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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名句，和一系列爱情诗、无题诗，成就了李商隐与杜牧合成“小李杜”、与温庭筠合成“温李”的诗人地位。 李商隐的诗以哀婉、深情、悲切、凄美见长，在晚唐诗作乃至整个璀璨、浩瀚的唐诗海洋里，若论唯美，李商隐的诗是有足够的实力傲视群豪的。 作为诗人的李商隐是成功的，作为政客的李商隐却是令人心酸的。因为莫名其妙陷入来自唐朝权力核心的“牛李党争”，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就科举入仕的李商隐一生屈郁终生、壮志未酬。 俗语说“时来顽铁生辉，运去黄金失色”，李商隐无疑就是后半句话所描述的典范。估计在人生最为失意、彷徨、焦虑的日子，李商隐念叨最多的并不是诗句，而是“时也，命也，运也”的哀叹。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真正的强者绝不会轻易服从命运的戏弄。恰好是官场失意、人生波折的经历，却成就了李商隐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杰出成就，并由此成为一个“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 李商隐的祖籍是现在的河南省沁阳市，到李商隐的爷爷李俌的时候，举家迁移到了今天的河南省荥阳市。但总体而言，李商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但李商隐的“祖师爷”地位，却和另外一个地方扯上了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商隐一生活了45岁，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这里开始，就将人生的大多数时光献给了“私人秘书”这个特殊的岗位。王茂元的任所在今天的甘肃省泾川县境内，他既是李商隐的第一任上司兼雇主，也因为工作关系而赏识李商隐，不久之后变成了李商隐的岳父。 今天的行政制度和官员编制体系里，秘书也是公职人员，是协助领导办理一般性业务、写作往来文书、处理机要事务的岗位。但在古代，各级官员的秘书并不是公职人员，也不能享受朝廷俸禄，只能由官员自己掏腰包雇佣。这类由官员自己出钱雇佣的“私人秘书”的正规称谓叫做“幕僚”。 事实上，幕僚这个职业兴起非常早，当时的一些贵族、高官、豪门，都会注意搜罗并且聚集一些能为自己所用的人。一来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名；二来可以储备人才，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国时期名气非常大、个人影响乃至可以波及当时的“国际局势”的“战国四公子”，手下就曾经豢养过很多门客。豢养门客最多的，当然属那位相传有门客三千的孟尝君。 豢养门客显示的是主人的人格魅力和社交手段，但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财力。这些门客里，既有奇人异士，也不乏滥竽充数、清谈混饭的。秦汉之后，由于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皇权开始向中央高度集中，私人大批豢养门客既受到了财力限制，也为历代朝廷所猜忌。所以豢养门客的行为逐渐被雇佣幕僚的行为所替代。 从门客向幕僚的转变，不仅仅是人数规模上的由多到少的转变，重点反映在人才结构、质量的变化上。豢养门客，讲求的是多，既然数量是前置条件，所以在质量上就不甚苛刻。门客包罗万象，各种出身、“专业”、行业、特长的人都有。但凡有特别之处，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只要当事人有意愿、主人也包容，就能成为座上宾。 但幕僚的招聘则更多从一些参加过科举考试，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甚至功名在身的人中选拔。一方面这是因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使得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雇主招聘幕僚的主要目的是从事一些文书拟写、账目管理、事务协理等“文职”工作。所以幕僚中以文人为主流，很少看到武士的影子。 李商隐一生的短暂时光，除了吟诗作文，就是替人“捉刀”，扮演一名幕僚的角色。事实上，李商隐的父亲李嗣也有过幕府经历，也就是做过高官的幕僚。但后世人却把幕僚的儿子，尊作了幕僚行业的祖师爷。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估计有两个：一个是李商隐在文坛上的名声更加响亮，在后世的知名度更高；二是李商隐的命运更加让人感觉屈郁和波折一些，才华横溢却无法施展，能力和地位、才华和功业之间的巨大落差，更容易让人心生同情、惋惜等种种情愫。怜惜之余，“追加”一个“开山鼻祖”的名号，似乎对李商隐而言也是某种哀荣或者补偿吧。 到了明清时期，幕僚这个职业称谓被“师爷”一词替代，“开山鼻祖”是河南人的这个职业，却与“绍兴”二字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缘分。江浙地区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蟾宫折桂、独占鳌头者，江浙地区的人占了多半。但“状元之乡”的名气似乎没有压过“绍兴师爷”的名头。 “绍兴师爷”几乎成了这个职业的标配，谈起师爷，似乎唯有来自绍兴的才正宗、地道、够格，一个官员能够聘到一个籍贯绍兴的师爷，似乎也实力、威望、面子的象征。 在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雍正王朝》里，雍亲王胤禛的幕府里就有一个名叫邬思道的人。这人沉稳老到、思虑周详、谋划深远，满肚子的谋略和计策，帮助胤禛在“九子夺嫡”的残酷斗争中，洞悉先机、借力打力、步步为营，逐步转劣势为优势，最终摘取了继承皇位、登上大宝的胜利。 邬思道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却是典型的“绍兴师爷”。二月河也就是利用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诠释“绍兴师爷”这种特殊的职业现象和地域特色。现实中的李商隐，虽然在谋略上比不上文学家笔下的邬思道，但他们的职业渊源同出一路，而且李商隐显然是祖宗级的“师爷”。虽然李商隐并非绍兴人。 “绍兴师爷”这个响当当的名头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很多文献和事实支撑。明清两朝，来自浙江绍兴的师爷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各级官府、大小衙门。清代有个叫龚萼的人曾在《雪鸿轩尺牍》中写到：“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龚萼就是绍兴人，他在文章中就说：“我的家乡干师爷这行的，不下一万家”。当时的人口基数并不大，即便按照一万的数量计算，绍兴师爷的数量之多、在同行业从业者中占比之高，堪称全国之首、行业霸主。 绍兴因为盛产师爷，所以就诞生了很多行业专家。除过前面所说的龚萼的《雪鸿轩尺牍》，同样成书于清代的还有《佐治药言》《秋水轩尺牍》两本书。《佐治药言》的作者是汪龙庄，《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地道的“绍兴师爷”，他们将自己的从业经验加以总结和升华，其著作堪称“师爷教科书”和“从业指南”。 从门客、幕僚到师爷，不仅仅是称谓、从业形式发生了变化，特别“师爷学”专门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行业在经过萌芽和成长阶段之后，以丰富生动的具体实践为基础，理论开始完备且自成体系，彻底完成了“开宗立派”的任务。可见，虽说李商隐是师爷的“开山鼻祖”，但真正完成“创派”任务并且确立“江湖地位”的却是浙江绍兴人。所以“绍兴”二字才是师爷的“道地产品认证”的关键词。 从门客到幕僚、师爷、秘书，这个职业虽说是一个表面上看不甚威风显赫的职业，但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乃至今天的社会里，这个职业始终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存在。他们不能出头露面，但却拥有幕后操作的手段和机会；他们没有权力，但却无限接近权力；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并不代表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能直接决策，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决策。 在古代的官府衙门里，师爷可以按照特长分工担任钱谷和刑名师爷，直接办理一般性事务，还可以充当智囊，为雇主出谋划策。反映在今天的职业划分里，秘书分为行政秘书、机要秘书、生活秘书三类，几乎形成了对领导者的“全方位”包围。 绍兴为什么盛产师爷呢？这与绍兴的地理特征和人文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江浙特别绍兴一带水域丰富，水上谋生、作业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动荡而漂泊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地区的人习惯流动、敢于冒险、乐于开拓的区域性格。相比那些安于保守、难离故土的人，这里的人更愿意去他乡、远方寻求诗、美酒和梦想。 江浙地区自古文化积淀深厚，文脉深、文风盛，是一个文人才子层出不穷的地方。明代以后，这个地区人口数量激增，守住故土的负面效应就是必须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从业、创业甚至谋生压力剧增。这就逼迫一些绍兴人就不得不外出。这些外出的人里面，不乏一些曾经考取过功名的文人，或者那些虽有一定功名，但政治前途黯淡或者从政机遇不好的人。动笔、动口、动脑的谋生方式显然比当苦工要轻松、体面，而且收入高一些，所以进入官员的幕府，成为一个师爷，对于这些有才之士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职业选择。 绍兴人性格沉稳，头脑灵活，办事谨慎，善于谋划。清代曾经流传的一首词里说：“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就是称赞那些来自绍兴的师爷们擅长谋划和权谋。有文采、有头脑、会办事，这诸多特点集于一身，很快让来自绍兴的师爷“核心竞争力”激增，在上司那里“高看一眼”，进而成为行业翘楚。 单靠品牌效应，估计“绍兴师爷”也不会成就和持续拥有“江湖霸主”的地位。当最初的来自绍兴的师爷们闯出了一定的名号和地位之后，他们又会通过地域、亲缘等各种关系，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培养、带动、扶持更多地符合职业要求的绍兴人进入这个队伍。 当规模优势形成，干师爷这个职业的绍兴人遍布各地各级官府衙门以后，这些“绍兴师爷”就逐渐显现出“抱团发展”的倾向。他们利用位居核心部门的优势，互通消息、互相帮衬、互为援助、结为朋党。对于雇主来说，雇佣一个绍兴师爷，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信息畅通、办事顺遂的师爷团；而对于那些非绍兴籍的同行来说，这张无形的网络就成了排除异己、一家独大的强大武器。 随着清朝的覆亡，封建官僚体系走出了历史舞台，新型的行政、司法体制逐渐成长和完善，这也为师爷这个特殊职业完结敲响了丧钟。清末以后，包括“绍兴师爷”在内的师爷在中国大地上消声觅迹了。虽说在职业特点、服务性质上，今天的秘书和古代的门客、幕僚、师爷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师爷文化特别是“绍兴师爷”耗尽心血撰写的那些“师爷学”著作，对于今天的人们研究秘书文化、做好秘书工作，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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