。

昭十一年《公羊》經：“仲孫貜會邾婁子盟於侵羊”，《春秋公羊音義》云“‘侵羊’二傳作‘祲祥’”[23]，顯然《穀梁》《左氏》經皆作“祲祥”。今本杜氏《春秋》經正作“祲祥”。徐彥《公羊傳疏》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字‘侵’字。”[24]徐疏明言“服氏注引者”即指服虔注所引《春秋》經文。而服本經文或作“侵詳”，與杜氏不同。據服虔注體例，引經位置當在今本《左傳》昭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之後，那麼，服本《左傳》“祲祥”或亦當作“侵詳”。由此可見，服本杜本不僅傳文文本有若干差異，對應經文亦有不同。惜乎服氏本經文亡佚殆盡，今日所見者僅冰山一角。

三、服氏本重視經傳的敘事聯繫

事實上，《左傳》解釋《春秋》的關鍵在於敘事。此與《公羊》《穀梁》頗為不同。服虔《左氏》注固有取二傳為說者，但並不意味著服氏忽視經傳敘事上的聯繫。我們知道，就敘事而言，某些《左傳》內容與《春秋》的對應關係可能並非在同年。因此，當服虔注所引經文與傳文非同年同事時，其旨在提示經傳敘事上的因果關係。例如《太平御覽·太子一》卷一四六：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按：此處筆者省略】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後，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身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雖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皋落戰，雖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曰備眾賢之言，以跡太子之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25]

按，上文見於今本《左傳》閔公二年。此節《左傳》服注《御覽》幾刪削殆盡，文末注中疑有衍文。“故《傳》”後不當有“曰”字，其後非《左傳》引文。值得注意的是，注中保存了對應的經文。服虔認為，傳文詳錄眾賢對話，意在追述太子的死因，而太子之死經文在僖公五年。考今本《春秋》僖五年云：“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可知服注唯略去時間。值得注意的是，此節傳文在閔二年並無對應經文，換言之，此為無經之傳。如眾所知，晉事僖二年始見《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注：“晉於此始赴，見經。”[26]那麼，服虔此注可能旨在尋繹與後之經文的聯繫，來減少無經之傳。事實上，僖五年《春秋》：“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有對應傳文。《左傳》僖四年載太子申生之死：“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由於《春秋》記在僖公五年春，為解釋經傳時間上的矛盾，《左傳》僖五年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是用“從告”說作解。而服虔注意到，《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皋落氏”一事與《春秋》僖五年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有因果關聯，此傳所述為僖五年經之鋪墊，故注出經文以提示經傳關係。這種經傳關係，即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謂“先經以始事”[27]。可見，服虔注中的經文不僅對應本年傳文，非同年經傳的關聯也在此列。

有時，服虔注釋《左傳》與其後《春秋》的因果關聯，不徑出《春秋》本文，而用“起本”一詞提示。例如，《太平御覽》卷一四六所引：

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伯曰：“高厚相太子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高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光起本也。）[28]

按，上文見今本《左傳》襄十年。服虔指出，“《傳》舉此者，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光起本也”，所謂“起本”者，究竟為經發還是為傳起呢？考襄十九年《左傳》：“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可知與服注所引者不同。襄十九年《春秋》：“齊殺其大夫高厚”，襄二十五年《春秋》：“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比較可知，服虔此處並非檃栝傳文而是為經起本。杜預亦在《左傳》“其將不免乎”後注：“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29]與服氏所言幾同。唯易“起本”為“傳”。值得注意的是，杜注“為……傳”的形式，孔穎達《左傳正義》隱元年解釋道：“凡稱傳者皆是為經”[30]，認為杜注稱傳者皆左氏為隨後的經文發傳。服虔所言亦為經而發，與杜氏義同而詞異。不過，“起本”在杜氏注中，也常為傳文間的因果關係而發。譬如，襄二十四年《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杜注：“為下吳召舒鳩起本。”同年《左傳》：“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31]。此事不見於《春秋》。可見，杜氏“起本”提示前後傳文間的聯繫。因此，孔穎達《左傳正義》認為，除了“為……傳”是為經而發外，其餘“張本”“起本”“起”之間差異並不大。故其說：“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可以看出，服虔對經傳關係的理解影響了杜預。而杜氏在這方面有更精深的探索。

四、服氏本重視解釋經傳的歧異

對於《左傳》學者而言，必須面對的難題就是《春秋》《左傳》記述的歧異與矛盾。不止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花了大量筆墨去解釋彌合經傳的不協，杜預之前的學者也同樣要正視這一問題。事實上，服虔不僅致力於尋繹《春秋》與《左傳》間的解釋關係，而且重視解釋經傳間的差異。不過，這些內容《太平御覽》似無保存，而在《左傳正義》的徵引中體現得很充分。以下，逐次說明。

其一，經傳記述有異，服氏既不據傳疑經，亦不尊經斥傳。文十七年《春秋》：“齊侯伐我西鄙。”杜注：“西當為北，蓋經誤。”[32]杜氏此注據文十七《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疑《春秋》字誤。《左傳正義》疏杜注：“經言西鄙，傳言北鄙。服虔以為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33]服虔調和經傳，以為齊伐魯兩次，先伐西鄙再伐北鄙，魯諱連續遭齊伐，故傳記再伐北鄙者《春秋》不書。服氏的解釋，雖然紆曲，但可使經傳各得其所。

再如，桓十一年《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注：“宋不書，經闕。”考桓十一年《春秋》：“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據傳可知，宋不書於經。杜氏篤信《左傳》，認為經有殘闕。《左傳正義》引服注曰：“服虔以為不書宋，宋後盟。”[34]服氏以為宋人後至，未及盟，故經不書。這種解釋顯然是為調和經傳記載的矛盾。

其二，解釋經傳的差異，服虔不追求條例上的貫通，多據經傳語境作解。襄二十六年《左傳》：“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杜注：“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左傳正義》疏傳文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陳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35]考襄二十六年《春秋》：“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經僅書弑君剽不及太子。據左氏條例，卿大夫被殺當書於經。而太子作為儲君，被殺不容不書。然杜氏經文無注，其傳注僅解釋衛侯剽稱子叔的原因，不及經不書太子事。故孔穎達認為，杜氏在此不注，當是依准“不告不書”說作解。但服虔注云“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認為太子較國君為輕，故經舉重略輕，乃據經傳語境調和作解。

襄三十年《左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杜注：“姆，女師”。《左傳正義》疏“宋大災”曰：“莊二十年‘齊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衛、宋、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36]按，襄三十年《春秋》：“五月，甲午，宋災。”杜注：“天火曰災。”此杜氏據《左傳》凡例解經書“災”字，但杜氏經注傳注皆未解釋經傳所述的差異。服虔認為經不書“大”，是由於伯姬坐待女師而災起，非災原本迅猛及人。孔穎達據莊二十年《春秋》：“夏，齊大災”杜注：“無傳。來告以大，故書”推衍，認為《春秋》書諸侯國“大災”者，皆是諸侯國告魯以大故。襄三十年《春秋》不書“宋大災”，亦是宋人不以大災告。杜氏此處雖無注，但孔氏疏解與杜氏經說一貫。因此，這些經傳不協之處，杜氏皆可依“不告不書”等條例作解，而服虔則據經傳具體情境隨文釋之，這也體現出服杜《左傳》學的差異。

其三，服虔還注意解釋經傳人名等細微的差異。襄十年《春秋》：“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襄十年《左傳》：“十年，春，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杜注：“壽夢，吳子乘。”《左傳正義》疏解云：“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37]儘管襄十年《春秋》未書吳王名，但襄十二年《春秋》云：“秋，九月，吳子乘卒。”經傳所記吳子名有異，故服虔從方言發聲的角度為之解釋，認為“壽夢”實為一言，與“乘”相同。事實上，在《左傳》注中，服氏屢屢用方言俗語來解釋傳文，這反映出服虔作為小學家不同于杜氏的知識趣味。

五、服氏本的缺陷：無傳之經的缺席

《南齊書·陸澄傳》提到“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陸氏所謂“傳又有無經故也”何意呢？前文已及，《左傳》服氏注中引對應《春秋》文，使有經有傳的部分形成對應解釋關係。同時，服虔也盡力通過尋繹傳文與非同年經文的聯繫來減少無經之傳。另一方面，《春秋》確有少數經文無對應傳文。那麼，這些經文服虔如何在《左傳》注中表示呢？缺乏對應傳文，經文無法附於相應的傳注中，這導致服注中的《春秋》經文殘缺不全。所以，“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若不用賈逵《春秋左氏長經》來補充，而專用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那麼無傳之經就無法呈現了。

從《左傳》學史上看，服虔將經文置於《左傳》注中，較賈逵分別注釋經傳，更便於讀者尋繹經傳的聯繫，值得充分肯定。但闕失無傳之經是服虔注的一大弊端。為解決服氏注這一缺憾，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集合經傳作解，對於這類無傳之經杜氏一律在相應經文後注出“無傳”兩字。譬如，隱公二年《春秋》杜氏本共九條經文，其中無傳之經就有兩條。如，隱二年《春秋》：“冬十月，伯姬歸於紀。”杜注：“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38]再如，隱二年《春秋》：“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39]可見，杜氏在注經時，首先交代經傳關係，再及其他。儘管仍無法改變無傳的事實，但經文的完整性有了保障。僅就經傳文本而言，杜氏經傳集解體較賈逵服虔本都有著明顯的優勢。因此，杜氏本最終後來居上就不足為奇了。

六、小結

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是《左傳》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對我們探究《左傳》學的發展意義重大。但材料的殘缺不全，嚴重阻礙了我們對服虔注的認識。本文通過史書記載與服氏注片段的相互印證，初步得出以下認識：1、服氏傳本前後年自然連接，無經文分隔，故不題“經”“傳”字樣以相區別；2、服氏傳注中載有對應的《春秋》經文，但需注意服氏經與杜氏經文字上的差異。有時，服虔會闡述經文書法；3、有時服氏注中所載經文與傳文並非同年，而是提示前後經傳的敘事聯繫，服氏用“起本”等術語提示經傳敘事的前後因果關係；4、解釋彌合經傳的歧異是服氏注的重要內容；5、服氏本附經文於傳注中的體例，導致了無傳之經的闕失，此亦服虔本的缺陷，這可能是其被杜氏《春秋經傳集解》取代的重要原因。總之，自劉歆引《左傳》解《春秋》以來，先儒在構建以左氏為中心的《春秋》學上進行了持續的努力，而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是其中的重要步驟。

注释：

[1]本文在201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召開的“經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得到郜積意、楊新勛、程蘇東等先生指正，特此致謝。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15FZW006）並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2]程南洲：《東漢時代之春秋左氏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3]何晉：《<左傳>賈、服注與杜注比較研究》，《國學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3-96頁。

[4]《左傳》賈服注的差異，孔穎達《左傳正義》已有所及，而在魏晉時期似更受關注。《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即為明證。

[5]可參拙文：《裴駰<史記集解>所見<左傳>古注淺析》，《古籍研究》第63卷，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282至291頁。

[6]譬如，《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孔六帖》等類書徵引服注大多不足10條。

[7]《太平御覽》卷一四六引《左傳》第二節：“又曰：‘九月乙卯，子同生’（服虔注曰：‘桓太子莊公同。’”）是以知所引為《左傳》服虔注本。又，清代諸輯佚家所據《太平御覽》版本雖有差異，但皆將此視為服虔注。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714頁下。又，《太平御覽》卷一四六、一四七疑其來源為更早的類書《修文殿御覽》等，待考。

[8]蕭子顯：《南齊書》卷三九，中華書局，1972年，第683至685頁。

[9]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春秋經傳集解》，《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上海書店，1989年。

[10]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28頁。

[11]程蘇東先生認為，東晉官學服虔杜預《左氏》學僅由一位博士執掌，而《隋志》著錄：“《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說明杜氏經、服氏傳注有配合的可能。

[12]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六），臺灣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30頁上。

[13]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715頁下。

[14]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九，《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上海書店，1989年。

[15]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上海書店，1989年。

[16]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716頁上。

[17]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四，《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上海書店，1989年。

[18]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716頁上。

[19]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十八，《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上海書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