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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砚都 陆嘉伟 肇庆古称端州，由于盛产端砚，自古就有“砚都”之称。“肇庆”一名，也有着特别的意思，“肇”为伊始，“庆”指吉庆，寓意它是一个吉庆开始的地方。 我家住肇庆边陲，但离中心城区端州区很近，即使背井离乡多年，我对肇庆的熟悉感依然没有丝毫减弱，或许，是因为这里出产细腻温润的端砚；或许，是因为那一道穿流而过、最终汇入珠江的滔滔西江，总让人饮水思源；或许，是因为那里的裹蒸粽和七星剑花，一方水土滋养了独属广府人的口腹之欲；又或许，是源于年幼时的记忆，让游子与故乡的联系历久弥新。 七星岩牌坊是肇庆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仿照北京雍和宫的牌坊风格修筑，坐落在牌坊广场的正前方。牌坊广场在星湖的南面，而“岭南第一奇观”七星岩，就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沿着星湖四周蜿蜒分布。站在牌坊广场上，向前行，是繁华的市区，向后眺望，是峰林和湖泊。人站在其间，有种身处现代城市与古老自然夹缝的错觉。 翻开儿时的旧照片，那一张定格在七星岩牌坊下的合影，令我十分怀恋。父亲和母亲抱着我，三个人笑容灿烂，站在大理石台阶上，两侧是盛开的红彤彤的木棉花……脚边的台阶上，放着一袋苹果。那种塑料袋、苹果以及木棉花的红，是唤起我回忆、存于那个时代记忆深处的颜色，仿佛是一切故事的开始。 记忆中第一次巡游端州区，是在外地上小学时，学校组织的一次夏令营。端州区那些古老文明的风物，第一次被我们具体感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流转，终要回到游子的灵魂。 我们去的第一站是包公祠。包拯在端州任知州三年，为官清廉，即使端州盛产名砚，他离任时，也未曾带走一块砚台。为了纪念包拯而修筑的包公祠，古朴大方，庄严肃穆。那时我们天真地以为包拯只属于肇庆。其实，包拯在我国不少地方都曾留下为官的足迹，不过端州的包公祠规模位于前列。包公祠后来被毁，如今重建后的面貌更富岭南特色，正殿里的包公金身雕像，正对滔滔西江水，神情肃穆。 离开包公祠，我们又朝着宋城墙出发。出游前，我和小表哥商量了一个秘密计划：就是要从城墙上抠下一块墙砖，偷偷带回家当作纪念。可是，当我们看到巍然屹立的宋城墙，那些历经沧桑的墩台、雉堞，以及锈蚀的朝天门，我们的秘密计划，一瞬间，谁也不好意思再提了。历经900多年，宋城墙的主体和城周的完好程度，是广东仅有，也是中国少有的。 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独具岭南特色的建筑瑰宝，便是千年古庵——梅庵。当年惠能客居端州，于岗上植梅，后来一和尚为纪念惠能，于植梅处建庵。作为广东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梅庵的许多建筑，保留了宋朝的结构风格，是岭南珍贵的北宋遗构。我们穿行在赏梅廊，在千年的菩提树下闲逛，在六祖井边缘望着水中自己的面孔。无知的孩童，岂又真正懂得佛法之道，只不过生性好动，喜欢四处探寻。 如果岭南广厦用以栖身，那么岭南的传统美食则可以用来滋养内心。一种食物如果能够触及精神层面，也许更多是根植于记忆中的怀恋。 盛夏时节，在七星岩嶙峋的岩壁上，能看到一种攀缘植物，花状若漏斗，这就是七星剑花。七星剑花受清泉滋养，花开芳香。晒干后的七星剑花，是肇庆人最爱的煲汤材料之一。一朵采自七星岩的剑花，化为甘甜的汤水，成为盛夏里最天然的一道滋养。 但最触动我的食物，是春节期间才制作的裹蒸粽。清代诗人王仕祯曾赞叹：“除夕浓烟笼紫陌，家家尘甑裹蒸香。”裹蒸粽最重要的制作材料，就是在乡村里肆意生长的柊叶。之所以称裹蒸粽，首先凭的就是那股清香，那种只有柊叶才能赋予的清香。 我曾在小说《柊药》里，虚构了祖母碾磨柊叶服用，试图治病长生、自我复活的情节：“我的命都在这叶子里。”我是在表达一种情结。裹蒸粽是肇庆的代名词，如果有一天裹蒸粽消失了，恐怕传统的原生之力也会蒙上式微的阴影。 辞职后离开广州，我回到了肇庆。我的成长过程大多建立在离开肇庆，在外面寄居、流动、求学、工作和思忆这些事情上，未曾真正触摸这片水土的温度。在辞职一年余，我第一次完整地感受到这里季节的变化，看到门前的柊叶林是如何发芽、开花、繁盛，最后到采割的，也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包裹蒸粽，复活了小说《柊药》里描述祖母包裹蒸粽的整个过程： “祖母洗好叶子，一个人在屋里做裹蒸粽。把三张柊叶放在倒三角的模子上，然后放几张芒叶，添上糯米、绿豆和五花肉，用蕉藤扎紧。每做好一个裹蒸粽，她都要闻一闻，确认某种我们闻不到的气息。”经过半个晚上熬煮，从大锅里捞起粽子，解开柊叶，便能看见渗入糯米之中的那种自然的绿色。将裹蒸粽放入口中的那一刻，所有往事纷纷在味蕾复活，这也许就是传统美食的微妙意义。 如今归乡后，我不再是一个游子，却依然怀着游子的游思。那天，我站在星湖边，看着七星岩如同一道繁复精致的砚雕纹饰，装饰端州这块温润如玉的砚台。城如其名，肇庆将会像重和元年（1118年）易名为“肇庆府”时所冀望的那样，为所有生灵带来福泽和喜庆。 （作者系广东肇庆人，“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出版短篇小说集《角色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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