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尊严在海平面之上

海平面是指海面的平均高度，但就海平面这三个字来说，这是个虚拟的概念，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没有潮汐和海浪，全球的海面高度也不一样。不过类似计算统计这种行为，从来都需要基准值，所以海平面就被虚拟出来，并被指定为一个具体的数值。在中国，规定以青岛验潮站1956年统计资料所确定的，黄海平均海平面为全国统一的高程起算面，中国地图上所指的海拔高度就是从这个海平面起算的。

人是只能用肺呼吸的，所以我们所立足的基础就是海平面之上，那么如此说来，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海平面以上的高度是我们生来就拥有的，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人都生活在地面上。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在你的脚下刨了个坑，让你陷入坑里，立足点变成地面以下。而且，这个坑是如此的深，没过头顶，你只能看到徒然四壁，这让你绝望。不过幸好，这个刨坑者给了你一个板凳，垫在脚下，这样刚好能探出脑袋，看到四周的景色。那么，问题来了，你会不会因此对这个刨坑者感激涕零呢？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六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经过斯德哥尔摩警方六天的营救，歹徒被制服，人质获救。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人质不但不感谢警方，反而充满敌意，他们全部偏袒绑匪，甚至于积极营救这两个绑架他们的罪犯。这一事件最后变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课题——“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叫“人质情节”，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现象。具体表现为随着被伤害时间的延续，被害人往往会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崇拜感，甚至协助其加害他人。这种现象在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人质案，2011年的洛阳性奴案，1998年的奥地利娜塔莎·卡姆普绑架案，1974年的美国帕蒂·赫斯特绑架案等一系列著名的绑架、人质、囚禁案件中都有出现，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发现，这种现象非但不是个例，而且还相当普遍。例如洛阳性奴案中的受害者会帮助绑架者杀人，娜塔莎·卡姆普案中受害者甚至终身怀念自杀的绑架者，帕蒂·赫斯特更是加入了绑架她的犯罪分子团伙，协助这些罪犯抢劫银行，甚至不惜与警察发生枪战。那么这些受害者到底是因为什么会与伤害她们的罪犯亲近呢？她们是怎么忘记这些加害者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剥夺了她们最基本的为人的权利的呢？

这就要说到“人质情结”的心理机制过程。人性所能承受的恐惧是有极限的，当人遇到强大的加害者，这个加害者随时可能加害自己，随时能够加害自己，而且这种被害的恐惧无法排解，痛苦、压力和焦虑达到一定程度，人的心理保护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将不良的刺激转化为良性的刺激，合理化所受的的伤害和痛苦，压抑、遗忘甚至升华内心的创伤。例如受害者会把把生命权受控于加害者的事实合理化，这样受害者被允许喝一口水，被允许上了一次厕所，在受害者的感觉里，都会变成加害者对他的慈悲。于是施暴，就这样从恐惧变成感激，从感激变成崇拜，从崇拜变成维护。人性中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有人形容的更加直接和形象——这有助于我们对这种恐怖现象的直观认知——人就像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样，也是可以被驯化的。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心理学研究我们按下不表，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我们注意。成语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若要控制你，必先给你一些使你不舍得失去的东西，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事实上是，即使是这种阴险，都显宽容，因为它至少准备额外给予你，而真正毫无底线的手段，则是控制和剥夺人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权利，就像地平线之下的坑洞——突破人的最基础的底线。这种用暴力手段，通过剥夺的威胁，将人的最基本需要，异化成人的最高追求。其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或者根本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而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来俊臣写过一本奇书——《织罗经》，专讲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构陷忠良。这本书可能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本论述如何制造冤狱的经典，是一本如何施恶的诡计大全。它教其党羽，如何以织密手段，通过栽赃陷害、罗织罪名、行刑逼供，以尽可能剥夺人所拥有的基本需要为手段，控制其心绪和行为。按照《织罗经》的理论，当一个人被剥夺至极致，使其求死不能时，酷吏们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口供，然后随心所欲，引导攀咬，扩大牵引，这其中的诀窍就在于剥夺一切。例如有一种酷刑名叫“贴加官”，是用桑皮纸盖人脸，喷水（据说也用烧刀子），让桑皮纸受潮发软贴服，隔绝空气，让人犯在窒息中挣扎，行刑者以剥夺人呼吸权利的方式，达到目的。而呼吸，却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据说连一代名相狄仁杰也经不住如此折磨，自认有罪。

人性中本就有其弱点，例如“趋利避害”，人贪图舒适的恶习是没有底线的，往往越是恶劣，越是堕落。十七世纪开往新南威尔士的囚船上，女犯们为了一小杯威士忌，就会出卖自己的肉体。人的这种心态有时候会达到非常荒谬的地步，例如贪官落马，总有人遗憾曰这人其实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收钱，但他是真给办事。记得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某员工根据规定请探亲假，办事人员无故不许，于是请假者大哭，说真有困难，办事员不耐其烦，许了，于是这请假者感激涕零，说还是好人多。这简直荒谬之极，要知道，根据规定，合规休假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止，但是员工享受自己合法的假期却需要某人的恩赐，员工还得为拿回自己的合法权利表示感谢，这难道不荒谬吗？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善于妥协，一间屋子如何你说要拆掉门窗，其他人断然不许，但是如果你坚持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让步，同意你拆掉门窗了。可是，这种妥协恰就在于贪图安逸的让步，通过权利的让渡而让步，随着步步紧逼，这种让渡将人性和伦理逼到墙角，将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驯化，被囚禁，被堕落，被变成野兽。

以这种思路，很多貌似的真理，其实也经不起推敲。

中国自古有条人人皆知的“真理”——“民以食为天”，人人奉为圭臬，却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句话所造成的极大限制。何为“食”？“食”即基本的生理需要，代表了作为活物最低的要求——维持自己的生命，本质上说，“食”既不应是最高追求，也不应蕴含任何高级哲理，那只是所有生物的共同点，是生命的底线。若人以食为“天”，那么狗呢？猪呢？羊马牛这所有的畜生呢？难道它们不是以“食”为“天”？如果以此作为为人的标准，拔高至“天理”的程度，难道不是对人类这一自诩懂得思考的物种的亵渎吗？

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存在这种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被让渡、被失去所造成的问题。例如人如果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一定是体面的老去，有的老人所恐惧的老无所养，其实是对不体面的担心。中国人一辈子都在靠别人，有能够依靠的得力靠山，或是拥有能够与别人交换的资源和能力，这一般被中国人视为成功的标志。但是大多数老人的衰老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对社会资源的丧失，所以老人逐渐丧失了与别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于是一种凄凉和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中国人说老小孩，谓人老了与孩子就越发相似了，为何呢？我总怀疑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胡搅蛮缠的撒娇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面对高高在上的父母的一种应对手段。就像“好男不与女斗”是高高在上的男权面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的胡搅蛮缠一种无奈。当老人失去了一切之后，他们开始处于弱势，类似胡搅蛮缠的原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或者我们再换一种说法，在中国，弱势者似乎都偏向于用胡搅蛮缠的方式维护自己。

再例如父母对不听话的孩子的怒斥：生你养你，给你吃饭给你穿衣，却如此不知感恩。殊不知，这等于剥夺了孩子的权利——养育。父母养育的责任，孩子受到养育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是父母的恩赐，这一点上父母根本不具有选择权，单从法律而言，若父母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那是违法的。理论上来说，被养育既然是孩子天生的权利，那么孩子就没有义务因此感恩父母。而如果从一个人的尊严来说，如果连养育都来自于别人恩赐，那人与宠物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人，有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根本不应该来自于努力和交换，更不应该被剥夺。一个人如果要活的有尊严，首要的就是不能失去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就像一个孩子，倘若永远是欠父母的，永远要在父母面前低下头，那他怎么可能在艰难险阻面前昂起头？他又怎么可能实现有尊严的个体独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