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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 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 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求源。 有人曾经请教一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他提出四个理由：第一，中国学者相信阴阳是宇宙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则。第二，他们相信金、木、水、火、土， 五行是构成宇宙的五大要素，并把这种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应用到人类生活以及医药方面。第 三，中国人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精确计算的大敌。第四，中国学者不肯用手，鄙夷 体力劳动。 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学就能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东西。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 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的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 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 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他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 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 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和中国天文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 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 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官觉有时会故弄玄虚；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柏拉图坚主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 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泼的思考。柏 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 础；亚里士多德把他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务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觉所得知识的真实性。他并有惊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这种理智力几乎在任何学问上都留有痕迹。他认为正确的知识不但需要正确的运用理性，同时也牵涉 到官觉的正确运用；科学的进步则同时仰赖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从应用 数学演绎出若干通则，研究与探讨这些原则是一种心智的锻炼，他便由此训练出一种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凭着这种训练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觉的正确运用，他创造了一套成为现代化 科学基础的知识系统。使西方思想系统化的逻辑和知识理论也同是这种理智锻炼的产物。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 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 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 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 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 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在这种学问态度之下，查问地球就惊绕日而行，抑或太阳绕地球而运行，原是无关痛痒。再说，我们何苦为沸水的膨胀而伤脑筋？瓦特实在太傻了！我们中国人倒是对沸水的嘶嘶声更感兴趣，因为这种声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调。那该多么富于诗意！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 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 伤脑筋毫无好处。如果你家花园里的苹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飞，那倒可能使中国人 惴惴不安，认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难。彗星出现，或者其他习见情形失常，中国人就是如此 解释的。只有牛顿这种人才会从苹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 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 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 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我们曾经建造长城和运河，也曾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我 国建筑式样的宏丽，我们的宫殿和庙宇，都曾获得举世人士的激赏。这些工程足与世界上最 伟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并不是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无论如 何伟大，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知道现代工程技术输入以后，才见转机。如果没有纯粹 科学，现代工程科学根本无法达到目前的巅峰状态。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曾是全世 界普受其利，但是发现火药爆炸的膨胀原理，把这原理应用于废水，并进而发明蒸汽机的， 结果还是西洋人。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 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 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 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根据逻辑思考，而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精密的系统的训练。这 缺点已经反映在中国哲学、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余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现代科学的光明和工业社会的福利以后，这种缺点在中国已经更见显著。 除了重实际以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 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希腊人在物理学 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测，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测。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 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范围。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 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证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 如何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惟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 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 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 作深入的探讨。 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 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 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你？”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留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 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 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 不断的发明和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 的实用价值。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建立了兵工厂和轮船码头。他们附带翻译了基本科学的书籍。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运行或者是地球绕太阳运行，他们仍未感觉兴趣。在 他们看起来，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谁绕谁转，对人都没有实际的影响。三百多年前耶稣会教士把天文数学传到中国时，学者们马上发生兴趣，因为这些科学可以纠正当时中国日 历上的许多错误。不但计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历，就是播种收获，日历也是不可或 20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 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 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狗咬死，小虫碰 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眯眯虫。”这已经足够证 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 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 下面就是他们道德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 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眈眈的列强吃掉才行。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 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 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和五行等观念显然是从直接观察大自然得来，拿这些观念来理性化宇宙的变幻和人 类的行为已经绰有余裕。我们不必做精密的计算，更不必动手。我猜想，中国学者如果有兴 趣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宁愿去制作实用的东西，或者美丽的艺术品，而不愿在科学实验里从 事试验。大家仍旧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思想，去行动。磁针永远是指向磁极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自然不是纯粹科学的园地。不过中国已在慢慢地、不断地改变她的态度， 她已经从运用科学进而研究纯粹科学，从纯粹科学进而接触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后终于切实 修正了她的心理状态。 我们已经在道德宇宙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长满科学与 发明果实的理智的宇宙。 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已经使大自然有了新的价值，从此以后，大自然不再仅仅是道德家 或诗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纯粹科学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宇宙不仅 是我国先贤圣者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 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 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 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 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 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园将被毁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 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我想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在相反的一面，把中国的学问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对现代科学世界提供重大的贡献， 希腊人研究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结果就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建筑、医学和实用植物学的初 步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 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以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 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 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 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 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 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希腊思想是不为人世 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 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思想在科学上 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 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锋，在我童 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 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 国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不错，我们发现故事的墨子也有过科学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学体系中无关紧要的一部 分，这些科学思想只是行星的卫星，墨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仍旧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 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移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 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 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中国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扬弃了迷信和那些对大自然 似是而非的推断，经过理智探究的考验，并受到社会科学结论的支持，这些结论是根据对社 会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忘记中国旧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地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书五经、一般文学、 雕刻、音乐、家庭、戏剧、神佛、庙宇，甚至玩具，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 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 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 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一片新的知识原地将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 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 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 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蒋梦麟（1886年－1964年）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孟云飞转编自《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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