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仿创作 “意仿创作”较集字法、演绎法和再造法创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意”字，而“仿”字乃为“意”之语境下的一种表达手段，是潜合于古意的创作，在“夺神抉髓”中使之“重开生面”。谈论“意仿”之前，不妨先说说“模仿”。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感到快感。”小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蹙皆易被小孩子模仿。《三字经》有言：“昔孟母，择邻处”。“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孟母见少儿孟子模仿“墓间之事”，便迁居；“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见孟子又模仿“炫卖之事”，便再度迁居；“复徙居学宫之傍，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孟母煞费苦心，几经搬迁，终于成就孟子“大儒之名”。模仿乃人之天性，学习艺术更需要培养模仿能力。毕如索也说过：“伟大的艺术来源于模仿。”通过模仿，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艺术技巧的精微细节，还原艺术作品本来的样貌。对于书法学习，刘洪彪先生提到：“书法作品与某碑某帖相像，笔法、结法准确到位，那是书家的前期修炼，是基础，是进入书道门径的先决条件。”书法艺术推崇“临摹”，面对古代碑帖，对其笔法、点画、结构的模仿学习，是学习书法行的有效之法门。对于书法创作而言，其重心偏重于“创新”，似乎不宜鼓励“模仿”。刘正成先生对当今的书法现象，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态度：“现在书法界有一个问题，就是模仿成风。”中国书协举办全国展览，反复强调拒绝和反对“剽窃”作品参展，对此，专家评委均表示坚决支持和执行“一票否决制”。笔者认为，“模仿”与“剽窃”存在本质的区别。“模仿”贵在学习借鉴，且没有将参考对象取而代之的主观意念；而“剽窃”和“窃取”则是为某种利益、非光明正大地将原本属于他人之物变成己有。“意仿”具备“模仿”的性质，同时，也融合主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之意。书法“临摹”至一定阶段后，学习内容自然会有所偏重。研习书法一直在“临摹—创作—再临摹—再创作”的交替中反复。通过“临摹”碑帖，在脑海中会存留许多原帖的记忆，自然就促使“创作”结果的发生。当然，在“创作”中会发现和突显“临摹”上的欠缺，于是，接下来的“再临摹”过程自然变得有的放矢，也更具实践性与目标性。作者通过“再临摹”的查漏补缺，“再创作”将更加成竹在胸，作品效果必将更加理想。初期，“临摹”偏重笔法、点画、结构的学习借鉴；中期，“临帖”注重篇中结构、墨法；后期，则对整体章法、气韵、风格等进行把控。对于即将进入“创作”的书家而言，“意仿”十分重要，它可以带领习书者由“必然之境”逐渐走进书法创作的“自由王国”。意仿创作，即选择一件某家碑帖，并按其章法、笔法、笔意、结体、特征，用另外的文字内容（字数相同或者相近）去意仿，它不但要求与参考碑帖单字笔画、结构上的形似，而且要保持其总体章法、风格的把握与再现。笔者节选自撰《中华西部赋》内容中的一部分，严格按照《白氏草堂记》的笔法、字法、结构、章法以及纸张的颜色等进行“意仿”创作，并且按条屏形式，以每条屏书写两行的布局等，尽可能让《中华西部赋选摘》保持《白氏草堂记》整体气韵和风格（见图一）。笔者在“意仿”创作《醉后草书歌诗戏作》作品时，将《白氏草堂记》条屏章法调整为中堂样式，使此作品基本上保持了原帖字数以及邓石如《白氏草堂记》的字体风格、结构等特点。单件作品的气息已经产生较大改变，这也间接证明“意仿”创作一旦脱离原帖章法样式，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见图二） 
总之，《白氏草堂记》作为邓石如晚年的篆书之作，行气整饬工稳、体势森严刚毅、韵味豪迈醇厚，整体上既充满了浓浓的古气，又洋溢着阵阵新意；既老成持重，又清秀洒脱，不失为临摹学习之极佳范本。临习邓石如篆书应当领会其自然书写之笔意，表现刚健婀娜之线条，强调“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之结构，追求雄浑古朴之风格，表达朴实自然之审美，等等。书法临摹的准确到位、功底扎实，无疑为自然过渡到创作夯实了根基。书家善于穿越时空，与字帖对话，从黑白线条之各种姿态中领略古代书家的智慧与高雅，以“广取博收”的宽容胸怀，将审美、修养、学问渗透到书法的创作之中。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人们欣喜地看到，无数有识之士，钟情笔墨，依附于薄薄之绢纸，让汗水与墨汁一如水乳交融，创作出一幅幅鲜活而有时代审美的书法佳作，使中国翰墨精神如不息湍流，汇成文明之海，波澜壮阔，万世永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